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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占卜和游戏（第2页）

上图的骨制牙刷则截然不同，它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用品。精细的雕工体现在刷头处细密的筛眼上：筛眼规矩、精准，孔道通畅、平滑。显然，它代表了当时骨器和牙角类制品加工的最高工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器物的表面，全都刻有圆圈状的卜纹。这种纹饰是以刀工模仿卜筮后钻孔或凿孔痕迹的纹饰，而它们的规则排列显然是为了描绘某一特殊的星象，是占星术和卜筮合流的体现。这两件器物上的卜纹所呈现出来的，很可能是两幅上古的星象图，这两个特殊的星象则与墓主人的身份或生活经历息息相关。

（2）牌：占星的游戏

《文子·自然》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华夏民族很早就开始懂得观察天体的位置和相对运动，并对其中的规律加以总结，从而试图以此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命运加以解释和预见。从原始文化一直到今天，通过观察星象，以星象进行占卜的占星术就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着。而在甲骨文卜辞中，有些卜辞就记载了商人对天象的观测和商人占星的行为。如《丙编》207、208中，其中一条卜辞是：“乙巳酒。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蚑卯。鸟星。”又如关于1843I大彗星的记载，在《合集》13613的卜辞中：“旬有崇，王疾首，中日羽（彗）。”

这表明，早在殷商时，贞人便试图在人体与星象间建立稳定的关联，将星象和卜兆相结合实现统一的象征意义。《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占星术与灵龟占卜术的融合逐渐促成了天人合一和五行学说的理论形成。无生命的自然物星象所对应的“天”，由木、火、土、金、水5类基本物质同构的世界所对应的“地”，这二者与人体之间构建着稳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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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卯、严卯和翁仲是两汉时重要的佩饰制式，其材质使用广泛，有玉制、金制、牙角制、桃木制等。时人相信，佩戴它们可以趋利避害，因此，两汉时，上至天子，下至寒士，都有佩戴刚卯的时尚。

《汉书·王莽传》载，“正月刚卯”。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晋灼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采丝葺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上面，作两行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刚卯长体四方，上下中通可穿绳，四面刻字。这一护符制式，正是占星术民间化、世俗化的表现。

《灵枢·岁露》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以占星术和卜筮为重要认知途径的五行学说逐渐跨越了几乎所有的传统经验领域，其在自然界中对应着五色、五气、五化、五季、五方、五味和五音；而在人体上，它又对应了五脏、五腑、五体、五官、五志、五华、五声和五液。

原始的生殖崇拜和“载生载育”的生命观通过与宇宙星辰的关联，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作用到占卜上，随着儒家民本思想的理性兴起，占卜术和占卜文化逐渐从庙堂之高的原始宗教崇拜融入到世俗生活当中，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占卜向游戏的转化、卜具向玩具或赌具的转化。就占星文化和卜筮文化而言，其最突出的表现集中体现在传统簧牌类游戏中，牌面上的圆点状纹饰就是典型的卜纹的延续。而从文化内涵上，簧牌类游戏往往也都延续了占星术的精神内涵。以今天普及度最高、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中国游戏麻将为例。

今天仍被使用的最古老的麻将制式（规则）被称作“百搭麻将”或“洛书麻将”。百搭麻将的簧牌分为6类，分别是万字牌、饼子牌、条子牌、风字牌、箭牌和花牌。其中，万字牌、饼子牌和条子牌属于序数牌。这类序数牌共36张，从1到9，每个相同花色的序数牌共4张，而三类序数牌加起来，刚好是108张。除此之外：风字牌，东、南、西、北4种，每种风头各4张，一共16张；箭牌，中、发、白3种，每种同样4张，共12张；花牌，梅、兰、竹、菊和春、夏、秋、冬，每种只有1张，共8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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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六面骰子的发明者是三国时的陈思王曹植。最初的骰子也是一种简便的占卜工具，直到唐朝时才逐渐演变为宫廷玩具、赌具。

