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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侠（第1页）

2。文侠

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个寓言：国有二士而不衰，一为儒士，崇仁；一为侠士，尚义。儒字：人需为儒，儒为人而雨润天下；以文明去对抗暴力，用一本《论语》去抵御全世界，所以“儒”很迂，常死于谏。侠字：人夹为侠，“夹”字古通“铗”字，就是一柄剑。一个人提着一柄剑，去用暴力捍卫文明。千百年来，这样的侠很多，曹沫、专诸、聂政、荆轲，他们都是侠。司马迁说：“侠之大者，谓之刺客。”梁启超也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所以到头来，故事的结局总是儒还活着，做了国士，而侠却死了，是为国殇。儒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理想总被侠抢先实现了，儒与侠的界限模糊了——侠就是儒，不过放下了笔，提起了剑而已。

晚清精英阶层之中，便有这样一位文侠：

王懿荣死后，闻听噩耗的光绪帝发上谕，赞其“敦品绩学，持躬清正，临难捐躯，从容就义”，不仅赐谥号“文敏”，追授侍郎衔，还对其事迹大加褒扬，王文敏公可谓生荣死哀。而其身后，他那些不惜重金收藏的甲骨被分散于三处：25片被捐赠至天津新书学院，100余片由王氏子孙收藏，而绝大部分则尽数归于一人。3年后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这个人将这些甲骨拓本结集出版，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此后，也正是从对这本书的研究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甲骨学才由此发轫……

刘鹗，谱名刘震远，原名刘孟鹏，字云抟、公约，后更名刘鹗，字铁云，又字公约，号老残，清咸丰七年九月初一（1857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六合（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祖籍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寄籍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据传，刘鹗与王懿荣交情莫逆（一说其是王的弟子）。由于王懿荣生前不惜重金收购甲骨文和其它古董，欠下大量外债，在其殉国后，其次子王崇烈不得已，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0月）变卖家藏文物偿还债务。其中，王懿荣生前所藏甲骨，除百余片由王氏子孙收藏，25片捐赠至天津新书学院外，其余尽数归于刘鹗。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这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出自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而这部百余年来为文论家称道的大作便出自刘鹗之手。书中那个摇着串铃，浪迹于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又不入宦途的老残，诚然就是刘鹗青年时代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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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清官暴政”是《老残游记》的一大亮点。刘鹗笔下的“清官”是个急功近利想做大官的刽子手——因“才能功绩卓著”补曹州知府的玉贤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12个站笼便站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于朝栋一家，因和强盗结怨被栽赃，玉贤不加调查，一口咬定是强盗，父子三人就断送在站笼里；董家口一个杂货铺的掌柜的年轻儿子，由于酒后随口批评了玉贤几句，就被他抓进站笼站死。玉贤的逻辑是：“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

刘鹗借以摇着串铃、替人治病糊口，混迹于江湖近20年的游医老残的双手，治愈着小说中所虚构的患者的肉体病痛，也通过老残的双眼，直面着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精神顽疾。

刘鹗出身官宦，其父刘成忠，清咸丰二年（1852）进士，改庶吉士，授职编修，历任福建道监察御史、顺天乡试监试官、汝宁府知府、开封府知府、河南南汝光道。清光绪元年（1875）被赐布政使衔。清光绪十年（1884）因病逝世于淮安，享年66岁。刘鹗幼受庭训，5岁随父至河南汝宁府任所，7岁师从丹徒名儒赵君举。刘鹗亦深受其母影响，因其母六合人朱氏通晓音律、医学，故刘鹗于清光绪二年（1876）和清光绪十二年（1886）两度赴南京应乡试不第后，便以唐代名士刘贲自比，至上海、扬州一带挂牌行医。《老残游记》中的主人公老残就是刘鹗这时的人生写照。

