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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儒士（第2页）

王懿荣对殷墟第一批甲骨文的收购价为每字二两银子。如以清朝大米价格为参考：大米一石，贱时二钱三钱，贵时三两四两，取清乾隆年间江南平均米价（每石一两五钱银子）与今中等粳米米价（每斤1。6元）参照，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约与今天192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但据《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条载：“一品岁支银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31两有奇。”又“京员例支双俸”，即中央国家机关和在京地方官员在基本工资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称“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由此可见，时任国子监祭酒（从四品）的王懿荣年俸不过二百余两。因此，王懿荣收购甲骨文，诚可谓不惜重金。

就在王懿荣在菜市口的药铺里收购到刻有甲骨文的龙骨的同时，据王懿荣之子王崇焕所编辑的《王文敏公年谱》记载：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人（多认为是范维卿）一干人等，携带龙骨进京，被药铺掌柜引荐到王懿荣府上。王懿荣视为瑰宝，以每板银二两如数收购，并且当即为范姓古董商等人每人题写了一副对联或条幅以示感谢。翌年春（清光绪二十六年），范姓古董商又带来了800余片“龙骨”，其中还有一片居然刻有52个字。王懿荣照例全收。此后，又有古董商赵执斋登门，携带数百片甲骨，王懿荣亦全数收购。于是，王懿荣高价收购甲骨文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纷至沓来。很快，王懿荣便收购了甲骨1500余片。

另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所载：“依据不同记载，王氏一共买过三批甲骨。第一次，己亥年秋，范（维卿）估以十二版甲骨售于王氏，每版银二两。此据范估1914年所言。第二次，庚子一九零零年春，范估又以八百片售于王氏，其中据说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五十二个字。”

延伸阅读

关于这位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人，后世考证，多以为范维卿或范维清，字号有维卿、寿轩、守轩、春清等。

据《山东潍县志稿·人物艺术本》传载：“范春清（范维卿），一字守轩，范家庄（今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符山镇范家村）人。好贩鬻古器，与弟怀清游彰德小屯（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得商爵一。翌年复往，屯人出龟甲相示，春清以钱数千购四十片，去京师，谒王文敏懿荣，见之惊喜不置，曰：‘君等真神人也，何处得此？’以厚值偿之。春清家小康，有田四十余亩，以好购古器，**其产。懿荣及刘鹗、端云诸公，皆器重之，而甲骨文始显于世。”

可见，这位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人亦是甲骨文发现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但是，由于古董交易自古以来的私密性，范姓古董商人其人及王懿荣收购甲骨文的交易过程早已不为人所知。王国维在《二三十年中国新发明之学问》一文中便说：“初出土后，潍县估人得其数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荣。文敏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

事实上，在现代考古学兴起并传入中国之前，由金石家和古董商人构成的古董收藏、研究组合一直是“证经补史”的重要途径。时至今日，当年由他们经手贩卖、收藏和研究的文物中，有很多已经成为了博物馆中的镇国之宝，为世人所熟知，可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和人，却飘扬在了历史的烽烟中，鲜有人知。

此外，关于古董商与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种小众的观点认为，甲骨文的发现地在天津而非北京。据传，同年秋，古玩商范寿轩至天津金石学家王襄家中，说河南有一种刻有古代文字的龙骨。此时，天津书法家，也是后来的甲骨收藏家孟广慧也正好在王襄家做客，于是二人立刻到范寿轩处观看有字的龙骨。但是，因范寿轩以奇货自居，索要高价，王襄无力购买大片龟板，只购得少许碎片。甲骨文由此重见天日。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懿荣最初发现的甲骨文不是购自菜市口中药铺，而是直接取自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人之手。据传，范姓古董商与王懿荣因均为山东同乡，系旧相识。其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到王府上，带来3件青铜鼎，请王懿荣鉴定后，取出一些碎骨片，说是“龙骨”。王懿荣因早前服用过“龙骨”，闻其名却不见其貌。待范走后，王懿荣才摆弄这些“龙骨”，他不仅发现了“龙骨”上的刻字，而且还用这些碎“龙骨”拼出了两三块完整的龟板，也就是龟的腹甲，从而发现了甲骨文。

自甲骨学兴起之后，甲骨文发现的过程被渲染了越来越多的戏剧性因素。但事实上，真正富有戏剧性的该是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的人生。

