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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就这样我去喀山大学读书了 大约是在1884年夏末或秋天至少得像那么回事（第2页）

巴什金的头发是棕红色的，一张脸刮得跟演员似的，小身材灵活、柔软得像只猫，他对我就像我的老师和监护人似的，我也看出他确实是衷心希望我成功、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尤其喜欢《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作品。]。

“这书里有目的，也有**。”他说道。

他喜欢女人，一说起她们，总是咂巴着嘴，兴致勃勃，孱弱的身子抽搐着，这抽搐有点病态，让我感到很恶心，但我还是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觉得他说的话很美。

“娘们儿，娘们儿啊！”他哼起调子来，蜡黄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一双黑眼睛闪着赞赏的光芒，“为了娘们儿，我什么都可以干。女人就跟魔鬼似的从来不晓得什么是罪孽！活着爱着，再也没有比这更美的事啦！”

他是个讲故事的天才，常常信手就为妓女们编些歌唱不幸爱情的凄婉小调来。他编的小调在所有伏尔加河沿岸城市里传唱，下面这首流行小调就出自他的手笔：

贫苦的我啊，没有好脸蛋啊，

穿得又寒酸啊，

姑娘啊，就为这个啊，

谁也不要我过门啊……

有个神秘人物，叫特鲁索夫，待我挺好，此人仪表堂堂，穿着考究，有着音乐家一般的纤细手指。他在造船厂区有一家小铺子，挂着“钟表匠”的招牌，实际上却在倒卖盗窃来的贼货。

“你呀，马克西莫维奇[　这是高尔基原名的父称。高尔基的笔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原名是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分别对应名字、父称、姓。]，可别沾上偷盗的习气啊！”他一边对我说，一边威风凛凛地抚摸着稍显花白的大胡子，眯起那双狡猾、放肆的眼睛，“我看出来了，你走的是另一条路，你是个看重精神的人。”

“什么叫看重精神的人？”

“看重精神的人没有嫉妒心，只有好奇心……”

这样说我不大合适，因为我嫉妒好多人、好多事，像巴什金那种诗歌般奇特的腔调、出人意料的比拟和话语的转换，就很让我嫉妒。记得他讲一个离奇的恋爱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像一只树洞里的猫头鹰，待在贫困的斯维亚日斯克城的一个客栈里。啊，正值十月，秋天，雨懒洋洋地下着，风声阵阵，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在拉着长调唱歌，这调子没完没了：嗷—嗷—嗷—呜—呜—呜……这时，她来了，红扑扑的脸蛋，轻盈的体态，好似日出时的云霞，但清澈的眼神却是假装的。她诚恳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你啊。’我明知她在撒谎，却把她的话当了真！我理智上很明白，可情感上总不相信她在撒谎！”

他讲话的时候，身子有节奏地摇晃着，眼睛眯缝着，不时用手轻轻触摸一下自己的心坎。

他嗓音虽然低沉、浑浊，但吐词清晰，就像夜莺在歌唱。

我也嫉妒特鲁索夫，这家伙常常绘声绘色地讲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恶狠狠地嘲笑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悄悄谈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个沙皇当皇帝是个能手！”

我觉得特鲁索夫属于那类“恶棍”，就是在小说的结尾，剧情逆转，出乎读者的意料，忽然浪子回头变成了豁达大度的英雄。

有时候，一到闷热的夜晚，这些人就游过喀山河，到对岸的草地上、灌木丛里，一边吃喝，一边谈着各自的心事，多半是些人生的复杂啦、奇怪的人际纠葛啦，尤其喜欢谈女人。一谈起女人来，他们就那么凶狠、那么忧伤，有时又是那么动人，差不多总是带着这样那样的情绪，仿佛他们一直看着那个充斥着各种可怕意外的暗处。在星光昏暗的黑夜，我跟他们躺在长满密密麻麻柳树丛的洼地里，度过了两三个闷热的夜晚。因为这儿临近伏尔加河，黑暗里透着湿气，船上的桅灯像一只只的金蜘蛛，往四面八方爬去；一团团火光、一根根火条往坡岸上黑黢黢的夜幕喷去—那是富裕的乌斯隆村的住宅和餐馆窗户发出的灯光。明轮船[　明轮又称桨轮，安装在船的两侧作为推进叶轮，由于轮子的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因此这种船被称为明轮船，一般是由船上的蒸汽机驱动推进。]的明轮叶片轰隆隆地拍打着河水，驳船上的一些水手在声嘶力竭地狼嚎，某个地方响起锤子敲打铁器的声音，凄凉地拖着长调，隐隐藏着谁的心事，忧愁随着歌声化为灰烬。

更让人烦恼的是听这些人的轻声絮语—他们思考着人生，聊着各自的心事，几乎没有相互倾听。他们在灌木林里或坐或卧，抽着烟卷，偶尔喝点伏特加或啤酒，回忆过去的某件事情。

“我就遇见过这么一件事。”黑夜里，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

听完他讲的故事，众人附和道：

“这种事常有啊，见惯不惊了……”

