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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页）

第四章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日本入侵华北的危局遂牵动了全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为此，王昆仑这位刚刚入选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即又马不停蹄地转移阵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一方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立法院这两个合法的舞台，抨击蒋家王朝中的亲日派和投降派；另一方面，他又在幕后支持曹孟君等人发起南京妇女救国会。实事求是地说：王昆仑这两个角色演得都很成功，从不同的侧面推动了南京救亡运动的开展。

但是，北平危机、华北危机的形势发展实在超出南京政府的预测，就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悍然宣布冀东二十二个县脱离中政府。同时，日本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收买汉奸流氓、流窜街头的兵痞和土匪五六百人，在天津举行“自治请愿”的示威游行。更有甚者，日本侵华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面，策动大汉奸白坚武等属下的正义自治军四处作乱，配合日本在华的驻屯军一度占领了天津车站和北平丰台车站史称“丰台事件”。

蒋记的南京政府一方面大做官样文章一一下令逮捕大汉奸殷汝耕，一方面极力封锁华北一一尤其是所谓“丰台事件”的真相，妄图平息南京各界人民的义愤。但是，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很快，各种传媒相继披露了北平危机的真相，在南京、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据当事者的回忆，王昆仑是第一个向南京读书会报告北平事态发展真相的，同时，也是第一个推动曹孟君借此成立南京妇女救国会的。

曹孟君听后愤慨异常，当即召开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紧急理事会，并决定用“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的名义召开“首都妇女团体国是讨论会”。那天到会的有各学校、机关、团体的妇女代表四百多人，曹孟君任大会临时主席。她首先登台演讲，以她那难以压抑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与会的妇女代表，把会场变成了声讨日本侵略者以及投降派的战场。最后，她又振臂高呼：

“国难当头，妇女们，全国同胞们要团结起来，迅速行动起来抗日救国！”

曹孟君的演讲和呼吁极大地感染了与会者的爱国情绪，也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拥护。就在到会的四百余名妇女代表群情潋愤，一致要求救亡抗日的热烈气氛中，曹孟君当场宣布“南京妇女救国会”正式成立！时间是1935年11月30日。

当天晚上，王昆仑紧紧握住曹孟君的双手，激动地说了这样的话：

“国难深重的人民感谢你：南京妇女救国会是全国成立得最早的救国会组织，它必将影响全国的救亡运动的展开！”

王昆仑的这一预言很快得到了应验。首先，请看在王昆仑关心和推动下的南京各界的救国群众运动：

“南京妇女救国会”成立之后，为了扩大影响，曹孟君在自己主编的新民报《新妇女》副刊上出版了专号《国是讨论专刊》。上边载有著名妇女活动领袖谭惕吾写的《觉醒吧！同胞》，曹孟君也亲自动笔写了《我们的要求与准备公然提出“我们要尽自己所能来帮助政府充实抵抗的力量！我们要拿出最后决心和最终的勇气督促政府和敌人抗战！”“我们要组织成统一的战线，准备总动员！”“全国少壮妇女立即组织起来，立即接受战时救护工作训练！”等等。与此同时，南京妇女救国会经协商，立即派出自己的代表曹孟君、王枫、胡济邦等东下上海，访问上海的妇女领袖——同时也是亲密的战友沈兹九（胡愈之的夫人）、杜君慧等人，推动上海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

接着：

孙晓村、狄超白、千家驹等成立了南京文化界救国会。其中国立戏剧学校的抗日力量较强，他们以歌咏、话剧为主要活动形式，著名的广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后经大表演艺术家崔嵬和张瑞芳一演，很快演遍大江南北。再经金山和王莹合作，又演遍了东南亚。再经王莹等人的努力，在美国白宫为罗斯福总统演出，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此乃后话，略。

薛葆鼎、后文瀚、李宗璞等发起成立了南京学生界救国会。

薛宁人、汪德彰、赵鹏等发起成立了南京职工界救国会。

简之，南京各界救国会就像雨后的春笋相继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南京的救亡热潮。

不久，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数以万计的大中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卖国投降行径。结果，遭到了军警、马队用水龙、马刀最为残酷地镇压，打伤四百多人，逮捕三十余人。

事后，国民党当局竭力隐瞒事实，封锁消息。诚如当事人所回忆的那样：“但没有几天，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薛宝鼎就从王昆仑、狄超白那儿得到了消息。”同时，王昆仑也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曹孟君。这条消息就像是引信，一下子点燃了南京救亡抗日的火药筒，先后成立、或筹备成立的各界救国会纷纷涌上街头，进一步掀起了救亡抗日的**！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曹孟君等领导的南京妇女救国会在此运动中表现最为突出。她们不顾风冷雪寒，甘冒坐牢的危险，把接待支持北平南下学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主动地向他们介绍国民党当局的动态，协助他们联系去各学校开展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曹孟君带头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一无所有的爱国学生。当获悉北平学生“献旗团”到南京请愿时，被蒋记特务秘密软禁之后，曹孟君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在《新民报》上发表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有力地配合了学生运动的发展。客观地说，王昆仑在幕后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以发起南京妇女救国会为起点，很快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各个阶层的救国会。其中以文化教育界、青年学生界的救国团体最为活跃，成缋也最为显著。

