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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谢（第1页）

花谢

1950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梁思成兼副主任。夫妇二人对未来首都北京的建设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们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欲给后人留下一个“活着的博物馆”。

林徽因对北京这座古城充满了深深的热爱，视同自己的家园。她曾兴致勃勃地向学生介绍北京的历史，如数家珍：“北京城几乎完全是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

正如林徽因所说，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的建都史。北京城墙和城门，是元、明、清等朝代在北京立都所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把北京建成一座四四方方的棋盘式都城，每一段城墙间建一道城门，城门与城门之间以大道相连，所有的街道呈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以致走在北京大街，踩着枯黄圆小的榆树落叶，使人觉得马路又宽又直又长。

人们常说城市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无声的史诗”。事实上，整个北京古城都是一部气势恢宏、格调凝重古朴的史诗般建筑群。北京的故宫，就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故宫布局严整统一，形体雄壮典丽，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建筑的独特风格。故宫建筑群是在一条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上展开的。从天安门入端门，到午门，一个门洞套着一个门洞，层层推进，这种笔直幽深的空间变化产生一种神秘而严肃的气氛。一过午门，顿觉开朗，再过太和门，空间更加开阔。这突然出现的占地2。5公顷的空间，给正面耸立在汉白玉台基上的太和殿（即金銮殿），增添了一种宏大壮丽而又肃穆森然的气势，使人从精神上感到一种威慑和震惊。从天安门到太和殿，地平标高度逐渐上升，建筑物形体越来越大，庭院面积逐渐开阔，这些逐步展开的空间变化如同乐曲中的渐强音，充分烘托了太和殿这个辉煌的**。

梁思成和林徽因合著的《平郊建筑杂录》中说：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遗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筑……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原有面貌，梁思成与陈占祥曾提出把行政中心放到北京西郊，这里与老城相距不远，在此建设可免去老城区大规模的拆迁安置，从而避免了费时、费力、毁损文物、劳民伤财，也为将来的发展预留出储备空间，同时还预防了城内上班城外居住所带来的交通压力。城墙内的老北京则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加以保护和修缮，如此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这就是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建议，史称“梁陈方案”。这是一份具有超前文化眼光的城市建设方案，其中所包含的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它的真正意义在四五十年后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到。

可惜，当时的人们是无法顾及的。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古朴雄伟的明清城墙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大部分城砖被用作修房子、铺道路、砌厕所、建防空洞。这对于梁思成、林徽因来说无疑是一场痛心疾首的悲剧。梁思成痛苦地说：“拆掉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梁思成上书周恩来、聂荣臻，并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眼看着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建筑没有毁于战争，却要在和平时期被拆毁，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1953年一个夏夜，文化部官员郑振铎邀请在京的文物界知名人士聚餐。席间，郑振铎说，推土机一动，祖宗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一向优雅的林徽因动怒了，她冲动地指着负责拆迁的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道：“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令人伤感的是，当时北京城尚留存着四十六公里长的明清城墙环抱，林徽因称其为“世界的项链”，也准备拆掉。1935年，林徽因在自己的小诗《城楼上》还曾写道：

……

你爱这里城墙

古墓，长歌，

蔓草里开野花朵。

好，我不再讲

从前的，单想

我们在古城楼上……

她有一个绝妙的构想，让城墙承担北京城的区间隔离物，同时变外城城墙和城门楼为人民公园，顶部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的城墙可砌花池，栽种花木；双层的门楼和角楼可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供市民休息娱乐、游戏纳凉。林徽因为自己的设计画出了草图，幻想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幻想着一场视觉的盛宴。然而，城墙公园计划注定只能是一个纸上风光了。

这一切曾经是铭刻在夫妻俩心灵深处的故园风景，寄托了一份对民族传统文化十分厚重的历史情感。在梁启超和林徽因看来，这种无法割舍的情愫就像是精神故乡一样的深厚绵长。常人是无法理解的。梁思成夫妇异常伤感，到处求人，甚至向周总理做了请示。他们以诗一样的语言向周总理描述：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乐。城门楼可以改造成图书馆。护城河可以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可最终连一向关心保护传统文化的周恩来也爱莫能助，只是说了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为了保留这“世界的项链”，林徽因还曾闯入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办公室据理力争。彭真说不过她，最后只得拿出来自中南海一言九鼎的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梁从诫回忆说：“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不久，梁思成遭到批判，但他告诉彭真：“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两位曾经在战时为日本保护下两座古都的优秀中国学人，却没能使自己国家的千年古都在和平时期免于毁灭，其心中之痛可想而知。林徽因当日的金刚怒吼，有如那传说中的声声杜鹃啼血，今天听来格外沉痛，也格外激越。

不久，文化界就开始了一场批评梁思成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运动。当时林徽因已病重住院，梁思成没有告诉妻子。不久梁思成也病了，住在同一家医院，隔壁的另一间病房。

到1955年3月底，林徽因一直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为了照顾林徽因的情绪，人们刻意隐瞒了批判梁思成的消息。可她却从人们欲言又止的神情中敏感地觉察到了什么，内心更是忧愤交加，拒绝吃药。医院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医生进行抢救，可是她的肺部已经大面积感染，身体极度虚弱。

3月31日的深夜，处于弥留状态的林徽因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林徽因已经没有力气再等待了。

1955年4月1日清晨6时20分，林徽因静悄然地离开了人间，走完了她51岁的生命旅程。她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梁思成被扶到了林徽因的病房，为妻子送行。很少流泪的他放声痛哭，不能自已，喃喃自语：“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伴随着古城墙的轰然倒塌，林徽因离开了这个她深深爱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