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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康至永和间的清谈热潮下 孙盛诸人（第1页）

咸康至永和间的清谈热潮（下）：孙盛诸人

以上几位清谈家都不仅是谈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段时间里多少扮演着一种“谈主”的角色。但更多的清谈家则不一定有足够的社会地位或足够的声望来从事清谈的组织活动，而只是作为“谈客”的身份，在各种清谈活动中出现。现亦择要介绍如下。

1。孙盛（307—378）[363]

孙盛字安国，先后做过陶侃、庾亮、庾翼、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出补长沙太守，最后做到秘书监。孙盛学问非常渊博。《晋书》本传说他“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在历史学方面成就尤高，“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杂论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364]

孙盛是一个清谈好手。《世说新语·文学》三一条注引《续晋阳秋》云：

孙盛善理义。时中军将军殷浩擅名一时，能与剧谈相抗者，唯盛而已。

该条正文记殷、孙间的一次“剧谈”，谓“往反精苦，客主无问。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孙之谈，其所以如此剧烈的原因，盖在于二人所持的观点正相反对。殷、孙皆精《老》《易》，然殷浩之论《老》《易》，实承正始间王弼、何晏一系而来，是魏晋清谈中的主流派[365]；而孙盛却崇儒反老，论《易》则不满于王弼，显然是一个非主流派。

孙盛著有《老子疑问反讯》《老聃非大贤论》，二文今存[366]。老子为大贤亚圣，这是魏晋玄学的基本认知，孙氏之论对当时崇尚《老》《庄》之风，不啻当头棒喝。而其论《易》，亦是反潮流的，即反对自王弼以来不重卦象，而重寄言出意的解《易》方法。《三国志·二八·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云：

孙盛曰：《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附会之辨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闲[367]，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368]

孙盛的倾向这里表达得很清楚了。他又著《易象妙于见形论》。其文虽佚，但从刘孝标在《世说新语·文学》五六条注中所撮的大要，可以看出是强调《周易》卦象之妙，与他批评王弼摈落卦象正是一意相通的。（参阅上篇第三章第一节及75页注①）

平心而论，孙盛的论《易》、论《老》都偏于保守，于魏晋玄学的精神无所深会，但在当时一片崇尚《老》《庄》、矜贵虚无的空气中，他能独立思考，敢于反潮流，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世说新语·文学》五六条生动地记述了他舌战主流派群贤的一次清谈盛会，这条材料我们前面已经见过，但是它的重要性使我觉得有必要再引一次，并略加分析：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

《晋书·七五·刘惔传》亦叙此事，辞略不同：

以惔雅善言理，简文帝初作相，与王濛并为谈客，俱蒙上宾礼。时孙盛作《易象妙于见形论》，帝使殷浩难之，不能屈。帝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与抗答，辞甚简至，盛理遂屈。一坐抚掌大笑，咸称美之。[369]

从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孙盛的观点在当时相当孤立，几乎所有清谈名士都站在他的对立面。他的观点似乎激怒了多数派，以致引起了这次“围攻”式的论战。但他显然不示弱，且相当有理，论述得相当漂亮，连当时大名鼎鼎的殷浩竟也辩不过他。最后是请了刘惔来，才算勉强把他制服。但他之输给刘惔，部分是因为刘之声势夺人，部分是因为被围攻后已经疲乏，很难说真的认了输。

这件事之所以重要，还不在于殷、孙或孙、刘之胜负，这件事之重要乃在于它标志着咸康至永和间清谈热潮的巅峰。据《晋书·七五·刘惔传》，我们知道这次清谈盛会发生在简文“初作相”的时候，亦即永和元年（345）。当年穆帝以一岁幼童继位，崇德太后临朝，简文以“抚军大将军”的名义辅政，录尚书六条事，所谓“作相”即指此。这次盛会由简文发起，参加者有殷浩、刘惔、孙盛、王濛、谢尚诸人，除桓温在武昌，支遁、许询等人在会稽外，当时的清谈高手可谓毕集。这使我们想起大约八年前由王导发起的那次清谈盛会。如果把这两次盛会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无论就内容的深浅，对立面的有无、辩争的激烈程度与谈坐中人的参与程度哪一方面来看，后者都比前者成熟多了。这说明八年之中，东晋清谈的确有了长足的进展，当年王导热心寄望的青年现在都是清谈中的骁将了。在东晋，这次清谈的盛况不但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王濛、刘惔都于不久后去世，殷浩则于次年七月离开丹杨墓所（丹杨治所即在京城），受任为扬州刺史，这样的聚会再不可能，而东晋的清谈虽然也还出现过一些小热闹，但大体上是盛年不再了。

