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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芬兰玩耍实验（第1页）

第八章芬兰玩耍实验

THEFINLAND-STYLEPLAYEXPERIMENTS

学校应该是孩子最喜欢的地方。

—海基·哈珀宁，东芬兰大学教师培训学校校长

威廉·多伊尔的故事

2015年夏天，我搬到芬兰，开始在芬兰教育系统内进行一项家庭实验。

在芬兰约恩苏的一所社区公立学校，我给7岁的儿子登记入学二年级。那是一个偏僻、田园风格的大学城，位于北卡累利亚的茂密森林和湖区，在你到达俄罗斯边境之前，它是离欧盟东北部最远的地方。由于我在电视和出版业的经验，美国政府给我赞助了富布赖特奖学金。于是，我成了东芬兰大学的一名教员，教授媒体和教育方面的研究生课程。在此期间，我的儿子转学去了大学里的教师培训“实验室”学校，因为那里离家很近。

我很快感觉到自己好像在另一个教育星球上着陆了。

在纽约，我习惯于和其他家长在操场上讨论如何通过残酷的竞争，进入公立和私立的精英与“天才”幼儿园、学前班和小学。一些家长聘请了导师和教练，让4岁的孩子做好准备，以便在高压力的学前入学考试和面试中有出色的表现。当家长不能操纵自己的孩子到达那个他们梦寐以求的位置时，他们就会崩溃。

在美国，许多5到6岁的幼儿园孩子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做家庭作业。这让一些孩子和家长感到绝望，并引发了关于如何管理这一过程的家庭争吵。许多孩子过着被保护、被包围、被严格安排的室内生活，专注于学习和按部就班的“充实”活动，每日，他们清醒的每一分钟都由成年人编排。在美国内陆城市的高度贫困地区，学校往往存在种族隔离和资源不足问题，却被几代政治领袖忽视。一些可供选择的“特许”学校里有新兵训练营，里面充满了监狱的气息，在这种氛围中，学业压力、焦虑和过重的作业被认为是孩子在标准化测验中取得好成绩的关键。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特许学校雇用了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只接受了7周的培训，就成了“教师”。

但到了芬兰，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国家：大多数孩子都在附近的公立学校上学，这些学校的经费分配是公平的，而且是公认的最优秀的学校。在那里，教师像科学家一样受到严格的培训，也得到了相应的尊重。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玩耍既是童年的核心，又是早期教育的必要基础。那里的课时短，作业也相对较少。

教师必须具有研究性硕士学位，在儿童教学方面也要有广泛、受监督的临床培训经验。这样，教师会得到公众的高度尊重，享有专业自主权。当我告诉芬兰人，许多美国学生和教师在学校承受的压力和焦虑时，他们的反应是如此恐惧、难过，以至于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话题。

相反，我听到芬兰父母和老师反复念叨“让孩子成为孩子”“孩子们必须得玩”“孩子的工作就是玩”后，一位芬兰母亲告诉我：“在这里，如果你不经常让孩子到外面玩，你就不是人们眼中的好父母。”对芬兰的许多孩子来说，冒险游戏是被允许的，甚至是被鼓励的。有一天，在大学附近的一条林间小路上，我看到一位开心的芬兰父亲在为他6岁的女儿鼓掌，她爬上了一棵很高的树，还擦伤流血了，那棵树高到让世界上许多父母都会感到惊骇。“如果她摔了一跤，摔断了胳膊，”那位父亲若无其事地说，“那是件好事，因为她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

按照当地的传统，我的孩子在7岁时学会了如何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安全地步行上学，这段上学旅程中包括8个街道交叉口和两条繁忙的主干道。他当时的年龄，比美国大部分地区允许孩子这么做的年龄小了5到6岁。在芬兰，车辆会自动停下礼让行人，特别是过马路的儿童，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程序。当我问儿子为什么这么喜欢步行上学时，他自豪地解释说：“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在纽约市，允许一个7岁的孩子步行上学，独自过马路，可能会导致父母在一天还没结束时就被送进监狱，不过考虑到纽约市的交通隐患，也许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喜欢在母亲的家乡度过漫长的夏天，那里是密歇根上半岛森林中一个主要由芬兰裔美国人组成的社区，离欧内斯特·海明威小时候嬉戏的地方不远。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很少想起芬兰。我在曼哈顿的操场和水泥混凝土建筑里度过了剩余的童年时光，在那里，我的父母参与创办了卡德蒙学校，那是纽约市第一所现代蒙台梭利小学。我隐约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感觉，我自豪地坐在自己的桌前，开启了一段充满发现、探索、实践和自己主导的创造性玩耍的早教旅程。

