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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方和中国 01（第1页）

4。四方和中国01

自古以来，中国有很多称谓。其中，自称者有“华夏”“神州”“中华”“九州”，云云；他人谓我亦有“震旦”“契丹”“支那”“陶瓷”，等等。不过，千奇百怪的称谓中，国人最爱者还是“中国”。

中国为什么被称作“中国”？这个称谓、这个词汇从何而来？如果说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形成于汉代，那么早于主体民族的夏商周三代还能不能算是中国？再如果因甲骨文是汉字源头，而将安阳殷墟算作中国，那么并无文字系统的夏墟二里头遗址呢？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呢？这些文化类型如果抛开位于今日地理中的中国的边界内，又能否算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呢？

凡此种种，很多疑问并非无稽之谈。当我们对“中国”这个称谓习以为常的时候，我们总该知道这个称谓背后的文化主体究竟是谁，知道我们口口声声念着的“中国”究竟在哪里。

中国，这样一个词汇显然可以从很多层面去划定它的边界，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大致可以有两种理解，即文字上的“中国”和观念上的“中国”。文字上的“中国”相对容易解释，这就是“中国”这个词汇的出现，以及这一词汇的词义。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何尊铭文，云：“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条铭文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占领了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一词代表着一个地理范畴，这个地方有博大的礼仪，这里的人穿着华美的衣裳，而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叫作华夏。可见，“中国”一词在西周、东周时可与“华夏”通用。

西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代的是一个地理范畴。虽然这是已知“中国”一词最早被使用的记录，但其实，“中国”概念的形成远远早于西周。下面，我们就将“中”和“国”两个字拆开，分别考释一下它们的字义，进而考证“中国”这个概念是在何时形成，又是如何形成、演进的。

我们先来考证“中”。

中，首先是一个方位的概念。《文子·自然》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作为方位的中，是一个引申的、抽象的概念，它与东、南、西、北、上、下这六个方位相反，所以依附于它们的存在而存在。甲骨文“四方风”是殷商武丁时期的卜辞，记录了掌管出入风和日月长短的四方神名以及风名。这表明，晚至殷商武丁时，殷人就已经具有了明确的包含东、西、南、北的方位概念，并且将方位与气象、四季变化，以至于天文历法相对应。

根据四方风的卜辞可知，殷人看到了风，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来。夏商周三代时，华夏民族的活动区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即何尊中所说的“中国”地区。这一地区属于温带、亚热带季风区，四季交替明显。从风向上，春天盛行东风，夏天盛行南风，秋季盛行西风，冬季则盛行北风。因此，东、西、南、北这四种风向，实际上又代表了春、夏、秋、冬这四季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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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是一件青铜祭器，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家一级文物。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共122字。

铭曰：“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其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成王营建都城成周，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即这件青铜祭器的主人进行训诰，并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百姓。成王赏赐何贝三十朋，何因此铸造了这件何尊，以作纪念。

何尊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一句首次使用了“中国”一词，其语义是说武王灭商后，占据“中国”、统治天下百姓。其中“中国”一词有“国之中”，即天下中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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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风”是知名度极高的一件甲骨文文物。其原系民国著名甲骨、青铜器收藏家、藏书家刘体智旧藏，1953年夏，售归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1958年又由该局拨交给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刘氏所藏甲骨有两万余片，是民国时私藏甲骨的大宗。但就其真伪比例，一直众说纷纭。“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去台后就曾撰文，在《甲骨五十年》中称：“刘晦之所藏甲骨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而这片“四方风”在学界也同样饱受争议。不过，著名甲骨学学者胡厚宣先生曾对它进行考证、考释，认为其“字体遒整，文气古奥，文理通达，与杜撰不同，应属武丁时期刻辞”。并在1944年发表了《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

“四方风”卜辞全文应为28字，因残只保存下其中的24字。胡厚宣先生的释文为：“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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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概念的直接证据。在上面的这片甲骨卜辞中，反复出现了这样的两个字。它们对应的现代汉字是“土方”。这个“土”，是一个方国、一个酋盟政权的名字，而“方”指的不只是方向，还是由方向引申的“方国”。

在甲骨文文字体系中，“中”和“方”是一对概念相对、相反的反义字。殷商时，它们被使用的范畴从基本的语义——方位的描述，已经延伸并覆盖到了文化和文明的层面上。在方位上，中与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相对；在文化、文明的层面，作为中正的、文明的河洛文化、殷商文化又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域外蛮族相对。

在甲骨文卜辞中，殷商的贞人，也就是刻下甲骨文卜辞的“书法家们”记下了很多生活在商王朝周围的其他部族或酋盟政权的名字，这些部族和酋盟政权全都以“某方”的形式命名，比如经常出现的就有龙方、吕方、土方、危方、刑方、鬼方、羌方、攸方，等等。这些某方，被称作方国。它们分布在商王朝国境外的四周，是商王朝的“邻国”，有大量的甲骨文卜辞都直接或间接记载、反映了这些方国与商王朝之间的朝贡、贸易和战争的历史。而如果将视野从商王朝放诸整个先秦三代，夏、商、周三个所谓的“中央王朝”在成为“中央王朝”之前，全都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方国时代。以商王朝为例，商在成为“中央王朝”前是臣服于夏的商方国，它通过鸣条之战（商灭夏）从商方国变成了商王朝，又因为牧野之战（周灭商）从商王朝变成了宋国和箕子朝鲜，对于新兴的周王朝而言，一分为二的商又变成了接受其分封的“诸侯国”。

由此可见，在甲骨文体系中，“方”有着从方位向文化和政治文明不断延伸的语义，而与之相对的“中”，也必然会实现同样的语义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