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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3页）

彼得觉得他的智力也如那埋藏已久的种子，在许多季的孕育之后，突然破土而出，势不可当地生长起来。学校橄榄球队的比赛和市政厅前的露天音乐会已经不再让他兴奋。同学们成群结队的喧闹和空泛跳跃性的谈话使他渐感无聊。他发觉他的心里有了一个大大的空洞。为了填补这个空洞他焦躁不安地寻觅着一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历史的。博览群书的彼得渴望自己的思想能像云彩那样自由自在地遨游宇宙，却痛恨那禁锢捆绑了思想飞翔的躯体。

彼得在屋里待腻了的时候，就爬到红杉树上看书。红杉树是在彼得出生时栽下的。有一年，在一场暴风雨中，雷电击伤了树身，留下一块巨大的疤痕。在那以后的岁月里，生命绕过焦黑的疤痕，悄悄地固执地繁衍开来。新绿在焦黑的周围炫耀着生命的顽奇，焦黑在新绿的边缘展现着死亡的颓丧。彼得的红杉树在一绿一黑的交织中无声无息却触目惊心地传递着关于生命的真谛。红杉树旁有架小木梯，木梯尽头的树杈上有一个漆成黄色的鸟窝。鸟窝是汉福雷庄园的家族牧师安德鲁用木头做的送给彼得的生日礼物——安德鲁牧师在还没有成为牧师的时候曾经跟人学过木匠。在小木梯上彼得曾有过一个又一个长长的傍晚，等候着林雀、乌鸦、百灵、野鸽子和其他一些不知道名字的鸟儿，在一天的劳碌之后归来，钻进鸟窝歇息寻食。鸟儿对他很熟悉了，有时就栖息在他的手掌上啄食。那些流水一般的啁啾声和微热的羽翅，曾经给过他多少无由的慰藉啊。可是现在彼得爬上红杉树，却不再是为了鸟，甚至也不是为了乘凉。树给了他某种角度和心境，让他在眺望加利福尼亚青灰色连绵起伏的远山时，能想象着隔洋那边的景象。

彼得读的是一本旧版书，封皮下方有一片广袤的布满龟裂皱纹的土地。上方是一片深黑的夜空和夜空里一颗孤独却异常明亮的星星。封皮外边又包了一层封皮，只因为那颗星星是红色的。

那年彼得刚满十三岁。朝鲜战争已经偃旗息鼓。麦卡锡参议员虽然早已下台，大清洗政策的阴影却仍如日落之后的云霞，还在天边隐隐现现。美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异常地安静。安静得让人惊惶失措，安静得让人轻易不敢有打破安静的想法。任何关于红色的提示，仍能引起令人心悸的联想。

汉福雷农庄一千多公顷的土地丰收在望。田里种下的，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在成熟。以红杉树为中心画一条宽宽的分界线，左边种的是蔬菜，右边种的是水果。蔬菜里浅绿色的是芽菜球，嫩黄色的是椒子，深绿色的是芥蓝。深深浅浅的黄和绿中间，是大片大片艳红的西红柿。无风无雨的炎热里，绿的、黄的和红的都慵慵懒懒地焦灼着。墨西哥边境的季节工已经拖家带口地来了，却还没有开工，正在路边的凉亭里无精打采地等着烈日西下，风凉起来时才下地去。偶尔有孩子用西班牙语问话，大人一遍又一遍地拿草帽扇着凉，连头也懒得抬，回话自然就免了。

彼得家的农庄里出产的蔬菜，十个季节工家庭一天还摘不空一个角落。从季节工手里摘出来的蔬菜，稍事包装，贴上“加利福尼亚阳光”的标签，近的就运往美国、加拿大各地，远的就运至澳大利亚、新西兰。这里出产的蔬菜使得汉福雷家族在战后的大萧条年代中依然跻身富豪。可是，真正让彼得一家出名的，是果园而不是菜园。

说是果园，其实单单只种了一样果子——葡萄。彼得家的葡萄，不是为卖，而是用来制酒的。汉福雷家族出产的，是加利福尼亚最好的红葡萄酒。

汉福雷家族，和许多别的家族一样，在起初的时候，只是由一人组成的。

彼得的祖先约瑟·汉福雷于17世纪后叶沿着“五月花”号轮留下的水迹登上北美东岸。和当时的大部分移民不同，约瑟既不是受天主教迫害的新教徒，也不是逃避酷刑的罪犯。约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纯粹的探险家，只不过探的不是金银财宝而已。