在所有的这些地方，为什么我偏偏来到了芬兰？2012年，在帮美国民权英雄詹姆斯·梅雷迪思撰写回忆录时，我们采访了一个美国顶尖教育专家小组，询问他们对改善美国公立学校的看法—这是一件梅雷迪思特别热衷的事情。其中的一位专家，哈佛教育研究院的著名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回答说：“向芬兰学习，那里拥有最高效的学校，它的做法与我们在美国的做法正好相反。”加德纳还建议美国人阅读帕西·萨尔伯格的《芬兰课程》，我很快就读了。并发现这本书是如此引人入胜，让人想一探究竟，于是我在帕西访问纽约期间找到了他。

“来芬兰看看，”帕西告诉我，“你就会明白，如果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教育家和学者资源，美国的学校将会变得多么强大。”帕西解释说，这个秘密很简单。芬兰的学校体系是建立在美国率先提出的理念之上的—如教师专业精神、教育研究与创新、合作学习、培养孩子全面发展、通过玩耍学习—芬兰只是坚持了这些理念。帕西解释说，芬兰是一个由教育者而不是政治家或其他人管理学校的国家。芬兰的教师是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教师群体之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芬兰意识到，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通用的标准化考试制度，因为在这个制度的最前端，也就是教师队伍中，已经“内置”了极高的教学质量和高标准。芬兰的家长和政界人士相信教师群体的专业智慧和判断力，这些智慧和判断力才能评估孩子学习的好坏，测验公司可不行。事实上，芬兰的孩子在高中毕业之前（18岁左右）不会参加任何高利害标准化测验。但高度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们每天都会对学生进行全天候的评估。

结论：芬兰的儿童教育体系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联合国环境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美好生活指数》的最新质量排名中名列第一。最近，芬兰也在—全球最有效的教育体系、最可持续的教育经济发展、最稳定的国家、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最绿色的国家、最幸福的国家、空气最干净的国家、最有力地赋予妇女政治权力、新闻自由度最高、腐败程度最低、最具创新性的经济、最强大的政府机构、最佳的人力资本和最适合居住的国家—全球排名中位列第一。对于一个拥有560万人口的有百年历史的国家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国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也许芬兰教育理念中最令人惊讶的部分是玩耍在儿童生活中的核心作用，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在早期，孩子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玩耍、体育活动、音乐和戏剧来学习阅读和数学。正式的学习在一年级之后才会开始，也就是孩子们7岁，刚进入小学的时候。在这之前，孩子们把时间花在玩上，无论是自由玩耍还是老师指导下的游戏，都能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责任感，帮助孩子了解自己和他人。

芬兰教师认为，当孩子在学习环境中注入好奇心并积极参与时，高质量的学习就会发生，而所有这些都会因玩耍得到增强。换句话说，当学生在现有知识和即将学习的知识之间建立起可以通过玩耍激活和培养的联系时，优质的学习就发生了。正如著名的瑞士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卡尔·荣格所说：“新事物的创造并不是由智力所成就，而是源自于内在所需的玩耍本能。有创造力的头脑会与它所钟爱的对象玩耍。”

在芬兰，我进入了这样一个儿童教育体系—它是建立在高度专注的基础上的，包含课堂上有趣的智力发现，还有接连不断的户外玩耍。有一天，在我儿子的学校里，我看到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正全神贯注地用各种工具制作机器人。一组孩子围着电脑屏幕上的说明书，手脚并用地共同完成组装轮式微型机器人的复杂任务，这些机器人可以说话、移动和播放音乐。他们的老师朱西·耶塔瓦解释说，孩子们不仅是在学习关键的科学和技术（或称STEM）技能，他们还是在培养团队合作、领导、谈判和管理所需的技能。

这与美国内城区一些“没有借口”的学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些美国学校，低收入家庭学生受到监狱式的行为控制，未经允许不得讲话，不得在不平坦的路上行走，甚至不得将目光从老师的脸上挪开；而在芬兰和其他地方，孩子随时可以咯咯大笑，随意扭摆，因为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天生就是这样的。这些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似乎完全沉浸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中，或者说完全沉浸在创造性和富有成果的知识汲取中。

“他们一边学习一边玩得很开心，”耶塔瓦老师说，“为什么不呢？他们可是孩子啊！”

课堂上的情感氛围是温暖、安全、尊重和充满鼓励的。一位在这所大学学习的中国实习老师对我感叹道：“在中国的学校，你感觉自己像在军队里。在这里，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美满家庭中的一员。”她正在努力地留在芬兰执教。

站在科学课堂的一边，耶塔瓦老师说，这是他作为一名教师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因为孩子们基本上是在独立操作，这实现了教育的主要目的：“他们正在学习如何学习。靠他们自己。现在，他们不需要我了！”

制作机器人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指导性的趣味探索”阶段，老师温和地监督这个过程，而学生们基本上是自学，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孩子们被放到冰天雪地的学校操场，这是他们每小时都能享受的15分钟自由玩耍。芬兰教育者认为，体育活动可以提高儿童的学习能力、注意力、执行功能、行为能力，以及他们的身心健康。这与美国不同，在美国，许多学校都在削减课间休息时间，芬兰的学生每天中每一个小时都有15分钟的户外自由活动时间，不管天气多冷，也不管是否下雨下雪。孩子们即使在5华氏度（零下15摄氏度）的寒冷天气也要出去玩。再冷的话，他们也仍然会玩，但玩耍可能会被转移到室内。

