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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搬到了外公那里。

“怎么啦，小土匪？”他用手敲着桌子迎接我，“好了，现在我不会养你了，让外婆养你吧！”

“好吧，我来养，”外婆说道，“你以为这是多难的事吧。”

“那你养好了！”外公叫了一声，但马上就平静下来，向我解释，“我和她完全分家了，如今我们各顾各……”

外婆坐在窗户下，飞快地织着花边，织棒快乐地敲打着，插满铜针的枕头在春天的阳光下如同金色刺猬般闪着光。外婆本人像铜铸的一般，—一点都没变！而外公更干瘪了，一脸皱纹，他那棕红色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平静沉着的架势变成了急急忙忙，一双绿眼睛疑神疑鬼地四处张望。外婆用嘲笑的语气跟我讲起她和外公分家的情形：他把所有的锅盘碗盏、瓦罐瓦盆都给了她，并说道：

“这是你的，别再找我要什么了！”

然后，他拿走了她所有的旧衣服、什物、狐皮大衣，拿去卖了七百卢布，把钱贷给自己的教子—一个做水果生意的犹太人—生利息。他完全得了贪婪病并丢掉了羞耻心：他开始遍访老相识、从前手工艺行会里的老同事、富裕的商人，向他们大倒苦水，说被孩子们弄破产了，希望他们能接济一下，他利用别人对他的尊敬，大肆敛财，全是大票子啊。外公拿着票子在外婆鼻子下晃着，自吹自擂，像逗孩子一样逗她：

“看见了吧，蠢货？人家连百分之一都不会给你！”

他把收集来的钱贷给他的新朋友—个子细长、秃顶、镇上都叫他“马鞭”的毛皮匠，和他的妹妹—小铺子的老板娘，一个红脸蛋的、褐色眼睛的、像糖浆那样又软又甜的壮妇。

家里的一切都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天由外婆出钱买菜做午饭，另一天就该外公买食物和面包，但是外公的那天吃得总是很差劲。外婆买来的是好肉，可他尽拿来肝脏、肺、肚子等下水。茶和糖也是分开保存的，只是放在一个茶壶里煮，外公不放心地说道：

“等等，你放了多少？”

他倒了些茶叶到手掌上，仔细数了数，说：

“你放的茶叶比我的细碎，那我该放得少些，我的茶叶要大一些，茶汤更浓一些。”

他十分留意外婆给他倒的茶和给自己倒的是不是一样的浓度，留意她喝的茶水是不是跟他一样的分量。

“喝最后一杯，好吗？”倒完全部茶水之前，外婆问道。

外公往茶壶里看了看，说：

“嗯，好吧，最后一杯！”

甚至连圣像前长明灯的灯油也是各买各的，—这就是共同劳动了半辈子的结果！

看着外公的这些鬼把戏，我是哭笑不得，而外婆只是觉得好笑。

“你别在意！”外婆安慰我，“嗯，怎么回事呢？老头子越老越糊涂！他都八十岁了，—也就是倒退了八十岁啊！就让他糊涂去吧，看谁吃亏？我来挣你我两人的面包钱，谁怕谁啊！”

我也开始挣钱了：每逢节日，一大早，我就拿个口袋走街串巷去收牛骨头、碎布、纸片、钉子。一普特碎布和纸片在收破烂的商人那里可以卖到二十戈比，烂铁也是这个价，一普特骨头可卖十戈比、八戈比。平时我一放学就弄这些，每个星期六卖掉各种旧货可以得到三十、五十戈比，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挣得更多。外婆拿到我的钱，急忙塞进裙子口袋，垂下眼睛夸我：

“要好好谢谢你，我的心肝！咱们养活不了自己吗，就我俩？了不起啊！”

有一次，我偷偷看到，她把我挣的五戈比握在手上看着，默默地哭泣，一滴浊泪挂在她那浮石般的大鼻孔鼻子上。

比收破烂更赚钱的是在奥卡河岸上的木材仓库或是佩斯基岛（赶集的时候，人们在岛上快速搭建临时棚屋买卖铁器）上偷劈柴和薄木板。集市散后，临时棚屋被拆掉，但是木杆、薄木板，码成堆放在佩斯基岛上，一直要到来年春汛。一块好的薄木板，小市民业主可以出到十戈比，一天可以拖个两三块。但必须是在坏天气下，大风雪或下雨把看守人赶跑，迫使他们躲起来的时候，才能得手。

