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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字和文明（第1页）

8。文字和文明

苏格拉底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埃及的智慧之神、文字的发明者托特觐见国王，希望国王能够因他发明了开启教化的伟大创造——文字，而赐福于他。可国王却说：“你这文字之父，被假象迷惑了眼睛。你教会了人们使用这种发明，可他们却将它用于相反的目的。你发明的不是记忆的仙丹，而是唤醒的妙药。你赋予人的只是智慧的表象，而不是智慧的实质。”

文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没有之一。因为有了文字，才有了历史的书写。可想而知，从来也不是凭借直立行走、解放的双手或是空前发达的中枢神经系统——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了历史，当人与猴子、狒狒和大猩猩并排站立的时候，人才拥有了能够超然于食物大满足和绝对安全之外的优越感。正是从这一刻起，人类的历史将不再由遗骸、洞穴和粪便化石去书写。人，取代了自然、上帝，成为了自己文明的史官：

虚伪的史官，伪善的谎言。

可是，这一切与文字又有什么关系呢？每个古老的象形文字原本就是一幅情真意切的画作。于是，拆穿历史里的谎言，便不如洞见文字中的画面。因为史官大多谎话连篇，可画家却总会赤诚相见。

《周礼·地官》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西周时，在周天子的官学里，教师要求贵族子弟掌握六种技能，这六种技能与后来孔子私学中所传授的6本儒家经典《诗经》《尚书》《仪礼》《易经》《春秋》和《乐经》一样，都被称作“六艺”。不过，这里的“六艺”指的不是儒家经典，而分别是5套国家祭祀的祭礼礼节、6首雅乐、5种射箭的方法、5种驾驭车马的方式、6种造字的原理和9个数学原理。以上这6种技能，并称“六艺”。它们其实便是2000余年前生活在王畿内的每一个贵族子弟上学读书时的必修课。

六艺中，有一项技能名为“六书”，它指的是六种造字的原理。后世学者如郑玄、班固、许慎等，都对“六书”进行了阐释。相对公认的“六书”指的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也就是说，自西周所使用的大篆一直到我们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古往今来的每一个汉文字，大致是这样的6种类型：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和假借字。“六书”的出现标志着汉文字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而已知最早实现“六书”的汉文字系统就是殷商时的书契——甲骨文。也正是因此，甲骨文才被认为是汉文字的发轫，汉字书体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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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二字：“文”和“字”一样吗？

“文字”在现代汉语中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词，但在古汉语中，“文”和“字”被单独使用的几率则远高于连用的几率。以成语为例，如“片文只字”“讲文张字”“识文断字”“嚼字咬文”“梳文栉字”“文从字顺”“锦字回文”等等，“文”和“字”经常是分开使用的，包括《说文解字》一书的题目，也是“说文”是“说文”，“解字”是“解字”。可见，“文”和“字”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说文解字·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也就是说，以“六书”为基础，古人将独体的、不可拆分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叫作“文”。仓颉在造字的时候，首先按照事物的形象画出它们的图形，所有“依类象形”的字都是“文”。“文”通“纹”，这说明象形字从绘画的图像演化而来，但象形字所使用的“绘画方式”是单线的描，也就是以“纹饰”“纹样”来呈现事物的形象。后来，由于具象的“图像——象形字”无法描绘抽象事物和抽象概念，于是仓颉便用形旁和声旁互相组合，这之后出现的形声字、会意字等就称作“字”。因此，“文”是汉文字的基础，是“独体”。而“字”则是汉文字的高级形式，是图像与声音，文和语言的结合，是“合体”。因此，这既是“文字”在古汉语中不常连用的原因，也是许慎将字书取名《说文解字》的原因。

另外，已知最早的“文字”连用，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李斯所书的琅琊台刻石，云：“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四体书势》云：“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相传，黄帝时，沮诵、仓颉两个人观察鸟类的形迹，从中获得了灵感，发明了书契，也就是文字，用来替代结绳记事。古代中国人相信，文字的创造者是黄帝的史官仓颉，仓颉造字的传说在文献记载中比比皆是。不过，今天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以至于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流行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显然晚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很久。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然有很多演绎、夸大的成分，仓颉也可能并非确有其人，但是，这并不妨碍“仓颉”以一种群体性的历史实践累加而存在。传说中沮诵、仓颉是黄帝时的人物，但据考古发现，黄帝时，华夏民族的原始先民尚且处于由“结绳记事”到“契刻符号”的过渡期，而汉字“六书”原则的出现和成熟、严密的文字系统的诞生，最早则在殷商时。

象形是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所有汉文字的造字基础，象形字的出现是视觉形象符号化的历史产物。在文字出现之前的洪荒时代，由绘画创造出来的图像是语言之外的另一种视觉表达的方式。原始先民创作图像的介质一定多种多样，河滩上的沙地、树林中树木的树干、野兽或家畜的兽皮，都可能成为画家作画用的“纸”。不过，这些材质虽然容易获得，但无法长期保存。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能够看到的原始绘画形式主要就是留在彩陶陶器表面的陶画和留在坚硬石壁、崖壁上的岩画、崖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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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典型的舞蹈纹彩陶盆盆口沿纹饰的示意图。这件舞蹈纹彩陶盆于1973年秋出土于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盆口内壁上的“主题纹饰舞蹈纹，五人一组，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摆向划一，每组外侧两人的一臂画为两道，似反映空着的两臂舞蹈动作较大而频繁之意。人下体三道，接地面的两竖道，为两腿无疑，而下腹体侧的一道，似为饰物。”[1]

