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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蜂窝，各式各样普通的、平凡的人们像蜜蜂一样把自己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到蜂窝里，酿成蜂蜜，尽可能慷慨地丰富着我的心灵。这种蜂蜜常常是肮脏的、苦涩的，但只要是知识，那就是蜜。

“好事情”走后，我就跟彼得叔叔交上了朋友。他像外公：干瘦、一丝不苟、干净利落，但个子比外公矮，块头比外公小。他就像一个为了逗笑而打扮成老头的小孩子。他的脸就像筛子，全是用纤细的皱皮编成，皱皮之间，那双眼白微黄、灵活而滑稽的眼睛跳来跳去，就像笼子里的黄雀。他那斑白的头发卷曲着，胡子卷成了圈圈；他抽烟斗，喷出的烟跟他头发一个颜色，也是一个个圈圈。他说话也是绕弯弯，满嘴的俏皮话；他说话声音嗡嗡响，听上去似乎很亲切，但我总是觉得他在嘲笑大家。

“开头几年，亲爱的伯爵夫人塔季扬·列克谢芙娜吩咐我：‘你去做铁匠吧。’过段时间，她又吩咐：‘去帮帮园丁！’可以啊，只是把一个庄稼汉放到哪里都不合适！过些时候，她又说：‘彼得鲁什卡，去抓鱼！’对我来说，什么都一样，我就去抓鱼……可我刚刚迷上这行当，就和鱼分手了；这也罢了，后来她又吩咐我进城赶马车，缴租金[　有一技之长的农奴被派到城里干活儿，赚到的钱缴一部分给地主。]，好吧，那就赶马车吧，还能怎么样？伯爵夫人还没来得及叫我再改行，农奴就解放了，就剩下这匹马，现在就当它是我的伯爵夫人了。”

这匹马有点老了，好像它本来是白色的，但是一个喝醉酒的画匠用各种颜料给它涂得花里胡哨，可是只开了头，没完工。它的腿脱了臼，全身像披满了盔甲片；它的眼睛浑浊，悲伤地低垂着那瘦骨嶙峋的马头，暴出的青筋和磨破的老皮松松垮垮地贴着躯干。彼得叔叔对它毕恭毕敬，从不打它，而且叫它丹尼卡。

外公有次对他说：

“你干吗给个畜生取个基督徒的名字？”

“不是，瓦西里·瓦西里耶夫[　外公的名字和姓，此处是尊称。]，不是这样的，尊敬的先生！基督徒没有丹尼卡这样的名字，只有塔季扬娜！”

彼得叔叔也认得字，一本《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他老是与外公争论圣徒里谁更神圣；他们把那些古代的罪人一个比一个批得厉害，特别是对阿维萨龙。有时争论纯粹是语法方面的，外公说“согрешихом，беззаконноваха，неправдоваха”[　这三个词都是教会用的斯拉夫文字，意为：犯罪、犯法、不公正。在此，他们争论的只是字尾的变化。]，而彼得叔叔坚持一口咬定应该念成“согрешиша，беззаконноваша，неправдоваша”。

“我说我的，你说你的！”外公冒火了，脸涨得通红，打趣地学他说话，“Ваша，шиша！”

而彼得叔叔，被烟雾笼罩着，刻薄地问道：

“你那хомы又有哪点好？它对上帝一点也不好！说不定上帝一边听祷告，一边想：随你怎么祈祷，你就是一文不值！”

“你给我滚，列克谢！”外公发狂地吼道，闪着一双绿眼睛。

彼得很爱干净和整齐，他从院子走过的时候，总是把碎木片、碎瓦片、骨头踢到一旁，一边踢一边紧追着骂：

“多余的玩意儿，净碍事！”

他很爱说话，看上去善良而快乐，但是有时他的眼睛会充血，变浑浊，呆滞不动，像死人的眼睛。他时常坐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缩成一团，沉着脸，一声不吭，像他侄子。

“你怎么啦，彼得叔叔？”