在户外自由休息之后，孩子们精神饱满地跑回教室，他们沉浸在快乐之中，精神焕发，为下一项活动做好了准备。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像芬兰一样，深谙经常接触体育活动、大自然、新鲜空气、情感上的支持以及合作的师生关系是儿童学习和幸福的基础。

正如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对我预言的那样：这是一片奇异的土地，一个反教育之道而行之的国度，通过与许多其他国家相反的举措，以更高的效率（或许也因此带来了更快乐更健康的孩子）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这里，新鲜的空气、自然和规律的体育活动被认为是学习的引擎，可以改善几乎所有对在校儿童最重要的“指标”，包括认知和行为、幸福感、出勤率和身体健康。芬兰有一句格言：“没有坏天气。只有不合身的衣服。”一天晚上，我问儿子那天的体育课做了什么。“老师给了我们地图和指南针，把我们送到树林里，”他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我们必须找到出去的路。”一个老师穿着醒目的安全罩衫躲在远处观察，以保证一切安全。就这样，孩子们在七八岁的时候靠自己学会了“定向越野”的规则和玩法。

我看到孩子们穿着袜子，开心地结伴而行，嬉戏着甚至跳着舞跑进食堂，玩耍和欢乐的气氛延续到了学校每天的午餐时间（芬兰免费为所有孩子提供营养丰富的热午餐）。一个女孩在走廊上做了个倒立。一位长相威严的教授对不断走进来的孩子们微笑，并和他们击掌。他是校长海基·哈波宁，也是一名职业儿童教育家。作为芬兰八所国立大学教师培训学校协会的主席，他实际上是芬兰的大师级教师。

看着孩子们飞奔而过，笑容满面的哈波宁向我解释道，走廊上的场景揭示了一个芬兰在儿童教育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功的秘诀。“对成人和儿童来说，玩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们必须在学校里玩，原因有很多。当孩子活动时，他们的大脑工作得更好，然后他们在课堂上会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对孩子的社会化来说也一样重要，他们通过玩耍来协商、社交、建立团队和友谊。”

“学校应该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哈波宁说，“孩子们一定觉得学校是他们的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非常聪明，能感受并享受充满信任的氛围。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环境，让他们能明白：‘这是一个我受到高度尊重的地方。我在这里感到安全和舒适。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的工作是保障孩子们一直拥有这样的环境。所以我每天都来上班。”

哈波宁亲自设计了这所北欧现代学校的大部分建筑。这是一个由传统教室组成的网络，由宽敞的走廊、电影般柔和的灯光和暖色系连接起来，还有一间豪华（按照美国标准衡量）的教师休息室，用于喝咖啡和交流合作，附近还有一个供教师使用的桑拿浴室。舒适的角落随处可见，沙发分散在各处，让孩子们也能在此放松休息—和朋友蜷缩在一起或沉浸在一本书里。所有的空间都是相连的，一侧是高科技科学实验室、壁炉和毛绒沙发；另一侧是模块化的开放图书馆和杂志库，供孩子们阅读。这也是该校的独特之处。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老师在学校里待了几分钟便沉默了，几乎要哭出来。“太美了，”她感叹道，“在西班牙，我们的学校就像监狱。但是这里，就像梦一样。”一位芬兰老师听了这个故事后打趣道：“也许我们的座右铭应该改成‘来芬兰哭一场’。”

在校长办公室，哈波宁指了指墙上千奇百怪的手工雕刻木船，这些木船的形状、大小和类型各不相同。“我是在一家商店看到的那些船，”他回忆说，“它们可真漂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当即决定要把它们买下来。我把它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这样一整天都能看到它们。”

“后来，我意识到了它们是什么，”他继续说，“它们是孩子。它们代表了一个事实：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同的，他们从不同的目的地出发，经历不同的旅程。作为教师，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孩子们度过旅途中遇到的风暴和冒险，让他们安全而成功地融入社会和这个世界。我的工作是为孩子们保驾护航。这也是我每天都来上班的原因。”

我了解到，在芬兰及其他北欧国家，玩耍从一开始就“融入”了儿童教育，因为它贯穿于整个文化。学前班和幼儿园都是以玩为主的，孩子们通过游戏、歌曲、户外活动、对话和实践探索来学习。数学和语言的正式学术教学直到儿童7岁时才开始，那时大多数儿童已经顺利地准备好去“解码”这两门学科，并探索和掌握各种其他科目了。

与许多国家不同，芬兰的父母更喜欢给孩子一个充实、愉快的童年体验，所以不急着让孩子更早地开始正式学习。他们表示，童年是孩子们在学习如何与其他孩子相处时，发现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