官宦子弟刘鹗不入仕，转而从医、从商，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他从20岁起，除了行医外，还先后在淮安开设烟叶铺、药铺，在上海开设石昌书局[1]，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清光绪十三年（1887）夏秋之际，黄河开州段决口，但并未引起重视，九月三十日，郑州十堡处决口，史载“（黄河郑州段水位）初三十余丈，越三日至三百余丈，夺溜南趋灌入贾鲁河，又东会涡河，南注周家口，入淮河。全河继流，灾情严重。”朝廷考虑黄流横决，恐匪徒为患，初命曾国荃、裕禄各回两江、湖广总督本任，以资防范。至十月十五日，才发帑银10万两赈灾，直至十一月初九，方命礼部尚书李鸿藻往郑州视察河工抢修情况。是年，又急调广东巡抚吴大澄抵郑州治河。刘鹗之父刘成忠曾历任开封府知府、河南南汝光道，他专于治河，并将治河经验汇编成书，名为《河防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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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原籍丹徒，因家贫在丹徒无祖产。曾祖克嶷、祖文寿先后中进士，以官为业，全眷随任。因居官清廉，亦无力置业。其母朱氏先后于清同治五年（1866）和清同治十年（1871）以积聚数十年的命妇“汤沐钱”，委托其女婿、淮安人高维之购得淮安高公桥西街廖姓住宅一处（原为明万历、天启年间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朱大典宅）及田产数十亩，移居于此，并携刘鹗至此读书。其父告病辞官后，卜居并病逝于此。“刘鹗故居”在淮安城内勺湖东南的高公桥西街上，东临金刚社巷，西界地藏寺巷，屋北原是荒地。由东边的花园、当中的正宅以及西边三个院落构成。

刘鹗因受父亲影响，少时亦爱好水利，加之其父刘成忠与李鸿藻有“年谊”（同一年考中科举入仕者之间的友谊）的关系，与吴大澄亦有故交，是年，31岁的刘鹗关闭了上海的石昌书局，北上入豫，出任河督局提调官，并亲临决口一线，以“束水攻沙”的方式治河成功。刘鹗因此被吴大澄聘为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提调，以协调黄河下游各省的统一治河。在此过程中，刘鹗负责测绘了河南、河北与山东三省的黄河水道。正是他对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才有了《老残游记》所再现的清末山东的社会风貌。而刘鹗在山东期间，还受到两任山东巡抚张曜和福润的赏识。也正是因此机缘，在福润的推荐下，刘鹗后来才得以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入职清廷专办洋务及处理外交事务的中央国家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是年春，因甲午战争战败，清日《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回国内，国内改革呼声日隆。而刘鹗作为晚清以来最早一批着眼现代化和西方世界的激进改革者一直主张“扶衰振敝”，即大力吸引外资兴办实业、开矿筑路。早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外商组福公司筹办开采山西矿产时，刘鹗就被聘为华方经理。他曾在给亲家罗振玉的信中写道：“晋矿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自此后，刘鹗身体力行投身于实业救国的大潮中，先后参与筹办或经营过自来水公司、电车公司、海运物流公司、精盐厂、炼钢厂、化肥厂、香烟厂、出版社和书店等多种现代实业。

清光绪二十二年，刘鹗先应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召筹办卢汉铁路[2]，因与时任督办大臣的天津关道盛宣怀意见相左而辞归。同年，刘鹗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倡议修建津镇铁路（即今京沪铁路天津至镇江段）。铁路毗邻京杭运河，从镇江起，经扬州、高邮、宝应、淮阴、济南，直抵天津。为筑津镇铁路，刘鹗携银五万两及古董字画数十件贿赂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遭拒。又因津镇铁路的修建将削弱镇江的区位优势，使瓜州取代镇江的交通枢纽地位，此举招致在京镇江籍官员抵制，最终不了了之。