“一边去。”他低沉而严厉地说道。

我们那条街上一幢房子里搬来一个老爷，他额头上有个疙瘩，习惯也出奇地古怪：每逢节日，他就坐在窗户前，用霰弹枪向狗、猫、鸡、乌鸦，甚至那些他不喜欢的路人射击。一次，他用小霰弹打中了“好事情”的腰部，没打穿皮夹克，但几个子弹不知怎么地竟落到了衣袋里。我还记得，那位食客是多么仔细地透过眼镜查看瓦蓝色的霰弹，外公劝他去告状，可他把霰弹往厨房角落里一扔，说：

“不值得。”

还有一次，这位射手把几颗霰弹打到了外公腿里。外公气坏了，向民事调解法官递了诉状，满街召集受害者和目击证人，但那个老爷忽然消失了，不知去哪里了。

每次一听到街上响起枪声，如果彼得叔叔在家里，那他一定会立刻给自己那个头发斑白的脑袋戴上那顶褪色的节日才戴的宽檐帽，然后匆匆跑出门外。他把双手藏到长衣下面，然后拱起来，像个公鸡尾巴似的，挺起肚子，趾高气扬地沿着人行道在射手面前走过；他走过去，转回来，又走过去。我们全屋子的人站在大门口，那个军人蓝色的脸从窗户伸出来往外看，他上方是他妻子浅色头发的脑袋；从贝特连克院子出来一些人，只有灰色的、死气沉沉的奥夫相尼科夫的屋子没出来任何人。

有时，彼得叔叔逛来逛去一无所获，—猎人不当他是一个值得射击的野禽，但有时双筒枪连发两次：

“砰—砰……”

彼得叔叔加快脚步，走到我们跟前，很满足地说：

“打到衣服下摆了！”

有一次，霰弹打中他的肩头和脖子，外婆一边用针取出霰弹，一边数落他：

“你干吗纵容这个野种？小心他打掉你眼睛！”

“不会的，不可能，阿库琳娜·伊万娜，”彼得轻蔑地拉着腔调，“他算什么射手啊……”

“那你为什么要惯着他啊？”

“我干吗要惯着他？我是想逗逗这位老爷……”

他仔细打量从手掌上取出来的霰弹，说：

“这算什么射手！伯爵夫人塔季扬·列克谢芙娜有个临时充当丈夫的人，—她换丈夫就像换仆人一样，他叫马蒙特·伊里奇，是个军人，哇，他才打得准！大娘，他用的那子弹，弹无虚发！他让傻子伊格纳什卡站得老远，大约四十步开外，往傻子腰间缠上一个瓶子，让它垂挂在**，伊格纳什卡叉开双腿，傻笑着。马蒙特·伊里奇举起手枪瞄准，啪！瓶子噼啪一声碎了。只有那么一次，好像是牛虻什么的，咬了伊格纳什卡一口，他一哆嗦，子弹进了膝盖，正中髌骨！大伙儿叫来医生，马上就把他的腿给砍了，搞定！把那条腿给埋葬了……”

“傻子呢？”

“他，没事。傻子脚手都不需要。他凭那副傻样就能吃饱饭！人人都爱傻瓜，愚蠢是不会得罪人的。俗话说：一个法院文书要顶个科长，一个傻子就不会欺人……”

外婆对这类故事并不惊讶，她自己就知道几十个这样的故事。我渐渐有点害怕，我问彼得：

“老爷会杀死人吗？”

“干吗不会？会的，他们互相杀来杀去。有一次，塔季扬·列克谢芙娜那里来了个枪骑兵，和马蒙特杠上了，立刻就各自带上手枪到公园里，就在池塘边上，小路上，枪骑兵啪的一枪—正中马蒙特的肝脏！马蒙特进了乡村墓地，枪骑兵去了高加索—这就算了结了！这是他们自作自受！可要是打死的是庄稼汉和其他人，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现在他们也许就特别不怜惜人，那些人已经不是他们的家奴了，以前还算怜惜，毕竟是自家的财产嘛！”

“哦，那时候也没特别怜惜。”外婆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