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三部分 1700年以来的欧洲及西方戏剧 第八章 18世纪的戏剧（第1页）

第三部分1700年以来的欧洲及西方戏剧第八章18世纪的戏剧

彼得·霍兰德及麦克·帕特森

初看起来，18世纪似乎是自中世纪以来戏剧史上最无趣也最不重要的时期。某些戏剧史叙述实际上略过了这个阶段，而另一些则将这一时期当作连接文艺复兴的辉煌和19世纪的创新之间的某种阶梯，认为这个阶梯十分重要，但不值得在此逗留。

实际上，18世纪几乎没有产生伟大的戏剧家，或许有几个喜剧人才：谢里丹（Sheridan）、戈德史密斯（Goldsmith）、马里沃（Marivaux）、博马舍（Beaumarchais）、哥尔多尼、戈齐（Gozzi）、霍尔博格（H）和莱辛（Lessing），但世界戏剧选集中完全可以合理地排除这些人的作品。只有在18世纪晚期德国新涌现的戏剧中，歌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的主要戏剧作品才值得一提。18世纪在戏剧技术的创新方面也乏善可陈，仅仅是在该世纪末将烛光换成了油灯。

然而，18世纪的戏剧有一点很重要，即其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功能，除了戏剧在古希腊社会中曾扮演的角色，之后的时期皆不可比。戏剧从一种宫廷或集市娱乐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论坛，关注国家特质甚至革命。它从拘谨和程式化，或者说从粗俗演进到一种现实主义的新层次，戏剧舞台开始探索真实性和能够反映观众日常生活的东西。戏剧开始分析自己的美学观，从一种技艺发展成了一种艺术。男女演员的社会地位从妓女和变戏法的人变成了受人爱戴的社会成员，剧作家们的工作也得到了恰当的回报。简而言之，戏剧反映了这个世纪的哲学荣耀：启蒙时期的追问、包容以及民主思想。

但是，在国家特质不容拷问、社会相当安定的18世纪的英格兰，戏剧对哲学的关注比利润要少，而其利润主要依赖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新兴社会力量，以及新施加的政府控制的取悦。1698年4月，持异议的神职人员杰里米·科利尔出版了一部名为《从古典戏剧观出发浅谈英国舞台的伤风败俗及渎神》的书。此书名为“浅谈”，但实际并不太浅。在280多页的篇幅里，科利尔对当代戏剧进行了极其刻薄的攻击。他对康格里夫、范布勒和其他剧作家的语言进行了显微镜似的审视，以期证明他自己的如下观点：

尽管戏剧应当具有道德性（戏剧实践应彰显美德，谴责恶行），但是我们的诗人们以一种不同的观点写作……他们在如下细节中的自由发挥度是不可容忍的。即：他们**的表达，他们对《圣经》咒骂性的、亵渎性的以及****的用词，他们对教士的亵渎，他们将**不羁者作为主角，并使他们在**堕落中获得了成功。

在该书出版之后的余波中，几十个攻击该书及捍卫舞台的小册子出现了。范布勒在6月以一个小册子作出了回应，康格里夫于7月在另一个小册子中作出了回应。这不仅是一场宣传册之战：康格里夫在《世界之路》（TheWayoftheWorld，1700年）中对科利尔的攻击作出了最好的回答，证明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也可以严肃地对待邪恶。而法夸尔（Farquhar）则在《招聘官员》（TheRegOfficer，1706年）及《美男心计》（TheBeaux&#em，1707年）中显示了戏剧可以跨出伦敦的范围，去探索招聘或离婚这样严肃的话题，同时又不冒犯科利尔。但对于戏剧而言，更令人担忧的是，论战蔓延到了宫廷：演员们发现自己遭到了指控，原因是他们所说的某些台词被礼仪改革协会安插在观众中的告密者记录了下来，尽管这些指控极少获得成功。但是，现在将“神啊”这样的词汇加入台词之中成了一件危险之事，甚至念出那些之前得到认可的台词也可能招致一场指控。

科利尔的某些恶言谩骂显然是及时的。社会权力在转变，王政复辟时期与贵族世界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重要性不断攀升，在科利尔的谩骂中，这一新兴的社会重要成分希望在核心公众行为中突显的道德性找到了适宜的支持。而戏剧正是这种争论最重要的公共论坛。抛开别的不说，科利尔之争将戏剧推入了争论的中心，并使得有关戏剧的写作成了文学和道德论战的有力阵地。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Steele）是精力最充沛的试图将这种新的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准则与戏剧加以调和的支持者，他在创造一种道德性兼感伤性戏剧的过程中可能已经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在《有良知的情侣》（ThesciousLovers，1722年）中，但其精力大多集中在有关戏剧和剧场的随笔上，这些随笔发表在订阅量极广的期刊上，比如《旁观者》（Spectator）和《闲话报》（Tatler）。

尽管斯梯尔可能已经改变了高雅戏剧的性质，喜剧中最脍炙人口的改变却发生在别处。1728年1月29日，在林肯律师公会广场剧院，观众爆满，观看约翰·盖伊的《乞丐的歌剧》（TheBeggar'sOpera）的首夜演出。其实盖伊的芭蕾歌剧已经被他的一位竞争对手、当时另一家拥有伦敦演出许可的公司德鲁里巷的经理人柯莱·西博超越了。盖伊的歌剧风格对于这个古板的戏剧公司而言太超前了。该公司的主要戏剧成就是乔治·李洛（GeeLillo）关于一个学徒误入歧途的悲剧《伦敦商人》（TheLo，1731年），该剧对欧洲戏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其在对英国悲剧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那些成功不成比例。盖伊的朋友说服了林肯律师公会广场剧院的经理约翰·里奇（JohnRich）上演盖伊那令人震惊的，混合了流行歌曲、下层喜剧，以及政治和社会讽刺的新型喜剧。在初次彩排之后，里奇本已经准备放弃了，但受到鼓励坚持了下来。在该剧上演**，观众人数超过了1200人：其中250人在包厢中，300人在正厅后排，600多人在顶层楼座，还有几个坐在舞台上的。起初这些观众茫然失措，正如盖伊的朋友亚历山大·蒲伯（AlexaderPope）后来所报道的那样：

