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皎《高僧传》云:“竺道潜字法深,姓王,琅邪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这恐怕出于附会,不大可信[405]。刘孝标则只说:“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见《世说新语·德行》三〇条注。刘孝标又说他永嘉时避乱渡江,先居京邑,后居会稽剡县之山[406]。
竺法深在东晋名僧中是年辈较早的一个,活得也很长。他自称“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见《世说新语·方正》四五条,又曾同刘惔、支遁、孙绰等人交往,见《世说新语·言语》四八条、《文学》三〇条、《排调》二八条,可见也是当时清谈坐中的人。
2。支愍度
支愍度又作支敏度,生卒年不可考,《高僧传》说他在晋成帝(326—342年在位)的时候与康僧渊、康法畅等人一起南渡[407],则其年辈或当稍后于竺法深[408]。
《世说新语》载支愍度事只一条,即他与一伧道人共立“心无义”,已见前文所引。但“心无义”很重要,为东晋四大佛学理论之一(陈寅恪先生《支愍度学说考》有详细剖析,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亦有论述,兹不赘说),所以支愍度也是对于东晋玄学与清谈甚有贡献之人。孙绰作《支愍度赞》亦云:“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禀昭见,而能越人。世重秀异,咸竞尔珍。孤桐峄阳,浮磬泗滨。”[409]“拔新”“越人”“秀异”等评语说明支愍度在理论上的创见已为时人所共许矣。
3。康僧渊
《高僧传》说康僧渊是生在长安的西域胡人[410],《世说新语·排调》二一条也说他“目深而鼻高”。他见殷浩,因清谈出色而一举知名,前文已经说过了。《世说新语·栖逸》一一条还载有他隐居读书,兼练气功的一则故事,很有趣味: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
“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可见其所用心者仍是玄佛与清谈。“吐纳”即气功,“风流”在此指气色。这样风景绝佳之地,最后都待不住了,还是要“出”到红尘中来,亦可见当时之所谓“名僧”终究不能忘怀于“朱门”也[411]。
4。康法畅
康法畅见于《世说新语》的也只有一条,但这一条却非常明白地点出了他同清谈的关系:
康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412]
康法畅、康僧渊、支愍度三人大约在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或咸康(335—342)初年过江[413],并得以和王导、庾亮等人周旋,则其为咸康至永和清谈热潮中的人物,可无疑也。
5。竺法汰(320—387)[414]
竺法汰或称汰法师,见于《世说新语》凡两条。《文学》五四条记其语云:“六通、三明同归,正异名耳。”可惜内容不详。按“六通、三明”也是当日佛学中讨论之大题目,杨街之《洛阳伽蓝记》自序云:“至于一乘二谛之原,三明六通之旨,四域备详,东土靡记。”[415]另一条为《赏誉》一一四条,记他与王洽的关系,颇可印证我在本节开头所说东晋名僧南渡后多依达官贵人为食客的话,特录之如下:
初,法汰北来,未知名,王领军供养之。每与周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则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
他与简文、谢安同年,且与简文、谢安、王洽、王珣等人交往甚深,自然也是谈坐中人。
6。于法开(约310—约370)[416]
于法开与支道林同时,且与支道林争名,《世说新语·文学》四五条记他派弟子去向支道林挑战,居然赢了(参看上篇第三章第三节所引)。这个故事之有趣,还在于它说明了当时清谈中争胜的风气之普遍,连方外之和尚亦不能免。当许询与王修争胜时,支遁还能心平气和地劝许询不要“相苦”(《文学》三八条,论形式章已引),这次轮到自己,却也有点老羞成怒了。
此外,见于《世说新语》而与清谈多少有关的僧徒尚有僧意(《文学》五七条)、法冈、提婆(《文学》六四条)、惠远(《文学》六一条)、竺道壹(《言语》九三条)及高坐道人(《言语》三九条)等,因为不重要,就不再费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