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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就这样我去喀山大学读书了 大约是在1884年夏末或秋天至少得像那么回事（第6页）

人们告诉我说，杰连科夫是个“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必信仰上帝的，因此我觉得这个信仰上帝的小老头儿出现在这个房子里有些多余。

祷告完毕，他仔细捋了捋白头发和大胡子，打量着我，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是谁？哦，我想起来了，化了装的大学生。”

“为什么大学生要化装呢？”我问。

“哦，是啊，”老头儿淡定地回答，“就算你化了装，上帝也能认出你来！”

他去厨房了，我坐在窗边发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在通向厨房的门框里站着一个姑娘，一身白衣，蓝眼睛，浅黄色的短发，苍白的圆脸微笑着，放着光。她很像一位天使，人们常用廉价的石印油墨来画这些天使。

“您干吗害怕？我有那么可怕吗？”她的声音细细的，有些颤抖。她小心翼翼地扶着墙壁慢慢靠近我，好像她不是走在坚硬的地板上，而是走在架在空中的晃动的缆绳上。这种不会走路的姿态更容易让人把她归为另类。她浑身哆嗦着，就像她的腿被打进了钢针，而墙壁灼烧了她那胖乎乎的、孩童般的小手，她的手指头奇怪地不能动弹。

我静静地站在她面前，感觉有种奇怪的慌乱和极度的怜悯。这间黑屋子里的一切都不寻常啊！

姑娘小心翼翼地坐到椅子上，就像害怕这个椅子从屁股底下飞走似的。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才下地行走五天，这之前，差不多有三个月时间躺在**，手脚都麻痹了。

“这—是一种神经性萎缩症。”她笑着说道。

记得当时我很希望她的身体病态还能有另一番解释。神经性疾病—对于身处一间这么奇怪的房子里的姑娘来说，显得过于简单了。这间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怯生生地贴着墙壁，墙角一隅，圣像面前，点着一盏刺眼的小长明灯，大饭桌的白色桌布上，莫名其妙地爬着长明灯铜链的黑影子。

“很多人跟我说起您，因此我就想看看您长什么样。”一阵细细的童声传到我耳朵里。

这个姑娘用令人难堪的眼神仔细打量着我，蓝蓝的眼睛似乎看穿了什么。跟这样的姑娘我不能说话，也不会说话。我一声不吭地看着墙上挂着的赫尔岑、达尔文和加里波第[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著名爱国人士和军事将领，他献身意大利统一运动，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肖像画。

从铺子里冲进来一个年纪跟我相仿的少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放肆的眼睛。他进了厨房，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

“你怎么爬出来了，玛丽亚？”

“这是我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道，“我在产科学校读书，现在生病了。您干吗不说话？您觉得不好意思？”

安德烈·杰连科夫来了，他把那只萎缩的干手插在怀里，默默地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妹妹那柔软的头发，把她的头发揉散，并问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随后出现了一个红鬈发的、眼睛微绿的窈窕女孩，她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一把抓住白衣姑娘的手，说了句：

“够了，玛丽亚！”

就带走了她。

这女孩竟对这个姑娘直呼其名，让人觉得多少有点粗野和无理。

我也走了，有种莫名其妙的激动。第二天晚上，我又坐在这个房间里了，想弄明白他们是怎么生活、靠什么生活的，这日子过得有些稀奇古怪。

“别碰我！”

他有个兔子胆，能够忐忑不安地预知祸事—这点我看得很清楚。

干缩了一只手的安德烈·杰连科夫穿着件灰色的夹克衫，胸前沾上的黄油和面粉硬得结成了树皮痂。他侧着身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上露出内疚的微笑，像一个因为淘气而刚被宽恕的小孩。弟弟阿列克谢在铺子里给他打下手，这是个又懒又笨的小伙子；三弟叫伊万，还在师范学院读书，就住在师范学院，只有节假日才回家。这个三弟是个小个头儿，穿着整洁，头发梳得溜光，像个老官吏。病中的玛丽亚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楼，她一下来，我就觉得自己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像被无形的绳子捆住了似的。

杰连科夫家的家务活由跟阉割派教徒房东同居的女人打理，这个高个子的瘦削女人，有张木偶般的脸和一双恶狠狠的修女眼。她有个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老是在这里转来转去，她的绿眼睛一看到男人，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不断地翕动。

不过，杰连科夫家的真正主人却是那些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这一大群闹哄哄的人，成天就知道指点江山、忧国忧民、壮怀激烈。这帮人总是被报纸上的什么文章、刚读到的书里的某些论点、城里和大学里发生的新闻弄得不能自已，每晚都从喀山城的各个街道到杰连科夫的小铺子里来聚会，参加激烈的辩论或是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随身带着厚厚的书籍，指头戳进书页中，相互呛声，得理不让人。

当然，我是搞不懂这些争论的，我觉得，话一多，真理就会变得稀少，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肥油星子。一些大学生令我想起伏尔加河沿岸那些博学的分离教派老头子，不过，我明白，我所看到的这些人，他们的初衷是希望生活能变得更好，尽管他们的本意在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时隐时现，但总算没有被完全湮没。我很清楚他们想解决的问题，我自己也希望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我常常觉得，大学生们的话语中有我无法表达的思想，这令我对这些人喜欢到近乎疯狂，就像一个被承诺将获得释放的囚徒。

他们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块木头，可以从中看出某种不寻常的东西来。

“这是个天才！”他们彼此这样介绍我。我得意扬扬的，就像街上的孩子们把捡到的五戈比铜板给别人看似的。我并不喜欢别人叫我“天才”和“人民的儿子”，我觉得我就是个生活的弃儿，有时候，真受够了那种给我开悟的沉重压力。我在一个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书—《箴言与格言》[　此书作者为亚瑟·叔本华。]，不解书名的含义，很想读这书，就请求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借我看看。

这个“教师”的粗暴腔调深深刺伤了我。书嘛，当然，我还是买了，书钱一部分是在码头打工挣的，一部分是找安德烈·杰连科夫借的。这是我头一次买正经书，到现在还保存在我这里。

总的说来，人们对我都相当严厉：我读完《社会学入门》[　此书作者是俄国社会学家贝尔维（1829—1918）。]后，觉得作者夸大了游牧部落创造人类文化的作用，而精明强干的流浪汉和猎人却遭到贬低。我把困惑跟一个文科生说了，他那女人似的脸极力装出一副权威的样子，跟我讲了整整一个钟头的“批评权”。

“要拥有批评的权利，就必须信仰某个真理，您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他甚至常常在街上看书，他沿着人行道走，书遮住了他的脸，于是就常常撞到人。他患上斑疹伤寒，躺在自己阁楼上的时候，还在喊：

“道德应该是自由因素和强制因素的和谐统一—和谐，和—谐啊，和……”

这个柔弱书生，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而病恹恹的，加上固执地寻找永恒的真理，身体更是疲惫不堪。读书是他此生唯一的乐趣，当他觉得他让两种强大的思想和谐相处的时候，他那可爱的黑眼睛就露出孩童般幸福的微笑。离开喀山大约十年后，我在哈尔科夫城又遇见了他，那时他刚刚结束凯姆的五年流放，重新回到大学读书。他整天生活在一堆矛盾的思想中，后来甚至得了肺结核。临死之前，他还在尽力协调尼采[　尼采（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崇拜个人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一面用冰冷、粘连的手指握住我的手，一面咯着血，声音嘶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