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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玄及其注解的研究与讨论（第3页）

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于时侍中乐广、吏部郎刘汉亦体道而言约[108]。尚书令王夷甫讲理而才虚，散骑常侍戴奥以学道为业，后进庾敳之徒，皆希慕简旷。（裴）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

这里提到的乐广、刘漠、王衍、戴奥、庾敳、裴，都是西晋的大名士，也是当时清谈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所谈的“道”主要就是《老子》，这从前面追溯缘起的话“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可以看出来。

东晋谈《庄》、谈佛之风甚于谈《老》、谈《易》，但《老》《易》仍是清谈家必修的经典，也仍然是清谈的话题，只是不如《庄》、佛那样时髦罢了。以下《世说新语》节选三条是东晋中期以后的事：

《文学》二七条注引《殷浩别传》：

浩善《老》《易》，能清言。

《排调》六三条：

桓南郡（即桓玄）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坐。

《文学》六三条：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最后一条最有意思，它说明《老子》对于清谈家们的重要，简直如《圣经》之于基督徒一样，是要时常置于案头手边的。

3。《庄子》

《庄子》在清谈中的地位，早期不如《易》《老》，西晋末渐盛，南渡以后则寖寖然驾《易》《老》而上之。《世说新语》中提到《庄子》的地方比《易》《老》更多，也更具体细致。东晋文人谈《庄》之盛从《世说新语·言语》五〇条所说孙放兄弟的故事最可以看出来。该条刘注所引《孙放别传》更详细，我因略去该条正文而仅引《孙放别传》如下：

放字齐庄，监君次子也。年八岁，太尉庾公召见之。放清秀，欲观试，乃授纸笔令书，放便自疏名字。公题后问之曰：“为欲慕庄周邪？”放书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谓宾客曰：“王辅嗣应答恐不能胜之。”卒长沙王相。

这个故事有点像前面引过的王修十三岁作《贤人论》的故事，以八岁小儿而如此熟悉庄周及当时玄学家对庄周的评价——次于圣人，当然是由于经常听父辈清谈因而耳熟能详之故。

《庄子》在玄学及清谈中地位之提高，得力于向秀与郭象之注《庄》，《世说新语·文学》一七条载其事云：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向秀（227—272）是竹林七贤之一，而年辈较晚；郭象（252—312）则卒于西晋末。向、郭注《庄》之前，玄学家和清谈家们对《庄子》似乎不太重视[109]，《世说新语·文学》一五条云：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

刘注引《晋阳秋》曰：“庾敳字子嵩，颍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曰：‘昔未读此书，意尝谓至理如此；今见之，正与人意暗同。’”

又同篇一七条注引《向秀别传》云：

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嵇）康、（吕）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

可见《庄子》一书所包含的深刻哲理是经过向、郭注释，“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之后才为人们所认识的。

此后《庄子》便成为清谈家最钟爱的书，而《庄子》各篇也就成为东晋清谈中的热门话题、时髦话题。《世说新语·文学》中提到《庄子》的共九条，比其他任何书都多。其中明确记述以《庄子》中的某篇为清谈内容的有四条：三二条与三六条（《逍遥游》）、五五条（《渔父》）、六二条（《齐物论》）。

因为《庄子》成为热门话题，不仅清谈的内容较从前更丰富，甚至清谈的形式也增加了一种新花样——咏怀，试看三二条、三六条、五五条（六二条情形不同，下面还要谈到），都不是主客辩难的老式样，而是参加清谈的人各自发表自己的感想与看法，“以写其怀”。其中五五条最为典型，兹录之以备参照：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这种清谈形式从前不见于记载，是东晋以后才有的，而且都跟《庄子》连在一起。显然是因为《庄子》一书的内容有别于《周易》与《老子》，需要一种新的清谈形式来发掘它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