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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第4页)

他话音显得有些不安,他疑惑地看着我,是那种受害人的眼神。

我简单说了下自己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的啊?”他轻轻叹了一声,“哦,原来如此啊……”

他突然兴奋起来,问:

“你知道《丑小鸭》[ 《丑小鸭》是安徒生的一篇童话。说的是小鸭群里有只小天鹅,别的小鸭嘲笑它丑陋,可后来它长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的故事吧?读过吗?”

他的脸扭曲了,开始义愤填膺地扯着他那嘶哑的、不自然的让我吃惊的尖嗓门叫起来。

“这个童话故事挺能**人的!在你这个年纪,我也想过,为什么我不是天鹅呢?但是,你看……我本来该进神学院的,却进了大学。我父亲是个神父,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学习人类不幸的历史—进化史。对,还写过文章,哎,这一切是怎么弄的呢……”

他一下子跳到椅子上,听了一下周围的动静,接着说:

“进化—这是人们为了自我安慰想出来的词汇!生活—没有理性,没有意义。没有奴隶制就没有进化,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就不会有进步。本想让劳动轻松、生活愉快,结果却适得其反,弄得生活更艰难、劳动更沉重。工厂和机器就是为了制造越来越多的机器,这个—真是愚不可及!工人越来越多,可是只有生产粮食的农民才是必须得有的。粮食—这才是通过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切。一个人需求得越少,他就越幸福,想法越多,那自由就越少。”

或许,这些并不是原话,但这种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而且说得是那么一针见血。那人激动地尖叫一声,惊恐地盯着通往内室的门,听了一会儿动静,又愤愤不平地小声说:

“要知道,每个人要的其实并不多:一块面包、一个女人……”

一谈起女人,他的语气就变得神秘起来,那些用词我没见过,那些诗我也没读过—我忽然觉得他很像小偷巴什金。

“贝亚德[ 贝亚德是13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所钟情的女人,但丁曾在《新生》和《神曲》里描述过她。]、菲娅米塔[ 菲娅米塔是14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王的公主,意大利著名小说家薄伽丘所钟情的女人。]、劳拉[ 劳拉是14世纪意大利诗人比特拉克钟情的女人,比特拉克曾经为她写下著名的十四行诗。]、妮农[ 妮农·德·兰克洛(1620—1705),17世纪法国巴黎的女贵族,和法国大作家伏尔泰、莫里哀、封德奈尔等有来往。]。”他悄声说出一串名字,都是我不熟悉的,然后,又谈到了一些多情的国王、诗人。他一边用**的半截纤细胳膊打着拍子,一边朗读法语诗。

“这世界是爱情与饥饿的世界。”这是我所听到的一段热烈的耳语,我想起来了,这段话就印在《沙皇就是饥饿》那本小册子的标题下面[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是席勒《世界的智慧》(1795年)中的诗句。《沙皇就是饥饿》的题词采用的是涅克拉索夫《铁路》中的诗句:“世界上有一个沙皇:这个沙皇很残酷,他的名字就叫饥饿。”],因此这段话在我头脑里有了特殊的意义。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慰藉,而不是知识!”

这种观点彻底把我镇住了。

我早上离开厨房的时候,墙上的小钟已经六点过几分了。我在灰色的晨雾中踩着雪堆回家,暴风雪仍在呼啸,我想起那个备受欺凌的人愤怒的尖叫,觉得他的话就好像堵在我喉咙的某个地方,很憋气。我不想回面包作坊,不想见人,就披着一身的积雪,沿着鞑靼区的街道一直晃**到天蒙蒙亮、大雪里隐约出现行人身影的时候。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历史教师,也不想再遇见他了。可是后来我不止一次听人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毫无益处,说这话的有目不识丁的云游教徒,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 托尔斯泰主义主张“勿以暴力抗恶”,宣扬所谓“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其他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有教堂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 新活力论是19世纪末叶出现的一种唯心的生物学说,认为生物机能源于一种活力而不是物质。]的生物学家等许多人。不过,他们的这些思想观点已经不像初次听到时那样令我震惊了。

