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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

罗马斯谈到有必要把农民、个体小果园主组织起来，使他们摆脱那些收购商的控制。伊佐特凝神听完了他的话，说：

“那些吸血鬼绝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

“我们走着瞧吧。”

“呵，已经是这样的了！”

我看着伊佐特，心想：

“大概，卡罗宁[　卡罗宁（1853—1892），俄国民粹派作家，因参加民粹运动而遭受迫害。其作品多描写农村生活。]和兹拉托夫拉茨基[　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俄国民粹派作家，其作品主要描写农民苦难的生活和农村阶级分化。]的短篇小说写的就是这样的庄稼汉吧……”

莫非我已经参与了某个重大的行动，现在我就将同这些真正干大事的人一起工作了？

吃过午饭，伊佐特对罗马斯说：

“你呀，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别性急，好事不在忙上啊。得慢慢来！”

他走后，罗马斯若有所思地说：

“一个挺聪明的人，也诚实。可惜文化程度不够，勉强能读书。不过，他学习还是挺刻苦的，您这方面多帮帮他！”

他带我熟悉铺子里各种货物的价格，一直忙到晚上，他说：

“我的定价比村子里另外两家铺子要便宜，这当然让他们不爽。他们对我恶言恶语，还打算狠狠揍我一顿。我住在这里，不是因为我喜欢这里，或者，这里能赚钱，而是因为其他缘由，这个想法类似你们那个面包店……”

我说我已经猜到是那么回事了。

“嗯，是啊……应该启发人们的智慧，破除愚昧，是吧？”

小铺子关门打烊了。我们端着一盏灯在铺子里四处走走，街上有人走过来，小心翼翼地啪嗒啪嗒蹚着泥水，有时沉重地偷偷踩到门口台阶上。

“您听！有人在走动！这是米贡，一个光棍汉，一头凶恶的野兽，喜欢干坏事，就像漂亮姑娘爱卖弄**一样。您跟他说话可要当心，不只是他，跟所有人都一样……”

接着，他在房里点燃烟斗，把宽宽的背靠在炉子上，眯缝起眼睛，对着胡子吹出一缕缕的烟，慢吞吞地斟酌字句，然后简单明了地说，他其实早就发现我在虚度青春年华。

“您很有才，天性执着、顽强，看上去有美好的愿望。您需要学习，只是不要让书本代替了人，既要读书，也要阅人。有个教派的信徒，是个老头儿，说得很有道理：‘任何学识都来源于人。’人们教训你的时候会让你痛苦，比读书痛苦，他们粗暴地教训你，但是这些训诫你会记得很牢。”

他说的这些我已经听过，反正就是要首先启发村子里农民的民智。不过，在这些熟悉的话语中，我还是捕捉到一种对我来说更深奥、更新颖的观点。

“你们那里的大学生老在空谈什么爱人民，我要对他们讲：不要爱人民。爱人民只是一句空话……”

他胡子一抖，冷笑了一下，眼睛审视着我，在屋子里踱起步来，继续坚定而感人地说：

“爱，就是赞同、包容、不指摘、多原谅。这些适合对付女人。但是，难道我们不用去指摘农民们的无知，要赞同他们那糊涂混沌的思想，包容他们的任何卑鄙下流的行为吗？一味原谅、迁就他们的兽性吗？不能吧？”

“不能。”

“您看！你们城里人都在读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著名诗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诗，还唱他的诗，哼，您也知道，只靠他是走不远的！要这样唤醒农民：‘你们啊，兄弟们啊，你们本身都是不错的人啊，但是日子过得那么糟，就是不会想办法让日子过得轻松些、美好些。说不定，野兽都比你们会照顾自己一些，比你们更会保护自己呢。其实呢，农民也能成长为各种人：贵族、神职人员、学者、沙皇—这些人原来都曾经是农民。看到没？明白了吧？嗯，那就学会生活吧，别让人家欺负你……’”

他往厨房走去，吩咐厨娘烧茶炊，然后给我看他的书，大都是科学一类的：比如巴克尔[　巴克尔（1821—1862），英国实证论历史学家。]、莱伊尔[　莱伊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哈特波尔·勒启[　哈特波尔·勒启（1838—1903），爱尔兰历史学家、政论家。]、拉布克[　拉布克（1834—1912），英国自然科学家、人种学家。]、泰罗[　泰罗（1832—1917），英国人种学家、社会学家。]、穆勒、斯宾塞[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达尔文等人的著作，俄国的有皮萨列夫、杜勃罗留波夫[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冈察洛夫[　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作家。]的《战船帕拉达号》和涅克拉索夫的诗歌。

他用那大手掌抚摸着书籍，很温柔，就像抚摸着小猫咪，含情脉脉地喃喃说道：

“全是些好书啊！这本是最稀有的，是禁书，书刊检查机构要烧的。您要是想知道什么是国家，那就读读这本书吧。”

他给了我一本霍布斯[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主张君主专制，将国家比作《旧约·约伯记》中描述的巨大凶猛的怪兽。]的《利维坦》。

“这本也是讲国家的，但是轻松易读，好玩一些！”

这本好玩的书是马基亚维利[　马基亚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主张君主专制。其专著《君主论》写于1513年，发表于1532年。]的《君主论》。

喝茶的时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他是切尔尼戈夫省一个铁匠的儿子，在基辅火车站当过加油工，在那里结识了一些革命者，组织过工人自学小组，后来被捕，蹲了两年监狱，又被流放雅库茨克州十年。

“起初，我跟雅库特人住在一个乡里，心想，这下完蛋了。那里的冬天，真是活见鬼，真冷，连人的脑子都冻蒙了，所以在那里有点脑子也没什么用。然后，我慢慢发现，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虽说不多，但总算有了俄罗斯人！像是为了不让这里的俄罗斯人太寂寞，不时有新的俄罗斯人补充进来。全都是些好人。其中有一个叫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　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民主主义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大学生，现在也回来了。我曾经跟他相处得很不错，然后就分道扬镳了。我们有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相似并不代表能成为朋友。不过，这位认真、执着的人对任何工作都能上手，甚至画过圣像，这点我可不喜欢。据说他在给杂志写稿，干得还不错。”

他谈了很久，一直讲到半夜，看来，他是想一下子就把我变成自己的亲信。我还头一次真正舒服地跟一个人待在一起。自杀未遂后，我非常自卑，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像是对某人有罪，没脸活下去。罗马斯应该是看出了这一点，于是就很人性、直白地给我打开了一扇生活之门，让我挺直了身板。这真是令人难忘的一天。

礼拜天，村里教堂做完午前弥撒后，我们的铺子开了门，农民们纷纷拥到我们店铺门口。打头的是马特维·巴里诺夫，他披头散发，一身脏兮兮的，甩着两条猿猴般的长胳膊，无精打采地闪着一双女人般妩媚的眼睛。

“城里有什么消息没？”打过招呼，他劈头就问，没等回答，对着走过来的库库什金迎头问道：

“斯捷潘！你那几只猫又吃掉了一只公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