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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1页）

第一章

强劲的朔风扑打着北国的大地，似乎要把古国遗留下来的所有垃圾都淸理干净！

天空乌云漫卷，那翮滚飞渡的云海肆疟逞威，似乎要永远主宰神州的一切！

一声汽笛长鸣，冲破乱云低垂的重压，随着强劲的朔风任意扩散，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古画大地。

循着长鸣不息的汽笛声声，只见一列长长的客车宛如一条黑色的巨龙，穿行在赤地千里的华北大平原上。

这列长长的客车始自故都北京，满载着京城各界百姓，穿过首都的门户天津卫，沿着津浦铁路驶往上海。

在一节二等车厢中，倚着车窗相对坐着两位青年，他们面部表情凝重，谁也不和谁说话，侧首看着窗外疾驰而过的疮痍满目的大地，似有千斤重的心事，压迫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坐北朝南的那位青年，颀长的身材，淸癯的面孔，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穿着一件北京大学时兴的黑色的对襟上衣，透过衣领依然可见，他靠身穿得是一件丝棉小棉祅……简之，他是一介典型的家境较好的书生。

他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四年级学生王昆仑。

王昆仑，时名王汝筠，字鲁睹，生于光绪十八年七月一1902年8月1日，江苏无锡人氏。据锡山王氏家谱记载，王氏迁锡泰定桥自六世始，以经营包发的头巾著称于当地，时称“王包头家”。王氏自八世祖王恩授始步入仕途，并于淸朝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中举人，终谥武愍公，其夫人杨氏诰封一品夫人。王昆仑的父亲王镜明，为锡泰定桥王氏十世，生于光绪三年—1877年，一直在北方直隶、山东等地为官。因此，王昆仑出生地不在无锡，而是直隶定州。其时王氏家族已名列无锡八大家之首，而王昆仑却很少回故乡饱览太湖之美，这就很自然地为这位南方才子铸造了北方人那特有的豪侠性格。

王昆仑生于直隶定州，长于淸末民初的政治中心北京；幼年就读于北京新开路小学长至十一岁，升入正志中学越二年，转北京四中读书；1917年，辫帅张勋刚刚演完复辟丑剧，北京人尚未从枪战中平静下来，少年的王昆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业期满，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上述学历来看，王昆仑成长的历程，恰是淸王朝解体，共和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之时。换言之，各种救国主义纷纷出笼，各种救国志士粉墨登场，这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命运，而且也塑造着玉昆仑成长的思想和救国的志向。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新文化运动业已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向着没落的封建体制和腐朽的文化进击！作为时代的弄潮儿，王昆仑为了寻找自己的救国主义，遂放弃喜爱的中文，由中文系转入哲学系，潜心学习、研究哲学。

这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办学宗旨“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指导下，已经成为当代诸子百家争鸣的园地。其中陈独秀高举着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旧文化开战；而李大钊也相继举起了马列主义的大旗，公然向国民昭示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时间，北京大学变成了各种主义演练、交锋的战场。而这时只有十七岁的王昆仑不甘落后，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主义，追求先进的救国之途。不久，他被北京大学一年级全体同学选为学生会主席。

恰在这时，巴黎和会传来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爱国的学生基于民族义愤，掀起了外抗强权、内惩卖国的学生运动。王昆仑以一年级学生会主席的身份积极奔走，八方串联，在五月四日的清晨，他高举着“打倒卖国政府”的标语，走在北京大学一年级队伍的前头，赶到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他不仅参预了东交民巷递交抗议书的活动，而且还带领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

王昆仑历经“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看到觉醒了的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淸了卖国政府的虚弱。就在群众结社犹如雨后的春笋在北京大学校园蔓延开来以后，他经过深思熟虑，遂于1922年创建了“民治主义同志会”。由于这一群众团体在日后演化成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社会基础，并成为王昆仑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托，很有必要做一介绍。

据史记载：“北京大学学生王昆仑、傅汝霖、钟天心、陈君朴、谭克敏等于1922年春组织的标榜民治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团，曾创办《民生》周刊。”我们由《民生》周刊的名字可知，这时的王昆仑的思想已经完全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换言之，王昆仑业已结束了寻求救国主义的阶段，他的最高信仰是三民主义他的理想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但是，他因在北大校园读书，至今无缘拜会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

就在王昆仑等创建“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前后，北国大地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战亊在京汉线的长辛店、津浦线的马厂一带展开。直系和奉系两大军事集团逐鹿华北大地，杀得天昏地暗，生灵涂炭，终以奉系战败并退出关外结案。王昆仑静观战亊的发展，潜心研究战事的起因，终于看淸直奉大战的背后，是直系军阀的后台英美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后台日本军国主义的角逐。从而坚定了王昆仑“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决心。

