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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4页）

胡济邦接受任务不久，俞大维奉命上庐山幵会，两天后又返回南京，并洋洋得意地吿诉胡济邦：

“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共匪的战略计划，我看啊，活跃在湘那赣一带的红匪就真的成了秋后的蚂蚱了！”

由此胡济邦知道了俞大维上庐山开会的内容。按常规，兵工署长是一定知道战略计划、兵力部署的，否则他无法向各部提供军火。为此，她寻机找到了俞大维自庐山带回的全部军事文件，用特殊的照相机进行了拍照。然后，她和王昆仑又扮做夫妻东下上海安全地把洗好的胶片交到了王世英的手里，王世英紧紧握住王昆仑的手，十分瀲动地说：

“你们为党立了大功！”

需要补述一笔的是：卢涛出任莫雄的参谋长以后也从莫雄处搞到了一份同样的文件。遗憾的是中央苏区的军事领导者在执行左倾军事路线，没有根据王昆仑等同志搞到的情报，制订符合实际情况的反“围剿”战略方针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以彻底失败告终，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幵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王昆仑既然去中央苏区无望，遂又安心在南京和上海为党从事既秘密又特殊的丄作。但是，国难深重、江河破碎的亡国大势却令他优愁使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如何报效危亡中的祖国呢？……”

在王昆仑入党之前后，冯玉祥将军和方振武、吉鸿昌等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在张家口建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在长城一线举起了抗日的大旗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的胜利消息，不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魂，而且也不止一次给王昆仑带来胜利的希望。为此，他曾亲自出马，游说他所认识的原西北军中的高级将领放弃私见，芡持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同心同德地抗御日寇入侵华北。但是，这支未经蒋介石批准的抗日的队伍，不是被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打垮的，而是被蒋介石釜底抽薪——迸而下令强迫解散的！更不能容忍的是，继续坚持在长城一线抗日的吉鸿昌、方振武等将笫被宣布为罪人，并明文下令通缉。对此，王昆仑多次公然大骂：

“抗日有罪，卖国立功，这是什么道理？！……”

长城一线的抗日同盟军刚刚被蒋介石取缔不久，蒋介石又调集百万大军，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这不仅激怒了全国有抗日良心的各界百姓，而且也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不满和异动。就在蒋介石宣布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月余——11月20日，原在上海坚持淞沪抗战的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和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举义反蒋，并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又给王昆仑带来了一线希望！这时的王昆仑如若不是肩负着特殊的重任，他真有可能绕道福州，加入到反蒋的行列中去！从北方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到南方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建立，使王昆仑更加坚信：

“蒋介石多行不义必自毙！”

但是，王昆仑那欣喜之情尚未高扬几天，由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内部不和，对蒋介石的进攻处置不当，加之当时的中共中央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未予应有的支援，致使史称的“福建事变”失败。这对王昆仑的打击是很大的。因为他企望靠兵变推翻蒋家王朝变成了幻想，使他再次认识到国共两党的较量是长期的。所以，他又迫使自己安心工作，并做好了长期潜伏的准备。王昆仑继续领导南京读书会的工作。他为了扩大其影响，在南京举办“冬令讲学会”，他不仅自己亲临现场讲演，而且还亲自出面请社会名流章伯钧、陈翰笙等到会讲演，据当事人回忆：“冬令讲学会很受欢迎，尤其是章伯钧的讲演最叫座。”另外，王昆仑等还通过“大华自然科学社”等关系，在中央大学举行过多次讲演，还发起“绥远抗日后援会这些活动不但激发了文化界和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而且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昆仑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他不可能出面领导上述活动而是通过读书会的骨干成员去组织。这就得罪了热心剿共的蒋介石，也必然成了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的眼中钉。不久，读书会的骨千成员——和读书会有关的进步青年共计九人突然失踪，他们是：汪楚保（即汪季琦）、狄超白、钟潜九、孙克定、华应申、潘斌（潘汉年的弟弟）、黄顺智、陶方古、吴文山。不久，就获悉这九人已关进蒋记的牢房。

上述九位青年多是南京革命活动的组织者，同时也是读书会的骨干分子，因此在南京青年——尤其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加之这些被捕的革命青年在狱中声称爱国无罪如不释放就死在狱中。所以，在南京很快形成了一个声援这九位被捕青年的爱国运动。王昆仑的妹妹王枫和这九位被捕青年过从甚密，关系又好，第一个找到哥哥王昆仑说明情况，并恳请出面营救这九位被捕的青年。

