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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忍住，就跟她说起我的生活是多么令人作呕，听到大家关于她的流言是多么难受。她面对我站着，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起初还聚精会神地、严肃地听我讲完，但很快就笑了起来，轻轻把我推开。

“够啦，这些我都知道。懂吗？我知道！”

然后她拉着我的双手，非常温柔地说：

“你越是不理睬这些污言秽语，你就会越好……啊，你手没洗干净……”

哦，这话还轮不到她说，我想，如果她也跟我一样，要擦铜器、拖地板、洗尿布，她的手就不会比我的干净多少了。

“人若是会过日子，那就会有人恨他、嫉妒他；若是不会过日子，就有人嘲笑他、瞧不起他。”她搂住我，把我拉到身边，微笑着看着我，若有所思地说道，“你爱我吗？”

“是的。”

“很爱吗？”

“是的。”

“那，怎么爱呢？”

“不知道。”

“谢谢，你真可爱！我喜欢人家爱我……”

她笑了一下，好像想说什么，但，叹了口气，抱着我，沉默了很久。

“你—要常来我这里，能来就来……”

我利用去她家的机会，从她那里得到了很多好的东西。吃过午饭，我的主人们睡午觉。我就跑下楼，如果她在家，我就待上个把小时，甚至更久。

“应该读些俄国的书，需要知道自己国家的生活。”她一边教导我，一边用灵巧的玫瑰色的手指把发针插进香气四溢的头发。

她列出了一些俄国作家的名字，问我：

“你能记住吗？”

她常常若有所思地说话，带些伤感：

“你需要学习，学习，可我老是忘记这个！唉，真是要命……”

在她那里坐了一会儿，我手里拿着本新书跑上楼，就像从里到外整个身心洗了一遍。

我已经读过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出色的俄国长诗《在林中》、异常优美的《猎人笔记》，还有格列边卡、梭罗古勃的一些选集、韦涅维季诺夫、奥妥耶夫斯基、丘特切夫的诗集。这些书洗涤了我的心灵，剥去了罩在它上面的穷困艰辛的现实印象。我体会到什么叫好书，明白了它对我的不可或缺。因为这些书，我心里淡定地累积起一种坚定的信念：这大地上我并不孤独，我不会走投无路！

外婆来了，我兴奋地跟她谈起“玛尔戈王后”，外婆一边津津有味地嗅着烟草，一边肯定地说：

“嗯，嗯，这很好！好人还是很多的，你得去寻找—会找到的！”

有一次，她提了个建议：

“要不，我去她那里一趟，替你说声谢谢？”

“不，不要去……”

“好，不去就不去……天啊，天啊，一切是多么好啊！我要长命百岁啊！”

“玛尔戈王后”没能帮我上学，—三圣节那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差点把我毁掉。

临近节日，我的眼皮忽然肿得厉害，几乎盖住了眼睛，主人们担心我会瞎，我自己也吓得够呛。他们把我带到熟识的亨里希·罗泽维奇产科医生那里，他从里到外给我割了眼皮，我眼睛包着纱布，在无聊的黑暗中躺了好几天。三圣节前夕，纱布去掉了，我重新站起来，仿佛到阴间走了一遭。再没有比失明更可怕糟糕的事了。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它夺走了一个人十分之九的世界。

欢庆三圣节的那天，我因为还在病中，从中午开始，就免除了一切劳务，于是就去各家厨房，看望那些勤务兵。除了严于律己的久非亚耶夫，所有人都喝醉了；快傍晚的时候，叶尔莫辛拿块劈柴照着西多洛夫的脑袋就是一下，西多洛夫晕倒在外屋里，叶尔莫辛吓得跑到沟里去了。

恐怖的谣言迅速传遍整个院子，说是西多洛夫被人打死了。门廊附近聚集了很多人，都看着那个士兵，他头靠在厨房到外屋的门槛上，一动不动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有人悄声说得叫警察，但是谁也没去叫，谁也不敢上去触摸这个士兵。

洗衣妇纳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出现了，她穿一件全新的紫丁香色衣服，肩头披了个白头巾，气冲冲地推开众人，进到外屋，蹲下身子，大声说：

“蠢货们，他还活着！快拿水来……”

众人劝她：

“你别瞎掺和！”

“快拿水来啊，我说！”她像是在火灾现场似的，麻利地把自己的新衣服撩起来，高过膝盖，扯了一下衬裙，把士兵那血淋淋的头放到膝盖上。

围观的人们厌烦而害怕地散去。我在昏暗的外屋看到洗衣妇白白的圆脸上，浸满泪水的眼睛愤怒地闪着光。我提来一桶水，她吩咐往西多洛夫的脑袋、胸口上倒水，警告说：

“别泼到我身上，我还得去做客……”

士兵苏醒过来，睁开迟钝的眼睛，呻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