刘鹗除了接受现代思想，主张“扶衰振敝”、发展洋务、实业救国之外，在思想上，他信奉太谷学派，是太谷学派创始人周太谷弟子李光炘的得意门生。他还博学广智，在数学、几何学、中医、水利等自然科学领域皆有建树，著有《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以及《人命安和集》（未完成）等科学理论著作。他精于乐律，系广陵琴派传人，所藏唐琴“九霄环佩”，琴面有黄庭坚题记，后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系故宫收藏近世四大名琴之一。他还拥有极其广泛的兴趣爱好，仅收藏的古董就涵盖金石、碑帖、字画、陶瓷、青铜器及古籍善本，号称“上自殷契及隋碑，巨若鼎彝，纤如泉珍，旁罗当壁，广及诀罂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刘鹗居沪上，其所藏青铜器已有数十件之多。而庚子之变后，刘鹗至京师，一面赈济京城百姓，一面借着乱世中收藏家纷纷出手藏品的契机大力收购青铜器、碑帖、字画等藏品。据说刘鹗收购王懿荣生前收藏的1000余片甲骨亦逢此时。是时，王懿荣生前因收藏欠下不少外债，其次子为还债，便将王懿荣甲骨藏品中的大宗1000余片整体出让给了刘鹗。此后，刘鹗先是通过好友方药雨找到了曾经帮王懿荣收购甲骨的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从范维卿手中又购得甲骨300余片，又在古董商赵执斋处一次性购买甲骨3000余片。后来，刘鹗专门遣其三子刘大绅亲往安阳小屯村，购得1000余片甲骨。至此，刘鹗总计收集了5000余片甲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鹗从所有甲骨藏品中精选了1058片，将其整理、拓印，并编辑成集，以其字“铁云”名之曰《铁云藏龟》，与他其余的藏品图录《铁云藏印》《铁云藏陶》《铁云藏泉》和《铁云藏封泥》并成系列。《铁云藏龟》是世界第一本甲骨文书籍，刘鹗在这本书中明确提出了甲骨文系殷人刀笔文字，并释读了55个甲骨文所对应的现代汉字，其中至今被证实正确的有42个。也正是以这本书为研究对象，孙诒让在翌年仲冬完成了第一本甲骨文研究著作《契文举例》，总计5万余字。该书虽因故于民国六年（1917）才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出版，是时，距离孙诒让去世已9年，距离刘鹗去世也已8年。但是自孙诒让进行针对《铁云藏龟》的专项研究，并完成《契文举例》之日起，以研究甲骨文和通过甲骨文研究三代历史为学术内容的甲骨学便由此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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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甲骨文书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共6册。原刊本有罗振玉序、吴昌绶序和刘鹗自序，共收录甲骨1058片。历史上与刘鹗的《铁云藏龟》关系极为密切，且以“铁云藏龟”为名的甲骨文著录还包括：

民国四年（1915），罗振玉从刘鹗赠送给他又未曾收录在《铁云藏龟》内的甲骨中又精选数十板，影印并命名为《铁云藏龟之余》；民国十四年（1925），刘鹗同乡、镇江名士叶玉森，得刘鹗遗藏甲骨1300余板，精选240板，并附释文，出版《铁云藏龟拾遗》；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蟫隐庐再版《铁云藏龟》，新增鲍鼎释文于每片之侧，并附罗振玉所辑《铁云藏龟之余》；民国二十八年（1939），上海孔德图书馆得会稽吴振平旧藏甲骨龟片，由沈尹默、金祖同和李旦丘考证，系刘鹗旧物。其中仅少部分为《铁云藏龟》收录，多数未录，于是又从中选出93板，注释文后，编成《铁云藏龟拾零》；1975年，台湾艺文印书馆严一萍将《铁云藏龟》中收录的1043片甲骨一一断代并分类整理，编成《铁云藏龟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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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晚清名儒、经学家、甲骨学创始人。其著作《周礼正义》泽惠学林，《墨子间诂》亦为注墨权威之作，《温州经籍志》被誉为“近世汇志一郡艺文之祖”，而《契文举例》更是考释甲骨文的开山之作。清光绪三十年（1904），孙诒让得到刘鹗的《铁云藏龟》后不久便以《铁云藏龟》所录甲骨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契文举例》。全书总计5万余字，考释卜文334个（正确者约185个）。孙诒让著述后，并未将此书交付出版，而是原稿誊抄了5份，分寄刘鹗、罗振玉、端方等人。直到民国六年（1917），该书才由罗振玉出资出版发行。

此外，刘鹗的社会活动极其活跃，他用一生构建了一张高度发达的人际关系网。于朝廷内部，他凭借其父与王文韶、吴大澄、李鸿藻、李鸿章、张曜等人的关系，与王文韶之子王稚夔、王钧叔，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李经迈等人均有交往，并通过他们走通了如肃王善耆、庆王奕勖等亲贵宗室。此外，他与梁启超等维新党人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朝廷之外，他的社会活动更加活跃，不仅参与了入东文学社、农学会、保国会、救济会等社会团体，还与英国、意大利商人、日本驻华公使交往颇深。他在天津创办了报纸《日日新闻》，并与上海和南方多家报馆关系莫逆，是当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左右社会舆论的新闻业先驱。不仅如此，刘鹗的社交甚至还涉及江湖人士，并与武林名侠王正谊（即“大刀王五”）感情深厚。庚子之变后，王正谊被八国联军枪杀并暴尸刑场，尸体就是由刘鹗收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