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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命和理想(第1页)

7。生命和理想

唐太宗有句名言说得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从来都不是因为有了眼睛,而是因为有了镜子,人才看清了自己的丑陋和美好。也从来不是因为有了智慧,而是因为有了历史,人才读懂了自己的时代和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三代的主人、夏商周的先公先王们至此才算是拥有了真正的眼睛和智慧。

《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末代夏后桀荒**无道,负责记录历史并掌管史籍的史官太史令终古抱着先王的典籍痛哭,苦谏无果,也投奔商王去了。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传说中的夏王朝便有了史官和史官笔下的历史。然而,夏商史官笔下的历史真的存在过吗?当他们与他们笔下的历史都化作了春泥一捧:

春天,秋天……

直到今天,那些我们在甲骨文卜辞上读到的殷商历史,又出自谁的刀笔?那些躲在刀笔背后的贞人,又刻下了怎样的历史,卜问着怎样的时代?

《诗经·商颂·玄鸟》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这首诗是周朝的诸侯国宋国祭祀商王武丁时的一首乐歌。《毛诗序》云:“《玄鸟》,祀高宗也。”郑笺云:“祀当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孙之孙也。有雊雉之异,又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亦表显之,号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

周朝的诸侯国宋国是“武王伐纣”之后,周武王分封给商纣王之子武庚的封国。后来,周成王时,武庚叛乱被杀,周成王又将宋国重新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旧商丘县城南有一座古城遗址,因居于古睢水北岸,故古称“睢阳城”。这便是宋国故城的遗址了。西周及春秋时的宋国虽称宋,但其封国却位于殷商氏族契和鸣条之战前,成汤故国的封地内。因此,商王的后裔在宋祭祀自己的祖先,讴歌祖先的丰功伟绩。

商王的祖先叫契,子姓。契是帝喾的次妃简狄与“玄鸟”的孩子。《说文》云:“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因此在后人看来,玄鸟便是一种黑色鸟。郑玄、王逸以其为黑燕,李善谓之黑鹤。商王来自于玄鸟,这一说法见于诸多史籍,如《史记》《竹书纪年》《世本》等都有记载。其中又以《竹书纪年》的记载最为翔实,云:“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禖,与其妹浴于玄丘之上。有玄鸟衔卵而坠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之以二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长为尧司徒,成功于民,受封商。”

契出生于唐虞大禹之际,曾出任帝尧的司徒,后来被分封到了商地,成为了商方国的部落领袖。契是商人的祖先,又是玄鸟之子。而同样被作为商人祖先,被称作“高祖”的商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亦云其“两手操鸟”。可见在商人看来,玄鸟便是一只黑色的神鸟,它是商部族和子姓氏族以及商方国和商王朝共同的图腾。

“图腾”一词来自宗教学、氏族部落研究,据摩尔根讲,它最初源于北美阿尔冈昆部落的奥杰布韦人,来指称该氏族用来作为名字的某种事物。[1]“图腾”虽然是舶来品,但它却在人类原始氏族、部落当中广泛地出现,不只局限于某一国家、某一民族。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图腾的对象要么属于动物界,要么属于植物界,而且尤以前者为多;非生命体则十分罕见。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涂尔干说:“霍维特在东南澳洲的部落中收集了500多种图腾的名字,其中植物和动物以外的名字不到40个,它们是云、雨、雹、霜、月、日、风、秋、夏、冬、某些星辰、雷、火、烟、水或者海洋。”

通过对文物和文献的分析可知,夏商周三代分别以不同的崇拜物作为酋盟或国家的图腾,或保留了图腾崇拜的审美习俗。这些图腾与其在方国或部落时代长期的历史演进息息相关。比如,夏代立国之初,水灾成患,夏后禹及其父鲧皆以治水而闻名,因此,夏代的图腾是鲲,属鱼龙系。鲲乃是海中的巨鱼,《庄子·逍遥游》有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即此。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玄鸟,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故商人以玄鸟为图腾。玄鸟属于鸾凤系或鸱鸮系。现今所见的殷商青铜器、玉器当中,表面铸有鸟纹饰者不在少数,还有很多青铜器、玉器和牙、角、骨器艺术品干脆以鸟的形象作为造型。这些礼器上的鸟形象,也印证了殷商以鸟为图腾的文献记载。

