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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毁誉参半（第2页）

管皇上怎么能像管儿子一样呢？本来张居正作为老师这个角色就有点尴尬，在朝廷里是大臣，要听命于皇帝；在私下里是老师，要严格要求皇帝。这两种角色常常会产生冲突，而这个冲突在张居正身上体现得更为集中。因为，他兼任着内阁首辅等多个官职，希望自己是个好大臣，又是好老师。

也许他永远不会明白，他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中，臣子无论多么呕心沥血、居功至伟，都只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张居正一生功高震主，无异于为自己埋下了隐患。

张居正改革中犯的那些错

作为一位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是成功的，青史留名。当国十年，张居正辅佐幼主，大刀阔斧地改革，推行“万历新政”，力图中兴大明王朝。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商互动”已成为明代中晚期不可逆转之势，“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早已成为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常识性认识。很明显，与传统的单纯强调皇权的价值观相比，张居正提倡的农商并重的价值观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然而其中也潜藏着重重矛盾，这是封建社会的特性造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是张居正自身无力化解的。

第一，道德权威的错位。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道德权威的承担者必须具备某种“绝对”“永恒”的属性。董仲舒的“天”，程朱理学的“理”，都是如此。而在王阳明心学风行天下的明代中晚期，张居正无力建构出某一道德权威主体来与王阳明所确立的“心”相抗衡，因此他只能以政治权威代替道德权威。他通过强化“内阁”的政治权威来实现对社会道德权威的确立，就等于在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已经错位了的基础上，制造了更大的错位。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的最重要的理由是“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罔上负恩”就是对这种“错位”的直接表述。

第二，价值标准的单一。中国的皇权政治是依托于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的。而在王阳明心学引导下的一些“讲学者”，孜孜于性命义理，汲汲于修身养性，却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缺少了“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作为皇权维护者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也就失去了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明代空前绝后的“党争”，就是最好的注释。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力求为官僚士大夫群体确定一个基本的价值准则。但囿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视野，他只能简单地固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价值导向。

第三，触动了统治阶级保守势力的利益。守旧势力的干预和反对，是张居正改革无法真正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正是在大明王朝艰难的时期，吏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废弛，这样的窘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尽管他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这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必然会打破，因此势必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地主阶级以及社会上保守的势力，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对改革大肆阻挠、诽谤和攻击。比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得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不得不如履薄冰，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敲掉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士大夫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两难境地。

最根本的一点是发展模式的脆弱。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张居正给予了较充分的重视。然而他仍然无力化解商品经济与皇权政治之间的矛盾。正如他在为社会构建基本价值体系所必须面对“士人身份重新定位”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时，他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面对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张居正力主“农商并重”，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都是重农抑商，尽管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较快，但长期挣扎在皇权政治与“权力经济”夹缝之中的商业经济，犹如畸形儿，没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皇权通过各种手段来掠夺工商业者的财物，或“和买”，或“采办”，或“抽分”，或“加耗”等，名目繁多。而皇亲贵戚借其特权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在牟取暴利的同时还恣意欺凌普通商贩和平民小户。

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那样：“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一切似乎都表明，在皇权专制的制度下，商品经济只能以病态的形式发展，而且这种病态的经济形式非但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相反是侵蚀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毒瘤。这也注定张居正农商并重的发展模式是很难生存的。无法化解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又努力地确立“商农并重”的发展模式，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张居正纵然不乏瑕疵，但一生中积极因素始终占据主体。张居正贵为帝师、内阁首辅，兴复百业，整饬废弛，“促成万历初年的天下大治局面”。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执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富户与官府重又勾结，隐瞒土地，降低户等。有的里甲有田千亩；有的里甲仅有数十亩，赋税摊派仍是按照里甲。这又是穷者税重、富者税轻，以致贫户“家**亡者十之八九”。

贫户不堪压迫，只得破产逃亡，土地兼并死火复燃。常有一州一县的土地，为王府所占达七成，军屯占二成，民间仅占一成！

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万历皇帝刚一亲政，就入不敷出，亲政当年就超支五十四万余两，第二年超支一百七十六万余两，以致“计十余年之积，不足为二年抵补之资”。

宫内开支再无人限制，钱不够用，就搜刮国库与州县。户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内库；州县则“尽刮库藏，尚不足用”。

万历十二年（1584），那个把张敬修给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场的腐败，上疏痛斥不正之风：“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丘橓万分感叹，说如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又以富买官”。万历十四年（1586），南京给事中孙世祯上疏，说：“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

天启元年（1621），邹元标再次被起用，当上了左都御史。次年，有感于时事，上疏称“居正功不可没”。天启皇帝遂为张居正恢复生前原官，并给祭葬礼仪，张府房产尚未变卖的一并发还。

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再论张居正事，崇祯皇帝下诏，发还张居正亲属官荫及诰命。

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皇帝又应张居正之曾孙张同敞之请，恢复张居正谥号、荣衔，恢复其子孙锦衣卫袭职。

张居正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几百年来世人对他的评价往往处在两个极端，称赞他的人过于夸张他的事实，诋毁他的人又使人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张居正的一生经历了明中叶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他既是帝师、内阁首辅，位极人臣，又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终明一朝，生前得晋太师之位的，阁臣中张居正是第一人；既晋太傅又晋太师者，唯张居正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