我们几个要好的小伙伴结成一伙：独自要饭的摩尔多瓦女人的十岁儿子山卡·维亚希尔，这是个可爱、温柔、总是乐呵呵的小孩；没有父母的科斯特罗马，他头发蓬乱，骨瘦如柴，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他后来在十三岁因为偷了一对鸽子被送到少年犯教养院，在那里上吊自杀了；哈比，十二岁的大力士，天真而善良；扁鼻子雅兹，看坟人和掘墓人的儿子，一个像鱼一样沉默寡言患有癫痫病的八九岁男孩；年龄最大的是寡妇裁缝格丽莎·丘尔卡的儿子，他理性、公正、酷爱拳击。这些全是来自同一条街的孩子。

偷盗在镇上已经不算犯罪，已经习以为常，对半饱的小市民来说，这差不多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一个半月的集市没法满足一年的吃喝，甚至很多有身份的业主都去“河上捞外快”—捞洪水冲来的劈柴和原木，用小木筏运零星的货物，但主要的营生是从驳船上偷东西，一般就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上“手脚不干净”，顺手拿走那些放得不稳当的东西。每逢节假日，大人就夸耀自己的战果，小孩子就听着，学习着。

春天，集市开市前忙碌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小镇街道上到处都是醉醺醺的工匠、车夫和各种行当的工人，镇上的小孩就去摸这些人的荷包，这已经是一种合法的手艺，他们就当着大人的面放肆地干着这个勾当。

他们从木匠那里偷工具，从客运马车夫那里偷扳手，从货车车夫那里偷轮轴、大车轴的衬铁，—这些事我们这帮人都不干；丘尔卡有次坚决地说：

“我不去偷，妈妈不允许。”

“我可不敢去偷！”哈比说道。

科斯特罗马对小偷深恶痛绝，“小偷”这个词他发音特别重，当看见别的小孩偷抢醉汉的时候，他会赶散他们，若是成功抓到一个小孩，他会痛打他一顿。这个大眼睛忧郁的男孩把自己想象成大人，他走起路来很特别，晃晃悠悠的，像个装卸工，说话尽量用沉闷的粗嗓门，整个人显得拿腔拿调、装神弄鬼、老成持重。维亚希尔相信偷窃是罪孽。

但是从佩斯基岛上拖走薄木板和木杆子算不上罪孽，我们谁也不怕做这个，我们想出了一整套办法，让我们能轻松搞定这件事。晚上，趁着月黑风高，维亚希尔和雅兹沿着泡胀的潮湿冰面穿过河湾前往佩斯基岛，—他们旁若无人地走着，尽量吸引看守的注意，而我们四个人散开来，依次摸过去。被维亚希尔和雅兹惊动了的看守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两个。我们在事先就约定的木材堆旁集合，选好自己要拖走的东西，趁飞毛腿般的同伴逗得那个看守追他们的工夫，我们就往回赶。我们每人都有根绳子，绳子末端有个弯成钩状的大钉子；我们用它钩住薄木板或者木杆子，在雪地和冰面上拖着走，—看守几乎从没发现过我们，就算发现了，也追不上我们。我们把拖来的东西卖掉，把收入分作六份，每位兄弟能拿到五戈比，有时是七戈比。

这些钱完全可以满足一天的温饱，但是维亚希尔如果不能带给他母亲四两或者半瓶伏特加酒，他就会挨她的打。科斯特罗马把钱攒起来，希望能养上鸽子。丘尔卡的母亲有病，他要尽可能多挣些钱。哈比也在攒钱，打算去他出生的那座城市（把他从那座城市带出来的舅舅来到尼日尼后不久就淹死了）。哈比忘了那座城的名称，只记得是在卡马河畔，离伏尔加河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