初演之夜我们都在场，对该剧怀着巨大的不确定，直到我们无意中听到了坐在我们旁边包厢的阿盖尔（Argyll）公爵的话，受到了鼓舞。阿盖尔公爵说：“它会成功——它必须成功!——我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一点。”在第一幕结束之前，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

演出结束时，掌声如雷，这种新形式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该演出季结束之前，这部剧上演了62次之多。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这部戏剧“使里奇成了快乐，而使盖伊富有了”[1]——实际上，盖伊告诉他的朋友们，他从该剧收入了600多英镑。

社会讽刺及流行歌曲

约翰·盖伊的《乞丐的歌剧》创造了一种新体裁的辉煌成功，其在流行芭蕾曲调中加入了新的讽刺性言语。老练的罪犯皮卡姆（Peachum）仍然认为律师是比自己更为有效率的窃贼。

皮卡姆夫人：我很敏感，夫君，麦西斯上校（Macheath）值得获得财富，但我怀疑他是否已经有了两个或三个妻子，那么如果他在一次或两次开庭中死亡，波利（Polly）的嫁妆就要引发争议了。

皮卡姆：这确实是一个应该考量的问题。

曲调十一，《士兵和水手》（ASoldierandaSailor）

一只狐狸可能偷走您的鸡，先生；

一个娼妇可能偷走您的健康和零钱，先生；

您的女儿抢劫您的钱箱，先生；

您的妻子可能偷走您的休息时间，先生；

一个窃贼可能偷走您的财物和餐盘。

但是这些都是小偷小摸，

只是偷走了休息时间、零钱、钱箱和小鸡；

这都是注定的，先生，

但如果律师的手要张开，先生，

他会偷走您所有的财产。

律师是我们行进道路上相对于其他人更坏的敌人。除了他们自己，他们不关心任何偷偷摸摸获得营生的人。

里奇的观众已经习惯了创新。自1716年开始，他开始尝试哑剧，在他自己改编的“即兴喜剧”中，他用艺名约翰·伦（JohnLun）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丑角明星哈勒昆（Harlequin），而其致力于每年推出新的年度哑剧，一直持续到去世。他还同时尝试在主要表演单中加入其他娱乐形式，他为“整体性演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将短讽剧、音乐娱乐、游行、走钢丝演员、柔术演员，以及几乎所有一切都加入演出之中，为观众呈现一种变化多样的夜间娱乐。有些人可能会抱怨这种大杂烩不得体，但没人能辩驳其成功性。

《乞丐的歌剧》所获得的非凡成功不仅催生了大量模仿，而且坚定了里奇迈向更大舞台的计划。1730年，他开始在考文特花园设计一所剧院，并于1732年设计完毕。其他人也察觉到了这个项目的成功所带来的意义：在市政府的公然反对下，托马斯·奥德尔（ThomasOdell）在位于这座城市东端的古德曼广场开设了一家新剧院。奥德尔承认，在这个剧院观看盖伊作品的相当一部分观众都来自这座城市的东部扩展沿线地区。这些新的观众群体值得拥有他们自己的当地剧院。1720年，干草市场小剧场（HaymarketLittleTheatre）的创立帮助奥德尔实现了计划。最初，这个小剧场的使用者大多是流动剧团，但其就像一个楔子一样打破了德鲁里巷和林肯律师公会广场这两个获得特权的公司近乎垄断的状态。

尽管改革者们动用了法律和司法，但科利尔主义的道德及宗教担忧并未导致新的立法，政府只是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这种道德焦虑。迄今为止，1737年的《许可证法》（TheLigAct）还是该世纪政府对戏剧活动最重要的控制措施，在沃波尔（ole）的推动下，该法匆忙在议会通过了：5月20日刚提出，6月24日就变成了法律。正如切斯特菲尔德伯爵（LordChesterfield）在其上议院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该法不仅旨在对舞台的放肆予以限制，而且事实将证明它是一种对于舞台自由最蛮横的限制。”两种不同利益的结合确定了该法案的文字内容。其中，首要的利益是沃波尔对于舞台不断增长地使用政治讽刺的焦虑：盖伊在《乞丐的歌剧》中所表现的政治讽刺已经令沃波尔震惊了，而之后的《波莉》（Polly，1729年）所表现的嘲讽是如此的直接，以至于沃波尔动用了宫廷大臣的现有权力完全禁止该剧的演出。然而，在下一个10年过完一半的时候，在亨利·菲尔丁（HenryFielding）于干草市场的小剧场上演的诸如《1736年的历史记录》（TheHististerfortheYear1736）这样生机勃勃的讽刺剧中，戏剧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攻击政府的政策。致使沃波尔这个法案出台的序曲是一部匿名的、但现已遗失的戏剧《金臀》（TheGoldenRump），该剧将国王本人嘲讽为一个有生命的偶像，需要在王后的协助下灌肠，以保护他那金子做的肠道。这种对君权的亵渎和嘲弄已经能引起足够的愤怒，从而确保该法案文字内容的出台了。该剧经由古德曼广场的剧院经理亨利·吉法德（HenryGiffard）之手到了沃波尔手中，包括菲尔丁在内的人都怀疑这部戏剧是沃波尔自己设计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