约瑟原来是英国南部一个小镇上的教书匠。在熟读多遍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小说后，约瑟突然发现小镇拥挤刻板的生活如同一件剪裁得太紧的贴身背心，窒息了他的心，钳制了他的想象力。他渴望有一片广阔的地平线，好展开他雄心勃勃的视野；他期盼有一块人烟稀少的空间，好让他与天地万物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对话。约瑟那一脉孤独浪漫又略带了一点伤感的热血，在沉寂冷漠了许多年代之后，终于致命地传到了小彼得的身上——那是后话不提。

汉福雷家族的鼎盛时期，是在约瑟的五个曾孙联合决定离开曼哈顿，向当时尚地广人稀的西部迁移时形成的。大小二十八口人分散在十一辆马车上，马蹄踢起的沙尘遮天蔽日，逶迤数里。行李在车尾积攒了厚厚的，跨越了十几个州的灰尘。同姓汉福雷的五个分支，命运却是如此的不同。其中最年轻的一支是一对刚成婚的夫妻，还未抵达目的地便夭折在一场铺天盖地的瘟疫之中。面对茫茫天涯路，传闻中的金矿如海市蜃楼，远远地看见了，却始终无法触摸到手。另外两支汉福雷渐渐地就将耐心磨薄了，在烟酒赌博中耗尽盘缠，于贫困潦倒间不知所终。最后终于在1849年的淘金热潮中立足加州，并迅速积攒了巨额资本的，是剩下两支汉福雷的后代。这两支由于其中一支没有后嗣而合并成了一支，那便是著名的加州葡萄酒商汉福雷一家。

汉福雷家族的酿酒业，传到彼得的父亲老彼得·汉福雷手里时已是第五代。从葡萄的选种、栽种、收获到果汁的压榨、发酵、装桶入瓶乃至最后的包装上，都有一套说起来甚为荒诞的繁文缛节——加州所有的葡萄酒商几乎都有这样一套的繁文缛节。可汉福雷酒庄是与众不同的。汉福雷酒庄的不同之处，是在装桶的奥秘上。确切地说，是在制桶的奥秘上。加州其他的酒庄，用的都是本地产的橡木酒桶。高级些的，用的也不过是从南部的田纳西州或弗吉尼亚州运来的橡木。而汉福雷酒庄的酒桶，用的是从奥地利南部海陆联运来的橡木。这种橡木树干直，树肉紧，不透气。红酒存进这样的桶里，待过六七四十二个星期，里边的酒汁渐渐吸吮了橡木的精华，便有了一股淡淡的香草味道。出桶后滑中略带一点黏，初入口清淡如泉水，过后才是满口余香，经久不散。汉福雷家的酒，寻常百姓是买不起的。当然，汉福雷家的酒，本来也不是为寻常百姓酿的。

汉福雷家族不是暴发户，所以汉福雷酒庄里，连管包装设计的工头，都在欧洲得过学位。老彼得本人获取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学位，平日往来无布衣。老彼得一生中最美丽辉煌的时刻，莫过于在别墅的大酒窖里，招待杜鲁门总统伉俪。那天总统询问了许多关于品尝名酒的奥秘。老彼得一时兴起，便送给第一夫人一瓶1857年酿下的红葡萄酒。

老彼得一生娶过三个老婆，离过两次婚。三次婚姻留下的唯一印迹，就是儿子小彼得。也许人丁不旺是历代汉福雷的传统，三代独出的小彼得并没有得到格外的注重。小彼得从出生开始就在保姆和管家的手中传来传去。和母亲的见面在一天一次的晚餐时。铺满红蜡烛的餐桌，远远地隔开了彼得母子。朦朦胧胧的烛光中彼得看不清母亲的脸，却隐隐约约知道母亲是美丽的，也是孤独的。母亲原本是泥土和旷野的造物，室内时的母亲就成了完全另外一种样子。这时母亲脸上的美丽是一种苍白的、不见天日的美丽。即便那样温柔旖旎的烛光也没能够染红母亲的唇颊。美丽并不可怕，孤独也不可怕。但是美丽和孤独联在一起的时候，是何等残忍的一种可怕。所以彼得始终不敢正视母亲的脸。

与父亲的见面往往不在餐桌上，而是在酒窖里。酒窖极深极大。一面墙上挂着历代州长与汉福雷家族的合影；靠另一面墙壁的，是一个橱窗。里面摆设了一顶布满泥尘的牛仔帽，一支铁锈斑斑的来复枪，两块几乎磨穿了的马掌，和一张焦黄字迹不清的地图。这都是当年汉福雷家族从东到西的大迁移中留下的历史见证。每当老彼得走下酒窖的石阶，点亮窖顶的枝形吊灯，站在壁前与古人交谈时，小彼得似乎看见过去和现在神奇地在酒窖里交织相会，在老彼得的眼中凝结成两个亮亮的斑点。

