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把易中海和聋老太太那两坨玩意儿冲进茅房,己经过去半个多月了。
京城里沸沸扬扬的敌特大案,风头也渐渐平息。
可傻柱的日子,非但没好过,反倒是越来越不是滋味儿。
厂里那个“记大过”的处分,像块狗皮膏药似的死死粘在他档案上,走到哪儿都感觉背后有人戳脊梁骨。
最让他憋气的,是院里这帮街坊邻居。
以前他何雨柱在院里横着走,看谁不顺眼了,上去就是一脚。
现在倒好,后台没了,他自己也成了个沾了晦气的“危险分子”,别说动手,就连大声说句话,刘海中那老官迷都能闻着味儿过来给他上纲上线。
人走茶凉,世态炎凉,这些他都认了。
可唯一让他想不通,也受不了的,是秦淮茹的态度。
这半个多月,他雷打不动,每天下班还是从厂里食堂打好一饭盒的硬菜,眼巴巴地送过去。
秦淮茹呢,饭盒照收不误,可人却不搭理他了。
每次他凑过去,刚想开口说点什么,秦淮茹要么低头洗衣服,要么转身进屋,连个正眼都不给他。
那感觉,就好像他不是个人,而是个专门负责送外卖的。
这天傍晚,傻柱又提着饭盒,跟个游魂似的挪到中院。
“秦姐,”他把饭盒递过去,脸上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今天……今天食堂有红烧肉。”
秦淮茹抬起眼皮瞅了他一眼,没说话,伸手就去接饭盒。
傻柱的心刚一热,那手就悬在了半空。
“秦姐,我……”他想问问,我到底是哪儿做错了,你怎么就不理我了?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怕一问出口,连这每天送饭盒的机会都没了。
就在这尴尬的当口,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旁边飘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