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指导下，对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活动和要求不但不支持，反而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威吓和镇压。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竟然颁发《告国人书》，胡说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下，作卷土重来之计”，诬蔑抗日救亡运动为“危害国家”等等。为避免损失，南京各界的救国会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对此，王昆仑一方面更加痛恨抗日有罪的蒋家王朝，一方面又根据新形势的发展，继续发挥救国会“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代表人民的要求，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掀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作用。经研究做出如下决定：

一、“南京妇女救国会”转入地下，改为秘密的“十人团”形式，通过个別谈话进行宣传活动。同时，“通过当地公开的妇女团体，在妇女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妇女文化促进会当然是主要阵地，还有南京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等。曹孟君与这些组织中的主要骨干来往密切，配合默契”。

二、由王昆仑等出面，举办1935年至1936年初的“冬令讲学会内容是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请的“主讲人有立法委员陈长蘅、卫挺生先生，正统派的经济学者赵兰坪先生，也有上海救国会的章乃器、钱俊璁等。讲学的场所，借的是青年会礼堂和中央大学大教室，但章乃器来讲的那次，轰动一时，听众特别拥挤，只好临时请中央大学开放大礼堂。”

三、继续做孙科的工作。对此，孙晓村同志做了如下回忆：“1935年，王昆仑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活动面又扩大了。当时孙科筹备中山文化教育馆，想找几个知名学者去，我和王昆仑商量，介绍陈翰笙去。陈此时已不担任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的所长，但在学术界很有名望，孙科很重视他。但陈因自己不能常去，我们又介绍陈洪进去，陈洪进又介绍了宜静之。这样，中山文化教育馆也成了救国会的一个阵地。”

四、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和冯玉祥将军相识十余年，不仅在反蒋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而且时下又都有着一顆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他听说冯将军求知欲望很强，遂把孙晓村、陈翰笙等一批大学者派到冯将军身边，于讲学的同时，还可一块商谈救亡抗日大计。

五、保持和上海救国会的密切联系。王昆仑虽然和范映霞办了离婚手续，但他依然定期来往于宁、沪之间，传递着消息，密切双方的关系。在这期间，他不仅经常拜访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而且和爱国老人沈钧儒以及社会名流章伯钧、章乃器、史良女士等过从甚密。这样，就把宁沪两地的救亡抗日的洪流化做一股怒涛。就说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救国会一事吧，南京方面不仅派出了曹孟君、孙晓村、王枫、胡济邦等人为代表，而且曹孟君、孙晓村还当选为全国救国会的常委。

也就是在这轰轰烈烈的救亡大潮中，王昆仑和曹孟君由战友之情向着爱情飞速发展。

王昆仑是属于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早期在爱情问题上，就像是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依然是属于那种传统观念加西方自由恋爱型的。例如他和范映霞的爱情就是这神十分典型的恋爱模式。而他和范映霞的爱情悲剧，也是这种爱情模式的必然结果。而今，他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的洗礼，又经历了和范映霞的婚变——并且已经步入了成熟的中年，似乎应在爱情问题上变得成熟起来。但是，就像西方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写不好爱情这本书（大意）。王昆仑和曹孟君继续谱写的这部爱情的书——准确地说从开始就没有写好！

志同道合，是革命者恋爱的基础，但这绝不是成为美满姻缘的必然条件。然而，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热血青年，往往把这当做选择恋爱者的唯一标准，可一旦结合，多数又会演义出许多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来。王昆仑和曹孟君的爱情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最富悲剧色彩的故事。

王昆仑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他的学识、他的地位，以及他的爱国热情，是很多进步女性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他或许是过分自尊其学识，自爱其地位，他在再次选择爱情的问题上又出现了自我矛盾。举例说：

曹孟君是一位美人。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曾撰文这样称道她：

“曹孟君和王昆仑、胡济邦一起来的。那时，孟君真漂亮，额前正中间还有一颗痣，真是一个美人。”像长得这样漂亮的美人，又是那样富有文学才华，富有爱国的热情，怎能不引起王昆仑的爱恋呢？因此，当王昆仑和范映霞离异不久，很快就不知不觉地陷入和曹孟君的热恋之中。

同样，曹孟君和左恭已经离异有年，而且左恭业已和她稔熟的钟天心的妹妹结婚，因此，当她敏感地意识到王昆仑在追求她的时候，她也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况且，那时他们的革命追求和所谓的共同语言，都是抨击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发动各界人民救亡抗日，是不会产生夫妻之间那种说不淸、道不白的矛盾的。相反，在那种特定的危险环境之中，共同的政治利害又会把他们的感情加温和升华。就这样，曹孟君于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王昆仑的爱。

初恋中的情人——哪怕双方已经到了迟暮之年，感情色彩是胜过理智的。但是，当相爱的双方就要看见结合的终点的时候，感情就会渐渐地退色，理智又随之成了左右相爱双方的重要因素了。也就是在这种火候眼上，王昆仑和曹孟君都隐约感到了什么，他们之间的热恋又不知不觉地降了温。不久，由于一位中央大学学习艺术的女士的介入，王昆仑和曹孟君的爱情险些成为历史。此巧后话，暂且不述。

那时的革命家，或许是真的把革命视做人生的第一追求，抑或是带有时代的印记，恋爱可以不谈，但绝不影响开展革命事业。

这的确符合东方道德的标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