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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两个父亲的故事（第1页）

第二章两个父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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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爱孩子，希望他们茁壮成长，就必须给他们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时间和机会去玩耍。

—彼得·格雷教授

五年前，我们俩分别搬去另一个国家。

帕西·萨尔伯格作为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从芬兰移居美国，教授和研究全球教育最佳的实践。本书的另一名合著者威廉·多伊尔作为富布赖特学者移居芬兰，研究蜚声国际的芬兰小学教育体系，并在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传媒和教育学课程。俩人都带着妻子和孩子。

我们也都被这相似之处吓了一跳。

在美国，帕西身处一种早教文化中—这种文化建立在压力、标准化、教师职业的非专业化上。在这种早教文化里，玩耍被系统地消除了，甚至连幼儿园也是如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廉在芬兰见识到享誉世界的儿童教育体系，该体系建立在通过玩耍来学习的坚实基础之上，在高度专业、受人尊敬的儿童教育者的领导下，该体系为高中及以下阶段的学校，持续不断地提供新鲜的想法和有趣的点子。

这五年间，我们在工作及合写这本书的时候，走遍了世界各地，与成千上万的教师、家长、学生、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就儿童教育、教育改革和创新、玩耍以及“未来的学校”进行了交谈。

那时，帕西走了大约50万英里。他去各地的学校参观，在教师交流会上发言，对学前班到高中的教室进行观察。他不仅跨越了美国的30个州，还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和南非等国家考察。可以说，他的足迹遍及欧洲、拉丁美洲、南部非洲、东南亚以及中东地区。

那段时间，帕西还担任过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教育研究所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访问学者，芬兰、苏格兰和瑞典政府的顾问，芬兰奥卢大学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以及北京中学（中国首都领先的公立中学之一）的董事会成员。帕西还向美国国会、美国多个州的立法机构、联合国大会和多个国际会议提出了教育建议。

与此同时，威廉深入芬兰最大的教师培训学校，在东芬兰大学为来自30多个不同国家的高中生、研究生和国际转学生讲授“未来学校”课程，并担任赫尔辛基芬兰教育和文化部的顾问。当时，芬兰的学校体系被三个国际组织列为“世界第一”，其中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回到美国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最不体面）的大城市之一纽约市，来看看它的学校体系。威廉参观了数十间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教室，并定期“融入”他儿子所在的公立小学。这是一所高度多样化、没有种族隔离的学校，就读于这所学校的大多数学生是黑人或拉丁裔，大多数学生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本书的内容基于我们的实地考察和采访。作为教育系统的课堂观察员、世界各地政府和学校的顾问以及对玩耍和儿童教育的历史文献研究者，我们对700多篇已发表的教育、医学和其他学科专业期刊上的文章的回顾，形成了我们研究的核心。

这本书也是基于一系列广泛、直接、一对一的定性访谈，由作者亲自前往或以在线的方式进行，与杰出的国际专家小组—一个由70多位领先的教育学者、研究人员、思想领袖和实践者组成的“智囊团”—交流，向他们征求儿童时期在学校玩耍的相关研究、意见和想法。

我们的受访者之一，格洛丽亚·拉德森—比林斯，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研究型教育机构—国家教育学院的院长。塞尔吉奥·佩利利斯、安东尼·佩莱格里尼和斯蒂芬·西维伊三位专家，对玩耍进行了最有意义的原创实验和研究。该小组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教育家。此外，作者还与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千名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学生和家长进行了交谈，从而为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更多信息。

最后，这本书也参考了我们作为父亲的经验：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儿童发展实验室—游乐场—度过了数千个小时，观察自己的孩子及其他孩子的玩耍、追逐、合作、社交、成长、探索、创造、跌倒；满身脏兮兮，擦破膝盖，组建团队；创造新游戏，想象新世界；感到无聊，获得成功，体会失败。从最深层的意义上学习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致读者

不管有多少研究表明玩耍对教育有好处，不管有多少教师、儿科医生和研究人员支持和赞同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这个看法总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愤怒或是充满敌意。