“见过”“常见”“有过好多次”—听着这些话，我觉得这个夜里，这些人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什么都经历过了，今后再不会有令他们觉得离奇的事情了。

这种感觉让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逐渐疏远起来，但不论怎样，我还是喜欢他们，依照我的经历，要是我跟他们走一条路，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往上爬和上大学的期望破灭后，我就跟他们走得更近了。在饿肚子、受气和烦恼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仅完全有能力去冒犯“神圣的私有制”，还可以有些别的罪行。但是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不让我脱离注定要走的道路。除了鼓吹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书及一些低级庸俗的长篇小说，我还读了不少严肃的书籍—它们激励我奔向某种不大清晰的、但比我所见过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事物。

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了新的感触。叶夫列伊诺夫家附近空地上，常有中学生来玩击木[　俄国人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在地上划出一片区域作为城区，把几个短木棍立在城内，用木棍远远打去，以打出城外的短木棍多少决定胜负。]游戏，其中一个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黝黑的皮肤、瓦蓝的头发，像个日本人，脸上有很多小黑点，就像擦进去很多火药似的。他总是乐呵呵的，玩起来灵活，说起话来机智俏皮，全身长满了各种各样的天才胚芽。而且，就像几乎所有有天分的俄罗斯人那样，他就靠着这些天分过日子，不去努力提高和开发这些才能。他喜欢音乐，有敏锐的听觉和极好的乐感，能像职业乐手那样弹奏古斯里琴[　古斯里琴是俄国民间的一种古老乐器。]、巴拉莱卡琴（三弦琴），拉手风琴，却不打算去掌握更高雅更难的乐器。他没钱，穿得很寒酸，不过，他那揉得皱巴巴的破衬衫、满是补丁的裤子和满是窟窿的破靴子跟他那粗犷豪放的性格、干净利落的身手、不拘小节的作风倒很是匹配。

他就像一个长期卧病在床、刚刚站起来的病人，或者，像一个昨天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犯人—生活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有趣，激起了他内心的躁动和喜悦—他满地跳啊，跑啊，就像一只节日里点燃的花炮。

得知我处境艰难且危险，他劝我跟他住一块儿，并劝我去做乡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一个怪异、快乐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大杂院，可能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熟悉这个地方。这幢摇摇欲坠的大房子位于雷布诺利亚德街，就像是那些饿昏了头的大学生，妓女和油尽灯枯、形销骨立的穷鬼们从房东那里夺过来似的。古里·普列特涅夫住在走廊里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的一张单人床，走廊尽头靠窗的地方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有三个房门朝着走廊，两间房住着妓女，第三间房住着一个患肺病的数学家，这是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又高又瘦，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满头满脸都是棕红色的硬毛，脏兮兮的布片勉强遮着身子；透过布片的破洞，有些发青的皮肤和根根肋骨凄惨地露出来。

他似乎只是靠着吃自己的手指甲过日子，手指头已经几乎快要被咬出血了，他白天黑夜都在画着什么、计算着什么，不断低沉地咳嗽着。妓女们怕他，把他当成疯子，不过，出于同情，时不时会在他门前悄悄放些面包、茶和糖，他就一边像一匹疲惫的马那样打着响鼻，一边把这一包包的东西捡回房间里去。要是妓女们忘了或是因为什么缘故无法给他“布施”，他就会打开房门，对着走廊扯着破嗓子大叫：

“面包！”

他眼睛深陷在黑眼眶里，闪着狂躁者自命不凡的高傲目光。偶尔会有一个驼背小怪物来拜访他，此人拖着一条瘸腿，浮肿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那张阉割派教徒[　又称“修心派”，诞生于18世纪末的俄国，主张摒弃世俗化的生活，教徒需施行阉割手术以绝育。]的黄脸上带着狡猾的微笑。他俩把房门紧闭，奇怪地一连几个钟头坐着，一言不发。只有那么一次，一个深夜，数学家一声沙哑着嗓门的怒吼把我吵醒：

“我说—就是监狱！几何学就是牢笼，嗯！就是老鼠笼子，嗯！监狱啊！”

驼背怪物尖声嘻嘻笑起来，反反复复说着什么奇怪的话，数学家猛地咆哮起来：

“见鬼！滚！”

他的这位客人滚到走廊里，一边尖声咒骂着，一边裹紧宽大的披风。身子瘦长的数学家站在门槛上，面色狰狞，把手指头往乱发里一插，嘶哑着嗓门：

“欧几里得[　欧几里得（公元前330—前275），古希腊几何学家。]—是个傻瓜！傻—瓜……我敢保证，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他使劲把门一关，震得他房间里什么东西哐当一声掉了下来。很快，我就了解到此人打算从数学的角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个工作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