王昆仑虽然是立法委员，但他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去保释被捕的人员，更何况被捕人员是政治问题且又多达九人之众！为此，他分析了这九位青年的社会背景，遂决定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营救。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东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昆仑就设法通知汪东，请他出面保释弟弟汪季琦，如有为难处，他从旁相助，再如华应申，他是无锡人，王昆仑就请老乡长——同时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面做保；由此类推，他又通过张继、覃振等国民党元老出面做保，全部保释了被捕的九名青年学生。

与此同时，王昆仑清楚地知道，这九位青年学生多是无锡会馆的常客，而他自己则又是被捕青年来无锡会馆投奔的主人。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务关照的中心人物只是时机未到，他还能在幕后主持保释这些青年的工作。他历经深思熟虑，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从无锡会馆搬出。

冬去春来，江南一片春色但是，自1934年的春天迄始王昆仑就很少听到感奋的消息。1月7日，伪满洲国呑开会议，通过所谓《国策大纲》，为实现帝制造舆论：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发表对华外交声明，宣称日本对中国有特殊权利，反对各国干涉日本侵略中国。但是，蒋记国民政府外交部虽发表声明，依然不敢严正抗议日本的侵华言行。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自然，也更加刺伤了王昆仑那颗火热的爱国心。

与此同时，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百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天天把所谓的胜利战报披露报端，制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就要覆灭的舆论。是年6巧，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倾巢出动，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举破坏了设在上海的我中央局和江苏省委，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六人先后被捕。其中李竹声自首叛变，并交出党的工作用费十万元向敌人买命。是年10月，敌人乂根据李竹声提供的线索，又先后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盛又叛变，敌人又裉据盛提供的线索搜查了中央局机关大量的机密文件落入敌手，又为来年2月再次破坏我党设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提供了线索简而言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了！

王昆仑作为潜伏在国民党中枢机关的特殊党员他很快就获悉我中央局及其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消息。一旦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同志如王世英、曹亮、胡济邦等被捕——甚至进而自首叛变，他这位立法委员随时就有被捕的可能。因此，他过着抑郁愤懑且又提心吊胆的日子，真可谓是度日如年啊！

也或许是又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破坏不久，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剩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的长征。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矢局数度被敌人破坏，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散落在各处的地下党员只好各自为战，凭着党性在为苦难的祖国工作。王昆仑在这极度艰苦的环境中，也唯有和那些心照不宣的党员休戚与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时代洪流中去！

然而王昆仑毕竟是一位把信仰视为生命的政治家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长征西去的红军命运，因为他知道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另外，他还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唯有如此，中国革命才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年初夏，潘汉年和陈云相继自长征路上回到上海，绕道去苏联。据史记述，潘汉年到达上海之后，找到了他的弟弟潘斌（即前文所述的那位被王昆仑保释的潘斌，并通过潘斌了解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同时还帮助潘汉年办了去苏联的护照。就常理而言，潘汉年留沪期间，有可能和王昆仑相5即使未曾谋面，潘汉年请弟弟办的出国护照，也只应是通过王昆仑这条渠道从外交部偷来的。遗憾的是，详细的内情随着当事人的仙逝永远地带走了！

王昆仑作为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早就列入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但是，他自己——包括地下党的同志都不曾料到这位立法委员的处境是如此的险恶！多年之后，负责监视王昆仑的沈醉写下了这段文字：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组组长时，便和这位王副市长（王昆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见过几次。他现在决不会记得，当年他从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应是霞飞路霞飞坊）家中时，经常看到在辣斐坊（霞飞坊）口的几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中，便有我在内。当时他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属于孙科“太子派”的骨干，可是他并不是在当国民党的官，而是在暗由搞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每次他从南京动身到上海，南京特务处便通知上海特务注意他的活动。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动，我就得负责侦察、监视。

王昆仑虽然不知道戴笠派沈醉专门监视他的活动，但是他清楚无论是上海的王公馆还是南京新建的家，绝不适合作为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另外他还清楚向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的负责人——或党的重要成员传达《八一宣言》这样事关重大的文件，是不准出任何一点差错的！否则，留在宁沪两地的党员骨千就有可能被一网打尽。再者，奉命前来听传达的地下党员骨干至少有二十多人，在什么地方一一找个什么理由可以骗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呢？这的确是给王昆仑出了一道难题！

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经过缜密的研究，认为王昆仑的方案比较安全。也可能是政治形势过分严峻的原因，为确保大会的安全，杜绝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遂又问王昆仑：

“还能再找到一个去无锡的理由吗？要知道，此行多是一些很有身份的人啊。”

王昆仑想了想，猝然愁颜尽逝，笑着答说：

“阳历8月，恰好是太湖有名的水蜜桃成熟的季节，我可以学着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的办法，请大家到太湖来做客。”

“好！宁沪两地的神仙准时赴会。”