先秦三代的最后一代是周代。周人的祖先与西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虽然有悖于正统的华夏史观,但近代以来的很多研究都认为周人的祖先甚至就是西戎。因此,从周人与西戎之间的文化关系出发,西周或商周青铜器中普遍出现的饕餮纹则变得容易解释。周人因受到西戎的影响,也曾有过图腾崇拜的经历,他们的图腾很可能是一种类似于豺狼样的猛兽。不过,在周从部落变成方国,进而成为国家的过程中,周文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又是一个去图腾化的过程,猛兽崇拜的图腾逐渐变成了用以维护周礼威严的礼器纹饰。图腾,从一种崇拜物变成了一种与祭祀有关的纹饰。这一过程的实质又是文明的去蒙昧化,是华夏民族由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过渡的历史写照。因此,周人的“图腾”已不再是真正的图腾。华夏民族的历史中,被作为酋盟或国家的图腾,实际上就应该是以夏代的鲲为代表的鱼龙系图腾和以商代的玄鸟为代表的鸾凤系或鸱鸮系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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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鱼纹彩陶盆是新石器彩陶器物中的珍品。它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类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纹。人面口部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

人面鱼纹所描绘的显然是一个人鱼合体的神,它寓意着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并作为部族的图腾加以崇拜。这正暗合了《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说的半人半鱼之神,即帝颛顼死后化为“鱼妇”,云:“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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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是极其重要的仰韶文化文物,它于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这件陶缸的珍贵之处在于,其器腹外壁的一侧绘有一幅高37厘米,宽44厘米的鹳鱼石斧图,它是迄今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面积最大的陶画。

这件陶缸是氏族首领的葬具。陶缸侧壁陶画上绘有石斧、白鹳和鱼的形象。其中,石斧是权力的象征,它喻示着墓主人,也就是氏族的首领。白鹳是氏族的图腾,鱼则是敌对氏族的图腾。墓主人生前曾经率领以白鹳为图腾的氏族通过战争击败了以鱼为图腾的敌对氏族。墓主人死后,后人为了纪念他,便将他的丰功伟绩以绘画的方式记录在了葬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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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彩陶见长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中,鱼纹、蛙纹等水栖动物纹饰是流行时间最长、覆盖文化类型最多的彩陶纹样。彩陶上的鱼纹有些是独立存在的,有些则与其它纹样组合出现。而这件鱼纹双耳陶罐罐壁的陶画上则描绘了一个由5条游鱼组成的鱼群。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对鱼的形象把握也极其准确,写意浪漫。

《风俗通》云:“伯鱼之生,适用鄩孔子鱼者,嘉以为瑞,故名鲤,字伯鱼。”在鱼龙图腾和鸾凤图腾当中,鱼龙系图腾出现在文物上的时代更早,历史更加悠久。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中,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上,各种各样的鱼形图案是极为常见和典型的装饰纹样。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等。

除了典型的鱼形纹饰外,还有一些抽象的彩陶纹饰其实也是鱼纹的变体,常见的变体就包括眼纹和乳纹。相比纯粹的鱼纹,这些以鱼纹为基础的变体富有更强的文化意义。鱼纹的变体——眼纹和乳纹都产生于仰韶文化早期。彩陶中的眼纹狭长而丰满,由上下两片眼睑构成,而由同心圆构成的纹饰则是乳纹。出土于甘肃张家川大阳的变形人面葫芦纹彩陶瓶上就同时出现了眼纹和乳纹两种彩陶纹样,而稍晚的大地湾文化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则在以造型塑造眼睛的同时用具象的纹样呈现出了更多的眼睛。可见,眼纹与乳纹有着显著区别,常常被人误视为“眼纹”的纹样在彩陶纹样中并非眼纹,而是乳纹。真正的眼纹都是狭长的橄榄型,绝非正圆形。而之所以说以同心圆构成的纹饰是乳纹而非眼纹,还有两个独立的依据。

其一,不同于后来战国蜻蜓眼琉璃珠型器中的眼纹饰,彩陶纹样中的乳纹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从双圈向多圈,即所谓从“双层眼睛”向“多层眼睛”演变的过程。早期的乳纹都只有内圆和外圆,内圆为实心黑色,外圆则为实线空环的陶土本色,且内圆直径明显小于外圆直径。显然,这与西方琉璃珠上所描绘的眼睛结构相同但比例迥异,它描绘的是一只具象的女性**,小的实心内圆之所以直径较小,是因为它代表的是**和乳晕,并非眼球或瞳孔,而明显大于内圆的外圆则代表**。

其二,中国彩陶乳纹出现于文字诞生之前的洪荒时代,以**形象突显的生殖崇拜更容易激发普遍性的流行,更符合广泛的社会心理需求,有更强的生命力。事实上,中国彩陶纹样中真正的眼纹在大地湾文化之后便消失了,而乳纹则依托生殖崇拜的信仰诉求被保留下来,并且逐渐演化,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变体。此外,战国琉璃珠眼纹饰的复合纹中所多见的菱形纹、三角纹和折线纹,在彩陶纹样中也都源自变体的鱼纹,而这些纹样或同样是生殖崇拜的体现,它们和鱼纹、眼纹和乳纹一样,都是性器崇拜的表现,是**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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