王昆仑透过车窗，看着疾驰后移的广袤大地，似又看见了直奉交恶的残烈战场，似又听见了逃难百姓的凄凉哭喊。他缓缓地移过头部，合上双眼，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复又睁开双眼，看着对面就座——依然侧首看着窗外的那位书生，低沉地说道：

“日葵，你在想些什么？”

这位叫日葵的书生是王昆仑南下的同行者黄日葵。

黄日葵，广西省桂平人，长王昆仑四岁。他早岁在故乡读书，后于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因抗议日本侵略中国，遂于1918年愤而回国。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滇团、国民杂志社、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宣传新文化和爱国思想，积极参加和领导“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计划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他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出任中共北京地委的宣传委员。虽然他和王昆仑的政治信仰迥异，但他们因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且又都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因而不仅是稔熟的校友，而且还是革命的同路人。他听了王昆仑的问话，回过头来，笑了笑说：

“我看着窗外直奉大战的疆场，在想直系统治下的北京将向何处发展？自然，也在想我们在教育界搞的这场驱彭，运动将会有个什么结果？”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之后，直系势力入主北京。但由于直系吴佩孚的军事实力日渐壮大，和其顶头上司曹锟分庭抗礼，从而使直系分洛派（吴佩孚）和保派（曹锟）两大派系。曹锟急于登上北洋政府的总统宝座，而吴佩孚又想做当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满。结果，在组阁问题上展开了幕前幕后的激烈角逐。这就是黄日葵所担心的第一个问题：直系统治下的北京将向何处发展？时下，在曹锟和吴佩孚入主北京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内阁，成为自己的代言人。而在直系控制下的第三十届内阁中唯有一人是曹吴共识认同的，那就是教育总长彭允彝。黄日葵所说的“驱彭”运动，就是京城教育界为反对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而开展的一场运动。而王昆仑和黄日葵出京南下上海，也正是这场“驱彭”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很有必要费些笔墨介绍一下彭允彝。

彭允彝，字静仁，1878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市。他早年就读于明德师范，后留学日本，先入瞀监学校，后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三年毕业，遂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被任命为军政府外交顾问。自此以后他就像是一条变色龙游弋于南北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府中。他忽而出任南方革命政府的要职，忽而又充任北洋政府的参议员。但是，当直奉战争一俟结束，他就又投在了曹锟和吴佩孚的睡下，积极为直系控制北洋政府效力。为此，曹吴一致同意把最为棘手的教育总长赏给他。不出所料，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一经传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起而反对，很快就在京城教育界演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彭”运动。

蔡元培作为中国近代教育革命的先驱，和传统而又保守的教育体制是势不两立的。自然，对封杀教育革命的顽固派也是誓不为伍的。“五四运动”之后，历届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侉发教授的薪水。至去岁，在李大钊、马叙伦等人的带动下，京城教授掀起了震惊中外的索薪运动。当时的彭允彝站在北洋政府一边，指责教授的行为过火，视被军警打伤的李大钊、马叙伦等教授为咎由自取。这不仅激怒了教育界的同仁，而且也为教育泰斗蔡元培所不耻。因此，当传出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以后，蔡元培则公开声明辞谢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大师生为挽留蔡元培校长，遂在京城大专院校中发动了“驱彭”运动。而当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王昆仑和黄日葵，又成了这次“驱彭”运动的中坚力量。为达“驱彭”运动的彻底胜利，他们循着“五四运动”的样儿南下济南、上海等地寻求外埠师生的援助。同时，他们也准备向蛰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请教革命的方略。

王昆仑听了黄日葵的答话，他认为直系曹吴二派的明和暗斗暂时不会引发内讧，因为南有髙喊北伐的孙中山，东北有虽败不服——且时时都想挥师入关复仇的胡帅张作霖。因此，他成竹在胸地说道：

“我看此行的目的在于驱彭因唯有驱彭，成功，才能大长革命的志气，大灭直系军阀头子曹吴二人的威风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见解。”黄日葵说罢看了看王昆仑那愕然的表情，进而指出只要彭允彝的后台——直系头子曹锟和吴佩孚不倒，京城教育界的“驱彭”运动就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最后，他有些沉重地说，“我以为驱彭，是表面文章，发动群众打倒直系军阀头子曹吴才是我们的根本之途。”

“我认为驱彭和倒直是两篇不同性质的文章，而驱彭的实质是意在倒直——或者说是倒直的先行。”王昆仑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正确，又补充道，“否则，你我就没有必要肩负京城师生的重托南下了！”

黄日葵自知一时难以说服这位颇有主见的小师弟，遂冲着表情严肃的王昆仑笑了笑，说道：

“我同意你的见解，此次南行，主要目的是驱彭。”

这时，走来两位同行南下的学生，一个是共产党人李国喧，一个是工业大学的学生屠安。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二人坐在了另一节普通的车厢中。王昆仑急忙起身让座。李国喧忙笑着说道：

“你们二人一定又在进行舌战，连济南到了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