毕竟，人们可能会想：上学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玩。而上述观点听起来、看起来都是相反的。我们理解你的感受。问题在于，“玩耍”这个词本身的宽泛性、模糊性和不精确性。

如果你也和这些人一样，那么我们有个建议。在这本书中看到“玩耍”这个词时，把它从你的大脑中剔除。忘了“玩耍”这个词吧。

我们可以用一个短语代替它，事实上，这个短语更准确地定义了孩子在教育背景下玩耍的过程—“系统化的探索、实验和发现”，或者还可以用“种子”这个词。这就是孩子玩耍时所做的事情，它是学习、成长和幸福的种子。

帕西·萨尔伯格的故事

去年，我应邀在威斯康星州阅读协会的教师年会上发言。

他们让我谈谈美国和芬兰，在学校教学实践中的异同。芬兰的学校在过去的15年里得到了很多关注，因为芬兰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测试项目（PISA）中表现得非常好。这是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监督的国际标准化基准测验。而且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芬兰的学校制度与美国的学校制度大相径庭。比如说，在芬兰，孩子7岁之前没有正式的学术指导，与学校有关的压力更小，家庭作业更少，在高中结束之前，没有标准化测验（除了定期对极少的学生样本进行动向调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一个回避标准化测验的国家来说，芬兰的学校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其15岁的学生在PISA标准化测验中表现出色。但是芬兰的老师们会第一个告诉你，尽管PISA的数据很有意思，也许能够说明一些总体的国际趋势和教学效率，但是仅仅测量几个有限的学习类别是不完美并且非常不完善的。有许多技能、天赋和能力是PISA无法衡量的，而且这些技能中的大多数不能也不应该被归结为标准化的数据—诸如创造力、同理心和同情心、领导力、表达技能、好奇心、团队协作以及其他一系列技能。

我在威斯康星州的听众，由许多教育工作者组成，从幼儿教师到高中教师，还有行政人员和大学生。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改进美国学校的建议。我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将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和做法“输出”到另一个国家，因为两国会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但我确实认为，不同国家之间有很多东西可以相互学习并相互启发。

我的发言中包括一些建议，如在教育公平方面加大投资，鼓励学校之间合作而非竞争，以及将标准化测验控制在最低限度。我的下一张幻灯片通常会吸引大众的眼球。在过去的10年里，我在美国各地做了将近300次演讲，每当听众中有很多老师的时候，这张幻灯片几乎总能得到非常积极的回应。我知道这些听众是由充满**、有想法、高度专业的美国教育工作者组成的，从乡村学校到城市学校，我期待从他们中间得到热烈的反响。

我准备好，点击进入下一张幻灯片。黑色背景上的白色大字十分简洁：“让孩子们玩耍吧。”

房间里顿时充满了笑容和掌声，然后是细碎的欢呼声。这是我听到的最热烈的反应之一。我已经习惯了听众对这条消息的热烈回应，但这次的反应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显然，这是一则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理解并认同的简单信息，但很少听到他们在日常教学中提到—“让孩子们玩耍吧”。

我对老师们说：“在芬兰，每天上完45分钟的课后，所有的孩子都有15分钟的户外自由活动时间，一直到高中都是如此。7岁前的日托和儿童教育是建立在儿童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上，通过玩耍学会与其他孩子相处。除非孩子愿意，否则不会强迫他们阅读或是写作。由于没有额外的高压力标准化测试，芬兰的教师和儿童可以自由地专注于基本要素：学习和快乐。玩耍则是教学的主要方法之一。”

接下来是更多的欢呼和更响亮的掌声，甚至有人欢呼叫喊。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摇滚明星。我继续讲道：“芬兰政府规定每一所幼儿园和学前教育机构都要满足儿童的需要，倾听儿童的声音，注重儿童的权益，提供负责任的照料，并把通过玩耍学习的教学方法放在幼儿教育的首位。”听众们都很惊讶。

我接着说：“孩子们每节课后固定休息的15分钟，也是‘教师的休息时间’，老师们在设备完善的休息室里小聚，放松身心，与同事聊聊天，喝喝咖啡、喝喝茶，经常就新的教学想法进行尝试，讨论如何帮助某个特殊的孩子应对学习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