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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珓，又名圣珓、卜珓。它是东亚最古老、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占卜术之一。杯珓卜的卜具材质、形制众多，就像河洛平原和洛水以南的稻作文化就地取材，以龟甲制成卜具一样，早期的杯珓卜使用的也是当地出产的动物骨骼类材料。自新石器文化至先秦，杯珓卜的卜具多为成对的蚌壳，以及成对的动物脊椎骨。这种占卜术起源于红山文化，并一直延续至今。占卜时，占卜者会将卜具掷向天空，待卜具落地，再通过观察一对卜具的俯仰和方向占卜吉凶。由于杯珓卜延续至今，故其部分卜法尚未失传。

在了解了河图、洛书以及“河出图，洛出书”的实质后，关于这段历史或传说，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尚未解开，这就是河图、洛书的意义是什么，前人占卜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古往今来，华夏民族都如此看重河图、洛书，看重这些来自于洪荒时代的占卜术，我们缘何要把它们视为华夏文明的智慧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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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玉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也是东亚最重要的新石器文化类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一种史学观点认为华夏文明重要的远古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其氏族集团分别对应了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进一步推高了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而除了为世人熟知的玉猪龙和玉文化外，在占卜术和占卜文化方面，红山文化的贡献同样卓尔不群。

已知的考古发现表明，椎骨类杯珓卜具和蚌壳类杯珓卜具最早都可追溯至红山文化。与蚌壳类杯珓卜具一样，椎骨类杯珓卜具也是两个为一组，占卜时抛投，然后根据卜具落地的阴阳向背和朝向来占卜吉凶。

这组红山文化椎骨类杯珓卜具数量多、保存完好，而且尤其特别的是，其中大多数均带铜沁。铜器埋入地下会形成氧化，形成铜锈，而铜沁则是骨、角、牙等天然动物材质文物在靠近铜器时，长期埋入地下后因铜锈侵入其内部而在表面形成的铜绿沁色。在红山文化的考古中，考古人员发现过不少冶铜用坩埚残片，这表明，红山文化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青铜冶炼技术。但是，在红山文化遗址内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极端稀少，仅有少量残件。可见，由于铸造工艺和铜原材料等因素的限制，当时的铜器格外珍贵，而这组布满铜沁的椎骨类杯珓卜具恰恰说明了卜具和占卜术、占卜文化在红山文化氏族中的崇高地位。

《礼记·祭义》载：“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在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中，农神、农事崇拜与祖先崇拜长期共存。而在洪荒时代，由于对食物的迫切需求和对自然农耕的匮乏认知，以自然现象、自然事物和农具作物或农耕英雄为表现形式的原始农事崇拜非常活跃。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陶钵上刻有鲜明的稻穗纹饰，这就是以农作物为表现的稻作文化的农事崇拜。如果剥离农事崇拜的神秘主义外衣，农事崇拜在可考、可见的历史当中，除去信仰和仪式，同样还蕴含、传承着很多富有价值的、理性的经验积累。事实上，很多原始、朴素的农事崇拜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甚至成为被当代社会认同的文化遗产，其传承的动力也恰恰源于这些农业经验，即农事崇拜依附于农业经验。

由于主体农耕区地处大陆东岸的温带、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冬夏温度、降水量均有较大差距，因此中国农耕自古就格外重视农业的季节性，在民间更有所谓“农者，时也”的说法。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农耕中国的农业经验，恐怕再没有比“农时”更贴切的词语了。而实际上，“农时”不仅仅是中国农耕农业经验的内涵，同时也确实就是它的外延。仅从文献记载来看，上古时代中国农耕的农时观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第一，黄帝时期。据《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古人相信，天文历法产生于黄帝时代。是时，部落联盟中分化出了一些专职人员，专门从事“占日”“占月”“占星气”和“造历”的工作。这表明人们已学会通过观察、总结宇宙天体的周期性变化来定义“时间”的概念，并总结农作物自然的生长特征，把它们与天体运动的变化节点一一对应，从而通过观察天体的运动，预见性地向氏族成员报告农时，进而指导农耕生产。

第二，尧时期。据《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尧时，以农耕立族的华夏民族率先掌握了先进的农历。《尧典》篇的记载表明，时人通过精确掌握366天这一地球公转时间来定义“岁实”，并巧妙通过闰月调整阴历和阳历。同时，时人提出的“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正是“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

第三，夏时期中国农耕最为翔实的早期历法，成于夏时，集于《夏小正》。《夏小正》中，人们以年为周期，将一年中不同月份所对应的物候、天象与农事一一对应，从而实现以历法定义时间，以天象、物候计划农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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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楚策四》云：“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在古代中国，“农本”思想贯穿了整个农耕文明的历史。君王对于农业生产的关心，同样体现在殷商以及殷商之前灵龟占卜的问卜上。在保留至今的甲骨文卜辞中，有很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卜辞。这些卜辞中经常出现的一些甲骨文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现代汉字相同或相近。如卜辞中的“田”字，甲骨文中的“田”和今天的“田”字，字形完全相同。这是一个典型的象形文字，它像是阡陌纵横或沟浍四通的一块块农田。再有甲骨文中的“禾”字，这个字是由甲骨文的“木”字加上一撇构成的，这个字的结构与今天的“禾”字结构也完全相同。它描绘的是收获的时节，饱满的稻穗压弯了茎干，自然下垂的样子。

据文献记载，中国农耕的历法始于黄帝，成于夏，但显而易见，相对于成熟的天文历法观，农时概念的形成显然应早于黄帝时期。而农时的形成又存在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只是由于缺乏文字性的史料记载，我们无法重现这一历史过程。据《周礼·天官》云：“古者使后宫藏种，以其有传类蕃孳之祥，必生而献之，示能育之，使不伤败，且以佐王耕事。”伴随着原始先民收集和播种，呵护农田，通过人工选择将野生稻、野生粟培育成栽培稻、栽培粟，进而开始稻作和粟作生产的时候，以“农时”为表现的原始时间观念就已经形成了。而可以想见的是，在物质匮乏的洪荒时代，稳定而丰富的食物来源是原始社会的公共理想，所以他们才渴望通过农耕生产来实现这一理想，而农耕生产的核心又在于农时。因此，河图、洛书所谋求的一定是这样一种关于天象、物候和农事的规律，一种关于以农时为表现的“农耕时间观”。这也正是先师所云“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的真谛。

河图、洛书界定着宇宙、农耕与文明的关系，重塑着天、地、人的古老寓言。以农时为目的，从黄河以北、洛水以南的沃野千里的泥土里发源，以龟壳和兽骨为物质载体，以契刻符号为形式载体的古老占卜术，伴随着文化中国的融合、迁徙，最终来到了伊洛河流域，成为了被华夏民族奉若神明的河图和洛书。也正是以这些长期流行的占卜术作为内驱力，占卜术上的契刻符号才最终演化成为了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殷商文字——甲骨文。而伴随着河图、洛书从河洛走向远方，从中国走向四方，河图、洛书中的农时观与农耕文化也终于在不断延伸的文化中国的空间体系中形成了。它与在历史的时间中渐进铺开的“中国”空间一同，以一种互生叠加的方式，同构着古老文明绵延至今的哲学时空。

[1]陈其射：《河南舞阳贾湖骨笛音律分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5年第2期。

[2]邢文：《数的图式：凌家滩玉版与河图、洛书》，民族艺术，2011年2月，第24页。

[3]常载：《发现之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1页至523页。

[4]刘志一：《考古发掘出土古夷（彝）文综述（提纲）》，《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七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2004年，第109页。

[5]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第72至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