2。谢尚（308—357）[370]

谢尚字仁祖，谢鲲之子，官至镇西将军，故《世说新语》中常称“谢镇西”。他年轻时很得王导喜爱，比之王戎，常叫他“小安丰”，并辟他为掾。后来又迁会稽王友[371]，即作司马昱的幕僚。由于他跟王导和简文的关系密切，又长期在京师[372]，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为清谈坐上的常客。但他在清谈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专长，也没有多少表现，不能同殷浩、刘惔、王濛、孙盛等人相提并论。刘惔比他年轻，但在清谈方面却毫不客气地把他视为弟子，有一次对他说：“自吾有回也，门人加亲。”他“受而不恨”[373]，而且还谦虚地说：“昔尝北面。”[374]

3。阮裕（约300—约361）[375]

阮裕字思旷，阮放之弟。一生做官时间不多，做京官时间尤短，大半住在会稽剡县之东山[376]。所以我们在京师谈坐上很少见到他。但是他的清谈在当时却颇有名，《晋书》本传说：“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说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辞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味之。”[377]《世说新语·文学》二四条记谢安少时曾向他请教《白马论》。他的年龄在当时那班清谈名流中稍长，大家似乎都对他有几分敬畏。《世说新语·方正》五三条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阮光禄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刘许，过事便还。诸人相与追之。阮亦知时流必当逐己，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刘尹时索会稽，乃叹曰：“我入（东），当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复近思旷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378]

4。谢安（320—385）

谢安字安石，谢尚从弟，是东晋中期最有名的政治家，与王导并为东晋名相。谢安不仅在功业上可与王导相埒，在清谈修养及对清谈的爱好方面也可以跟王导媲美，甚或过之。《晋书》本传说他为相时，“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379]

谢安到四十岁时才出仕，四十岁前都住在会稽，与王羲之、许询、支遁、孙绰等人游山玩水，放浪形骸。但亦时去京城，所以在京师的谈坐上也不时有他的踪影。例如《世说新语·文学》四八条载他与殷浩的问答，五五条载他与支遁、王濛、许询等人论《庄子·渔父》显然就是发生在京师的事，而他少年时向阮裕请教《白马论》则是在会稽，当时阮裕也住在东山。

谢安的清谈本事很不错，王导、王濛都很赏识。他不到二十岁时，第一次从会稽来到京师，与王濛清谈就已小试锋芒，王濛给他的评语是：“向客亹亹，为来逼人”[380]，“向客”即指谢安，因为是谢安去后王濛的儿子问他的印象。不到二十岁已使清谈老将王濛感到“亹亹逼人”，可见是不简单的角色。稍后，他再与王濛、支遁、许询等人论《庄子·渔父》时就已经很成熟了，《世说新语·文学》五五条记此事（第三章第一节已引）说他最后发言，先是略略批评别人的观点（“粗难”），接着发表自己的见解（“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清谈中一次作万余语，恐怕是创纪录的，至少我们在现存的史料中还没见过第二宗这样的记录。万余语用普通的速度说出来，大约得一个小时或更多一点。如果只是一般聊天，当然也不算什么，但这是清言，遣辞造语，驳难铺陈，都是要十分讲究的。何况在座的又都是一流高手，要让四座厌心，没有绝佳本事怎么可能？那时谢安最多二十五岁（王濛死时他才满二十五岁），比其他三人都年轻。

371年，简文帝即位，次年卒，桓温受遗诏辅政；又次年桓温亦卒，谢安代桓温执政，直至385年去世。简文即位后（371）京师清谈活动的组织者当然非谢安莫属了。可惜关于这一点，我们并没有什么直接材料以资说明，但有一条颇坚强的旁证在，这就是《世说新语·言语》七〇条：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这段记载没有点明时间，但《晋书·七九·谢安传》叙此在谢安为相之后，我想是可信的，因为无论就王的建言与谢的答语来看，都与谢之执政身份相合，否则不仅王的话变成无的放矢，谢之答亦不着边际了。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王羲之的话已暗示谢安实是当时清谈活动的组织者与支持者，而王担心清谈误国，乃提醒谢不宜助长此风；谢则以为国家的治乱在政治不在清谈，只要政治不出问题，清谈是不会亡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