王昆仑和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又经过再三研究，认为去太湖之滨传达《八一宣言》是万无一失的方案。因此，商定时间，分路而行，齐聚鼋头渚太湖别墅。

但是，不知何因，如此秘密的一次活动，竟然又被军统特务的狗鼻子嗅到了，并提前做了布置。请看沈醉的回忆：

记不清是从什么方面得来一个情报，当南方有名的水蜜桃正值成熟的时候，这个王委员（即王昆仑）将在无锡太湖滨他家的鼋头渚太湖别墅请客，去的客人都是些反蒋革命人士，并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参加。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情报，也是戴笠认为最适合逮捕王昆仑的时候。因为他不但进行秘密反蒋活动，而且在一些公开场合中，也敢于指赍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的名字早就上了特务的重点黑名单。那次行动的情报是，他将以请客游园为名，实际上是要召集一次秘密反蒋的重要会议。所以戴笠命令我率领一个组的特务十二名，分成三批，先后去布置、侦察，必要时，即全部予以逮捕。

那次我是第一批率领四名特务先去无锡，与特务处江苏省站无锡组组长盛某取得联系，由他领着几个当地的特务协助我。可能是由于情报期不准确，或是他们临时改变了，我带去的人两天内都到齐了，而太湖别墅里还是那样安静。我有点急了，便和盛某通过他的一个组员（该人与别墅的花木工是亲戚关系）暗中进去侦察了一次，发现有请客的准备，才安心等在附近。

对此，王昆仑丝毫没有察觉。而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没有察觉。就是前来赴会的所有同志都没有察觉。他们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时间、路线，大摇大摆地赶往无镊；提前赶到无锡的主人王昆仑和妹妹王枫等一会儿是在车站，一会儿是码头，喜笑颜开地把前来赴会的各路“神仙”迎进鼋头渚太湖别墅，准备参加以王昆仑的名义召开的“皤桃大会”。据当事人孙晓村回忆，出席会议的人员是这样的：

孙晓村同志的回忆因时代久远，有一处是明显地记忆错了，那就是幵会的时间不是]934年，而是1935年。因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正当王昆仑以主人的身份欢宴来自宁沪两路的神仙的时候，沈醉等特务也忙个不停。请看沈醉的回忆：

约在我们到无锡的第五夭，上海方面来的人，也分批到了，首先去的是王昆仑和他姝妹王枫等，接着有吴茂荪、了小晛村等人，常監视王的两个组员都认只这是常去辣斐坊（疼飞坊）王家的客人。另有几位都是穿着讲究西装的中年人，哪一个是共产党的重要人贡？谁也弄不清楚。这时我考虑再三，不敢随便动手。虽然盛某已和无锡警察局等都联系好了，逮捕时，会出动警察来协助，但逮捕什么人却没有敢告诉他们。因为王家在无锡一向受到当地士绅和群众的尊敬，一旦走漏风声，就会出问题。我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出发前，戴笠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抓到《否则，孙科系统的人会大吵大闹的。没有抓到共产党要员，或者那个共党要员没有去，就不可轻举妄动。我估计即使那个共产党的重要人员去了，他身上决不会携带什么文件或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的任何东西，而我们所认识的几个，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万一全都抓起来，没有找到证据，那么，随便逮捕立法委员的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特务处的书记长唐纵在戴笠离开南京时，他下令逮捕过几个搞反蒋活动的改组派，结果汪精卫出面大闹一顿，戴笠除立即释放了被捕的人，还将唐纵撤了职。这一教训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启发的。我当时唯一的希望，是通过无锡组那个特务的亲戚，去了解这些人在太湖别墅内的活动情况再逬行研究。得到的消息，除了知道他们吃饭和品尝水蜜桃外，谈话的内容却不知道。我便决定宁可挨骂不去冒险。因为太没有把握，对方又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万一抓起来而找不出他们与共产党往来的任何证据，怎么下台？“提虎容易放虎难”，我便没敢去冒风险，好在他们也没有停留多久，又都走了。我便把带来的人打发回上海，自己去南京见戴笠，说没有发现有重要的共产党人去参刀活动，所以不敢随便抓这些人。他也只是叫我继续注意侦察、监视王等在上海的活动。

会上钱俊瑞作了政治报告，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形势的关键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今后工作方向是贯彻共产党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介绍了沈钧儒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王昆仑分析了国民党政府的内部情况，曹孟君和我介绍了南京的社会活动情况。曹亮汫了各方面怎样联系等。

自从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以来，宁沪两地的地下党组织就像是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南京和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战斗着。对和错？完全靠自己去判断。而今，他们虽然无法和在长征途中的党央取得联系，可他们终于听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听到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声音——那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

但是，如何在国统区落实《八一宣言》的精神呢？王昆仑又陷入了新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