这套骰子是北宋磁州窑瓷骰子，也是现存最早的骰子。除了尺寸较小外，它在结构上已与今天广泛使用的六面骰子完全相同了。

《甘石星经》云：“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晚至战国，通过占星术，中国人就懂得通过北斗星的斗柄方向变化来判断季节的更替。后来，随着占星术的发展，两汉时，中国人给组成北斗星组的108颗小行星一一命名，并且将它们分为了两组，其中位于北斗斗柄的36颗星被称作“三十六天罡”，剩下的72颗则被称为“七十二地煞”。据《抱朴子内篇·杂应》载：“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头，以罡指前。”

在古代，由于北斗星组对方向提示、四季划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它天然地被与农业生产联系在了一起，由此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农耕中国宇宙概念的重要外化，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崇拜物，像谶纬中的“帝王居中”，道教中的“朝真礼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五丈原的“祭灯借寿”等等，都是北斗崇拜的体现。而借以北斗崇拜，36、72和108这三个特别的数字也成为了华夏民族乐于附会的“幸运数字”。如佛教的长念珠除佛头外，共108颗；参照道教“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概念的《水浒传》中，第七十回回目为“三十六天罡临化地，七十二地煞闹中原”，亦以一百单八将附会其寓意。无独有偶，麻将中的108张序数牌恰恰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北斗崇拜的体现。以此为基础，同样值得发掘的是：108张序数牌分为3类花色，每类花色共有从1到9，共9种。而在古代中国，3是基数，9为极数。据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载：

“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

麻将中的108张序数牌的所有组合方式，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了先进而独特的中国数学思想，而这些数学思想又恰恰来自于长期的天文学观察——古人从宇宙中获得的自然逻辑。而与序数牌相比，风字牌、箭牌和花牌中体现的“天人合一”就更容易理解了。风字牌和箭牌相辅相成，旨在体现在阴阳学基础上发展出的“五行学说”。麻将中的风字牌，东、西、南、北4张分别对应着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和北方壬癸水，而剩下的“中方戊己土”刚好对应着箭牌中的“中”。“中”既代表了五行中的中方土，又代表了天、地、人“三才”中的人，箭牌中的“发”对应“天”，“白”对应“地”。天地人三才，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圆。古代中国的宇宙观是天圆地方，而这个天圆与西方“地心说”的“天圆地方”不同，中国的天圆指的是宇宙的“圆”，而非地球的“圆”。余下的花牌则显然代表了一年四季和四季对应的花木和景色。如果说风字牌和箭牌的组合描绘的是“宇”，那么花牌则正好隐喻着“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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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虎城位于吉林省前郭县八郎镇北上台子屯5公里处，是辽金古城遗址。塔虎城所在地，辽代称长春州，金代称新泰州，是辽金两代帝王“春捺钵”（行宫）驻跸处。

这件骨牌质地细腻、纹理细密，疑似由象牙、犀角类材质制成。其正面为牌面，阴刻六点，背面装饰有网纹和同心圆卜纹。其纹样特征疑似受到了占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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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九又称天九，是盛行于明清时期的民间游戏，也是占星文化世俗化的产物。牌九牌多由竹、木、骨、牙等材质制成，而这套牌九的材质尤为特殊，它由赛璐璐制成。赛璐璐是硝化纤维塑料，系人类最早发明的塑料制品。1846年，赛璐璐由瑞士巴塞尔大学的C·F·舍恩拜发明，约在1860年后传入中国，当时旧称“假象牙”。赛璐璐是晚清及民国初年特有的高级工业材料，也是这一类别工艺品断代的重要标志。但因为赛璐璐在当时的产量很小且全部依赖进口，因此成本高昂。以赛璐璐制成的牌九、骰子、眼镜、台球等，在当时都是达官显贵的奢侈品。特别是牌九和骰子，它们不仅是汉族传统民间游戏与西方工业化的结合体，更是晚清时中国贵族在海外的私人订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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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令是汉族民间酒席宴饮上的一种助兴游戏。一般是指席间推举一人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说诗词、联语或其它类似游戏，违令者或负者罚饮，所以又称“行令饮酒”。酒令是汉族特有的酒文化，其历史可追溯至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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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椎骨，满语音译为“嘎拉哈”，这是清代玉雕佩饰的重要制式，其造型完全来源于北方草原地区长期流行的椎骨杯珓卜具。清代嘎拉哈的材质多为白玉和玛瑙两种。