“儿子，可惜汉福雷们再也没有地方可去了，我们已经走到了大洋的边上。”

有一天老彼得从陈列柜里拿出祖先的那顶牛仔帽，细细地擦拭上面的灰尘。刹那间小彼得心头一热，嘴唇抖了抖，想说：“大洋并不是尽头，那边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天地呢。”可是他终究没有说。

老彼得能和小彼得说的，也只有酒经。当老彼得的思绪在酒汁的泡浸中变得闪烁跳跃、情不自禁时，小彼得的眼光却茫然地散落在不知名的远方。老彼得很早就知道儿子对酒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灵性。于是老小彼得之间的话便越发少了起来。

小彼得有话，只和安德鲁牧师说。安德鲁青春丧偶，孤身住在汉福雷家族的教堂里。小彼得出世时，安德鲁是除了母亲之外第一个听见婴儿哭声的人。那天母亲阵痛发作时，父亲正在游艇上享受地中海的阳光。是安德鲁牧师带母亲去医院的。母亲那时候像母鹿一样年轻健壮，还没有把产床躺暖和就把儿子生下来了。当护士把包在白细布被子里的婴儿抱过来放在安德鲁怀里时，他两臂僵硬，双唇颤抖，仿佛在拥抱一件易碎物品。那神情竟像一个初为人父的毛躁男人。其实安德鲁牧师的确是初为人父。他的妻子在生产后不久便死于猩红热，女儿马姬只好暂时寄放在外祖母家里抚养。汉福雷夫人和她的婴儿很容易让安德鲁牧师想起一些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主动提出要做彼得的教父。

在彼得开始牙牙学语时，他就教彼得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彼得开始走路时，他就教彼得在后院种向日葵，在树林里闭着眼睛分辨鸟的啼叫声。稍大一些的时候，彼得便来找安德鲁牧师结伴打棒球——彼得很小就知道有些事情只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女人永远插不进去。再后来彼得找安德鲁牧师，就不仅仅是为了打球了。彼得发现了牧师的藏书里，另有一片任何汉福雷都不曾听说过的天地。

汉福雷家族的别墅是极大的。光煮饭、打扫、剪修花草的下人，就有二三十个。小彼得的卧室和他母亲的卧室之间隔了两个房间，母亲和父亲的卧室之间，隔了一层楼。每逢父亲在外边与他的国会议员朋友们欢宴回来，那辆劳斯莱斯黑豹似的驶进大门，早有女佣通报进去。所有的下人都在西班牙式的白色长廊前站齐了，垂首弓腰，齐声道过：“汉福雷先生晚安。”这种场合，彼得通常是不用在场的，因为彼得睡下了。

彼得睡下了，却又没有睡着。彼得掀开窗帘的一角，看见了下人们恭恭敬敬地等着劳斯莱斯泊进车库，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门廊里，才敢散去。连散也是静静的，如轻风里的灰尘那样。彼得听着父亲的脚步在楼梯上响起，经过母亲的房前，又消失在另外一层楼梯上。在夜复一夜的脚步声里，彼得没有听见父亲吹过口哨，或唱过歌。彼得蜷着身子躺在大橡木**，觉得自己置身在一个硕大的隔音室里。汉福雷庄园如同一面没有间隔绵长环绕的优质绝缘墙，无声无息地吸收了一切与情绪有关的声响：比如笑声，比如叹息，比如哭泣。

尽管他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尝过了生活的苦难，但他们也许还太年轻了，苦难并不能把他们压倒。在我看来他们是相当快乐的。也许他们是我一生中见过的第一群有意识地快乐着的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消极的随遇而安是社会的常规现象。但是更高一层的快乐感受，即一种超越基本生存之上的积极态度，却倒真是罕见的。

在（行军）途中他们几乎整天歌唱，歌儿一曲接一曲源源不断。他们的歌声是自发的，并没有人指挥。只要有人心里有所感动，或者突然想起一首合情合景的歌，他就会突然放声高唱，他的伙伴也会立即和声加入。在晚上他们也整夜整夜地歌唱，唱着沿途学来的新民歌，当地的农民便拿出弦琴来为他们伴奏。

在斯诺之前，彼得不知道世界上的土除了黑色之外还能有另外一种颜色。他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土地，能比汉福雷家族的农庄更为广袤无边。他也不知道，世界上的土地被造物主所造，除了生长庄稼之外还能被荒芜着。他自然不能理解，在那样广袤荒芜的黄土背景里，有一些如此贫穷的人，为了一个简单得甚至不能称为理想的憧憬和盼望，如此快乐地行走斗争着。

“安德鲁牧师，为什么贫瘠的土里能长出这样富有的东西？”

少年彼得的眼中充满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