这类普遍出现于马家窑文化诸类型中的舞蹈纹生动再现了氏族成员载歌载舞的生活场面，通过彩陶彩绘上的人物舞蹈形象记录了成熟、严谨的汉文字系统诞生前，诗、乐、舞三位一体、祭政合一的历史存在。

以典型的彩陶纹样舞蹈纹为例，距今4000年至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半山、马厂3个类型中，均出土有描绘部族集体舞图像的彩陶器，这一内容被称之为“舞蹈纹”。彩陶中的舞蹈纹由一个或多个舞蹈人物形象构成，生动地再现了上古氏族生活中，氏族成员载歌载舞的祭祀、娱乐场景。《毛诗序》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臂的摆动称为“舞”，足、腿的摆动称为“蹈”。彩陶舞蹈纹的绘画准确地把握住了舞蹈者手、臂、足、腿的动作，抓住了舞蹈者与众不同的视觉形象特征。而舞蹈纹作为一种重要的彩陶纹饰，其在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上古黄河流域内的流行，使舞蹈者的舞蹈形象变得符号化、程式化。这使得“舞”的视觉形象在更长的时空跨度中获得了更加普遍的认同和理解，并使“舞”从一幅陶画逐渐演化成了一个视觉的符号。于是，能够令“舞”区别于其它动作、行为的肢体部分——手、臂、足、腿的运动形象，得以被不断保留并且深化，而对描绘“舞”没有帮助的头的静止形象则被逐渐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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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原始先民捕获野牛的岩画。画中三个原始先民手持简陋的武器，合力驱赶一头野牛，将野牛围在当中。一根长矛深深地刺进了野牛的脊背，显然，它已经无路可逃了。画中的野牛长着一对长且粗壮的犄角，这对犄角的视觉冲击力极强，它使野牛的形象生动、真实。

1965年、1978年和1981年，考古人员先后在云南省沧源县的勐省乡和勐来乡的深山中发现了11处原始崖画，这些崖画分布在东西约20公里的断崖上，被密林所覆盖。这幅岩画出自沧源崖画第二地点。沧源崖画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崖画之一。据测定，沧源崖画绘制于3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约相当于中原华夏文明的夏商之际。不过，沧源崖画的绘制者及其所属的文化类型至今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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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甲骨文中的“舞”字，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它的形成直接承袭于舞蹈的视觉形象，是舞蹈形象不断符号化的历史产物。

这样变化的结果可想而知，一个能够传达舞蹈特征，但又有别于绘画的视觉形象日益清晰起来，缘起于舞蹈绘画形象——舞蹈纹——舞蹈符号的象形字“舞”就此诞生了。

除了像“舞”字这样表现特定动作的、动词性的象形字外，甲骨文和汉字中的象形字里，比例最高的莫过于名词性的字。这些字所指代的事物大多与原始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显然，它们的形成同样也符合“客观事物的视觉形象——事物的主观绘画形象——绘画形象的符号化”这一演进过程。以岩画中普遍出现的动物形象、自然形象为例：岩画是绘制在岩壁、崖壁上的画作，它和陶画一样，甚至是比陶画更古老的原始美术绘画类型。在西方，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等欧洲岩画被普遍认为是人类美术史的主要开端和原始美术的重要作品。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岩画都保留了大量的动物形象和自然形象，且这些岩画形象虽然从地理分布上跨度极大，但在表现手法和形象特征上却又高度统一。比如常见的动物，牛、羊和狗；最常见的自然形象，如太阳和月亮，等等。原始先民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这些动物和自然形象中最显著的特征，比如牛和羊突出且形状各异的犄角，被人驯化的、长期被作为动物行为判断标准的狗的尾巴，圆形且拥有圆环状光晕的太阳，还有弯弯的月牙。显然，这些动物和自然景物显著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特征全都被保留下来，并且突出地符号化了，最终形成了一系列极易释读的象形字。然而今天，如果我们将这些甲骨文中的象形字还原成其最初所描绘的图像，发现被描绘物的突出特征，往往就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发现商人对这一事物的特殊认识，并借此剖析殷商文明进程中，为人所掌握的科学经验和商代社会精英的人文素养。

象形是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所有汉文字的造字基础，但在“六书”当中，最早出现的具有“造字原则”特征的类型却很可能不是象形，而是指示。

贾湖遗址的裴李岗文化是殷商灵龟占卜术和甲骨文的重要源流。贾湖遗址的原始先民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数学思想，对数字有了明确的概念。在书契取代结绳记事成为记录的新载体后，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些符号、一些文字来承担原来用绳扣数量来代表的“数字”。于是，很可能是第一批的、典型的指事字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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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文字字形、考究字源的字书，是首部以部首编排的汉语字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堪称汉文字学的奠基之作。《说文》原文以小篆书写，全书共列540个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共10516字。

此外，“六书”之说始于《周礼》，具体阐释“六书”要义则始于《说文·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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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杜预注曰：“为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古往今来，中国人将居家饲养的常见牲畜、家禽——牛、羊、猪、狗、鸡和马并称“六畜”（如去掉马，则称五畜）。甲骨文里，六畜中除了唯一的“鸡”字之外（甲骨文卜辞中，大多数的“鸡”字属于会意字），其它5个全都是象形字。

“牛”字和“羊”字，都突出反映了牛、羊的犄角，牛的犄角孔武有力，羊的犄角旋转弯曲。因此，“牛”字描绘了牛的局部，即健硕的犄角、正脸和耳朵；“羊”字则深化了羊角弯曲的特征。

“猪”字的特点是描绘了猪肥大的身躯，体现了商人豢养家猪的特征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