这是一组缠丝玛瑙嘎拉哈，今台北故宫亦藏有一组白玉嘎拉哈。嘎拉哈在清代作为佩饰的流行，反映了满族在入主中原后，由于文明程度的提高，实现了民族社会内的去蒙昧化，因此，其在继承了金代女真人杯珓卜占卜文化的同时，又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古老占卜文化的世俗化。由此，古老的椎骨杯珓卜具褪去了其占卜的神秘面纱，成为了贵族享乐的佩饰和普通百姓的民间游戏。

以麻将为例，与占星术有关的，起源于卜具的玩具、赌具还有很多，比如骰子和绝大多数的簧牌类玩具、赌具，等等。

（3）拐：杯珓的游戏

缘起于红山文化的杯珓卜，特别是椎骨类杯珓卜具是中国流传时间最长，且流传过程中变化最小的占卜文化和卜具样式。杯珓卜在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和安阳殷墟均有发现，是与灵龟占卜术和占星术同样古老的古代占卜术。杯珓卜中，有一类卜具以脊椎动物如牛、羊、猪、鹿等的椎骨作为材料，然后通过中间打孔，或中间打孔、两面磨平的方式制成，两两一对。占卜者将绳子穿过椎骨中间人工加工的孔洞，然后把两个椎骨杯珓卜具连在一起，挂在腰间。占卜时，占卜者将它们从腰间取下，解开绳子，然后掷向空中。待卜具落地后，分别观察两个卜具的阴阳向背，根据阴阳向背的组合以及与周边环境或地理方位的关系来预判吉凶、卜问事物。

椎骨类杯珓卜是杯珓卜的重要类型，由出土的卜具可知，最早的椎骨杯珓卜起源于红山文化，此后一直在北方地区流传。而在卜具方面，早期的椎骨杯珓卜具均系骨制，西汉时才出现了青铜制椎骨杯珓卜具。大约到了辽金以后，北方草原文明的杯珓卜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椎骨杯珓卜具逐渐演化成了清朝时的贵族佩饰嘎拉哈和今天依旧流行于中国北方的民间游戏——抓拐。

抓拐，又称“抓齿齿”，是在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民间游戏。这种游戏在今天依旧常见。人们通常是去羊肉铺买肉，吃羊肉后，挑出几个剔干净的羊椎骨，俗称“羊拐骨”或“羊拐”。然后先用沸水让羊椎骨里的油脂析出，再在椎骨的四面图上不同的颜色。此外，这种游戏需要沙包配合进行。游戏时，游戏者将沙包掷向天空，在沙包落地之前，要将地上的羊椎骨依次翻转，最后再接住落下的沙包。游戏以翻转成功羊椎骨的数量作为评判标准。翻转的数量越高，得分则越多。有这样的一首儿歌，唱的就是抓拐的游戏：

“阳婆烈，云彩稀。树阴凉，叶儿低。雀儿叫，虫儿飞。铺报纸，抓齿齿。羊拐骨，撒一堆。输者气，赢者嬉。玩不起，耍赖皮。不玩了，回家去。”

时至今日，不仅仅是从羊拐骨这一材质上，更是从抓拐的过程与规则上，我们依旧能够清晰地看到五六千年之前，红山文化占卜术的影子：掷向天空的沙包，象征着古老的杯珓；依次翻转的羊拐骨，象征着阴阳向背里的神秘预言。

古老的占卜术在现代文明面前沦为了孩童的儿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还是那场残酷的战争，可献祭却永远不再是那场庄严的献祭了。在科学主义兴起之后的世界里，我们再也不需要灵龟和贞人去建立自己与神秘的超自然力之间那座虚幻的桥梁。当创新与创造成为了新的历史道德的时候，当人终究取代了神成为了新的造物主的时候，《论语·雍也》中夫子的论断才变得清晰起来。原来，夫子所说的“鬼神”不只是占星卜筮里的鬼神，更是朝经暮史里的鬼神。当那些龟壳里的三代之英迟迟吾行，诚所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