就在大约两年前—也就是在我跟历史教师谈过这个话题的三十多年之后,我无意中又听到了相同的思想,我从我的一位老相识、一位工人口中听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词句。

有一次,我跟这位工人“促膝谈心”,此人苦笑着嘲讽自己是“政治上的老油条”,他用似乎只有俄国人才有的简单直率的口吻告诉我: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其实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研究院啊、科学啊、飞机啦,这一切都没必要,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一个僻静的角落,和一个能随时亲吻的女人,她身心都能忠实于我,这就足够了!您呀,是在照着知识分子的方式评判一切,您已经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了,已经中毒了,对您来说,思想比人高贵,您是否也像犹太人那样认为:人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呢?”[ 出自《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至二十八节。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事,法利赛人认为这样不好,耶稣回答:“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犹太人可不那样想……”

“鬼知道他们怎么想,这个愚昧的民族!”他答道,把烟头往河里一扔,看着它落下去。

我们坐在涅瓦河畔的花岗石长凳子上,这是一个秋天的月夜。白天里,我俩都在无谓地劳碌奔波,总想做点有益的善事,但总是徒劳无功。

“您跟我们在一起,但我们不是一路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轻声说,“知识分子老是喜欢折腾,他们老早就爱结党造反。就像基督那个空想家,为了让大家上天堂而瞎胡闹一样,所有这些知识分子也都是为着乌托邦在瞎胡闹。只要有一个空想家出来造反,那所有的废物、坏蛋、地痞流氓都会跟着他瞎胡闹—因为他们气急败坏,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没有地位。工人们为了革命而起义,他们要求公平地分得工具和劳动产品。就算他们最终夺取了政权,您以为他们是想建立国家吗?不会的!他们会各自散去,因为害怕,都各自去找安静的小窝了……”

“您说机器吗?它会把我们脖子上的套索勒得更紧,把我们手脚捆得更牢实。我们并不需要机器,不要没事找事,我们要从多余的、不必要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人都想平静地过日子,但是,工厂与科学不能给人带来平静,一个人要的并不多,我只需要一个小房子,干吗要去给城市添堵?城里人扎堆住在一起,那里又是自来水管道,又是下水道,还有电气设备。不要这些你试试看,那生活可就轻松多了!唉,我们有太多多余的、没用的东西,这都是知识分子弄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真是害人精!”

我曾说过,世上没有谁像我们俄国人这样深入而彻底地否定生活的意义。

“我们俄国人在精神上是最自由的,”这个工人笑了笑,“不过,您别生气,我敢说我们有成百上千万人这样认为,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生活应该简单点儿,那样,人们的日子才会过得称心……”

我很了解这个工人的思想履历,他从来都不是什么“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

跟他谈了之后,我不由得想:难道成百上千万俄国人只是因为想摆脱劳动、追求安逸,才来忍受革命的艰难困苦吗?干最少的活,享最大的福,这种口号就像所有那些超现实的事物,比如各种乌托邦一样,相当有**力。

于是,我想起了易卜生[ 易卜生(1828—1906),挪威诗人和戏剧家,这里摘引自他的诗《给我的朋友,革命演说家》。]的一首诗:

我是保守分子吗?啊,不是!

我一辈子都是那个样子,

不喜欢变换棋子,

不过,真想改变游戏。

只记得有一场革命,

它比后来哪一次都智慧,

本来可以把一切都冲毁—

当然,我说的是那次世纪大洪水[ 《旧约·创世记》第六章至九章。上帝看地上的人们尽在作恶,决定用洪水毁灭世界,并告诉义人诺亚造一个方舟,带上他全家和地上的生物雌雄各一对进入方舟,等洪水退后,上帝令诺亚统治地上的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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