据其子王崇焕编辑的《王文敏公年谱》云，王懿荣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发现并开始收藏甲骨文后，曾经对龙骨上的书契甲骨文做出过基本的判断：龙骨上所刻划的是篆籀之前，即早于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更古老的文字，他认定这种文字是殷商之物。然而，在不惜重金收藏甲骨文，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断代之后，王懿荣尚不及深入研究并留下相关著述，竟于翌年壮烈殉国。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英、俄、美、意、日、德、奥等八国侵略军2000余人由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在天津塘沽登陆，向北京进发。慈禧太后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下诏书与八国联军宣战。在慈禧太后宣战前夕，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朝廷颁布上谕：着派兵部侍郎李端遇、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兵勇，严密稽查，加强巡逻，城门出入，要按时开闭，以保京城安定。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晨，日俄侵略军进抵北京城下，向内城的东直门、朝阳门发动猛攻。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勇抵抗，打死、打伤300余人。同日中午，英、美侵略军抵达北京外城的广渠门、东便门。由于此处守军大多前往内城助战，英、美军乘虚攻入。是日晚，日、俄侵略军也攻入北京。当夜，王懿荣听到洋兵攻打东直门的枪声，发愿：“吾身渥受国恩，又膺备卫之责，今城破，义不可苟生。”次日晨，王懿荣获悉慈禧太后率光绪帝及王公亲贵已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西出逃。于是，他写下绝命书：“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为近之。”（绝命书为楷体，落款署名“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原件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懿荣写罢，先后吞金、吞铜钱、服毒自杀。均未能速死，后于锡拉胡同寓所内，携夫人谢氏、长媳张氏投井，自尽殉国，终年56岁。

王懿荣的人生及其甲骨文的发现史仿佛是一个关乎儒家与中国历史的双重隐喻。

寒窗苦读、宦海沉浮。他于清光绪十年二月（1884年3月），倡议“安民必选察吏，治吏以廉为先”的政治清廉，连上《请复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尚书〉并行疏》与《更定京员津贴银两名目疏》两道奏疏，并在一世士风、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坛，一生清廉自守、以身作则；他关心黄河水利，于同年三月上《请速开马颊分减黄流以弭东患而卫畿辅疏》，为主分忧，以民生为己任；清日甲午战争期间，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忧心于抗日前线，主动奏请回籍办理团练以保境安民；而庚子国变之时，他一介文官又出任京师团练大臣，最终携亲眷投井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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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一位来自福山的农民拿着一个声称从地里刨出来的翡翠鼻烟壶走进烟台文物店收购部询价。在农民走后，文物店的工作人员王书庭和张君佩觉得此事重大，便立即报告给了烟台博物馆的史征夫、李经章和李步青。三人马上想到了烟台福山是王懿荣的故里，因此高度重视，并着手调查。原来，福山古现李家村在平坟整大寨田的时候，挖开了王懿荣次子王崇烈的墓穴。墓穴中，遗体的胸部放有一块刻着四五十个字的“骨头”，遗体手中抓着的则是这个翡翠鼻烟壶。而这正是王懿荣生前，慈禧太后赏赐给他的。

然而，村民并不知道那块刻有文字的“骨头”是珍贵的殷商甲骨，竟将骨头当做“四旧”砸烂了，如今只剩下这个珍贵的翡翠鼻烟壶，作为辗转存世的王文敏公遗物，保存在烟台市博物馆内。

王懿荣临危受命，用生命践行了儒家杀身成仁的至高理想。他生前深受光绪帝信任，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被光绪帝亲圈，出任起居注官（内廷侍从皇帝并掌管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同时，他还深得慈禧太后宠信，慈禧太后赏赐给他的翡翠鼻烟壶至今还收藏于烟台市博物馆。正如他的绝命词中所写：“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王懿荣的自杀“殉国”，其实并非伟大的殉国，而是高贵的殉君。

不论伟大的殉国，亦或是高贵的殉君，儒士王懿荣的死是晚清以来，开始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向前的中国与旧世界决裂的时代写照。儒家赖以承继的根本是怀有道德理想的人与社会，而这一社会中的所谓精英士大夫阶层无论从灵魂上还是从肉体上，都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与此同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社会秩序也同样将在民主主义的西方秩序面前轰然崩塌。以此为背景，对于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以及甲骨文所记载的殷商历史而言，这样的改变都意味着，王懿荣之后的继承者将根本不会怀有孔子及其门徒对“三代之英”的虔诚和憧憬，而是以一种客观、怀疑的科学主义态度去理性地发现历史。他们之所以能够以同样的理性面对或丰满又或骨感的历史，是因为他们早已宣誓了与历史和祖先的大决裂。而就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历史而言，这又正好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古董行业在中国拥有悠久历史，早在明洪武年间，曹昭便著有古董鉴定著作《格古要论》传世，是为古董收藏界理论研究之滥觞。可见，古董行业与古董收藏、鉴定所诞生的时代将比这更早许多。而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古代研究青铜器和石刻碑碣的金石学则形成于北宋，早在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撰写的《金石录》中就已率先提出了金石学的概念。因此，自宋元明至晚清，由古董商人和金石学家构成的组合一直是古代中国“证经补史”的主要途径。而自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后，自西学东渐、科学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后，以考古学为基础的甲骨学和其它相关新兴学科的形成终将彻底终结古董商加金石学的古老认知方式。这也注定了在儒士死后，现代知识分子将一把推翻儒家道德的历史选择标准，成为书写殷商历史的新史官。

[1]参见王宇信《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殷都学刊》1984年第4期；崔志远《关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通信》，《殷都学刊》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