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5 实验严谨（第1页）

5。实验、严谨

即使在此之前对于大脑皮层的研究寥寥无几，即使它的研究只是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大脑各部分功能的定位仍然对解剖学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乔瓦尼·玛丽亚·兰奇西（GiovanniMariaLancisi）是三位教皇的私人医生，也是巴托洛梅奥·尤斯塔奇（BartolomeoEustachi）插图的编辑。医生兰奇西在1713年选择了“一个精美的结构”——胼胝体作为思维灵魂的所在地。笛卡尔一直在找独一无二的、位于中央的器官，兰奇西对此举表示赞同，但他认为选择松果体作为这一器官是错误的。他观察到大脑半球的交汇点，是如何汇聚来自四面八方的髓质纤维的，那些纵向条带后来被称为“兰奇西条带”，似乎没有其他元素比它更适合支持人体不断的运动，比它更适合用于描绘图像。就其本身而言，尽管松果体处于较低的位置，它仍为意志力提供大量能量，威廉斯提到过这个“公共仓库”，并认为它承载着想象力。半个世纪后，兰奇西重申了小肠和纤维层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一个非双重器官[68]（图1。21）。

图1。21：胼胝体。乔瓦尼·玛丽亚·兰奇西，《解剖生理学与论思考的灵魂的居所》，威尼斯，1713年。

从这些研究中，衍生出了新的研究传统，勤奋的后继者又基于它提出了一个可实施的方案：研究人类身体的特性，解剖其尸体，从而试图研究那些具有卓越理性能力的人和有严重缺陷的人，他们大脑的某些部分是否有差异。兰奇西在一个死于圣斯佩里托医院的口吃患者身上，得到了某些经验：尽管受试者很年轻，但他所有的大脑物质看起来都比正常人的更白、更紧凑，像凝固的牛奶。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缺乏血液和精神，血管无法深入皮质；其胼胝体相当坚硬，胼胝体纵向条纹不完全平行。兰奇西还注意到，在这个变异的大脑中，松果体非常小，几乎不如麻籽大。

此外，几年前，外科医生弗朗索瓦·吉戈特·德拉佩罗尼（Fran?oisGigotdelaPeyronie）向蒙彼利埃的皇家科学协会通报了六个案例，这些案例因为应用了“解剖学—临床学”方法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人死后，虽然大脑某些部位（包括皮质、松果体）出现病变，但是灵魂的功能被保留了下来；另一方面，干扰灵魂的因素，与胼胝体的改变有关[69]。在同一时间，另一位法国医生也研究了大脑皮层，但他的研究完全是孤立的，没有与学界对接。弗朗索瓦·普尔福·杜·佩蒂特（Fran?oisPourfourduPetit）在其《皇家医院一位医生的来信》（Lettesd'unmédedesh?pitauxduRoy）中叙述了他在很多狗身上进行的实验：他在其顶骨上钻孔，插入凿子，从不同的方向破坏脑物质，并取出破坏后的碎片。通过实验他观察到，狗的对侧四肢有的无法动弹，有的会逐渐无力。实验后，他得知由头部一侧受伤引起的瘫痪，会发生在身体的另一侧。事实上，金字塔形纤维在脑桥下的交叉点，直到18世纪初才被人发现，而上述的《皇家医院一位医生的来信》对这一发现做出了极大贡献。其中普尔福·杜·佩蒂特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灵魂精神源于大脑皮层的某些部分，它穿过白质的纤维、穿过纹状体，以此来控制四肢的运作[70]。

普尔福·杜·佩蒂特对狗的大脑进行实验时，有一位年轻的瑞典人正在巴黎访问，或许他也参观了佩蒂特的实验。这位瑞典人叫艾曼纽·史威登堡（EmanuelSwedenb），他的职业生涯很特别：1743年之前，他是一个开明、全能的科学研究者；65岁后，他开始出现幻觉，在幻觉里与上帝和天使交流；1772年在史威登堡去世，其追随者建立了新耶路撒冷教会。但在投身于神秘的改宗活动之前，史威登堡已经在大量作品中展示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精神。作为矿业委员会的委员（在他改变宗教信仰之前，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他曾对国家采矿业进行重要的创新，设计了一条从哥德堡到斯德哥尔摩的运河，并发明了各种机器。牛顿认为，物质和运动似乎能够解释所有静止或活动的现象。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史威登堡梦想着建立一个基于数学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用科学描述宇宙起源，1734年，他的三卷本《哲学和逻辑学著作集》出版，在其中他提出了“星云”假说，比康德和拉普拉斯提出的完整假说早了半个多世纪。一开始他从事物理学研究，随后转向化学，最后研究人类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他的作品《动物界的构造》（Oeiaregnianimali）和《动物界》（Regnumanimale）分别于1740年和1743年出版，但发行量极小，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被翻译成英文并重新出版[71]。20世纪初，马克斯·纽伯格（MaxNeuburger），一位实证主义的神经生理学历史学家，让人们注意到“瑞典的亚里士多德”——史威登堡很早就提出了许多后来被证实为正确的关于神经系统的观点[72]。

首先，史威登堡认为球状体或小脑与大脑皮层、脊髓是相互连接的。从马尔比基开始，学者们就已在球状体中看到了微小的腺体。早在1719年的论文《颤动》（Tremulationes）中，史威登堡就认为神经的运动过程，等同于一个非常细小的颗粒从中心到外围的振**过程，反之亦然，这要归功于大脑的波形运动[73]。小脑作为功能上的自主单位，负责控制所有的感官和思维。也有一些人在描述中过度吹捧神经元理论[74]，然而，史威登堡仍然认为，大脑皮层具有不同寻常、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具有各种高级功能的、最崇高的物质，是“自主意识的驱动器”。因为通过神经和肌肉进行的任何行动，都首先由意志决定，并且从大脑皮层层面开始。这个结构的组织原则非常复杂，甚至看起来混乱无序[75]。这些杰出的见解，是来自史威登堡所做的实验，还是仅仅产生于文献中的临床案例？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同时代的人忽视了他的早期神经生理学理论的重要性，毕竟史威登堡既没有教授职位，也没有学生，他只是一名公务员，也从未做过任何关于大脑的实证的或系统的工作，只是通过耗费大量时间研读长篇巨著来写论文。因此，有段时间他一直被视为一个疯狂的空想家[76]。

18世纪中期，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AlbreHaller）尝试研究神经系统的敏感部分，他认为皮质下的结构并不是硬脑膜或大脑皮层。这位瑞士生理学家极具权威，他的研究在整个欧洲都处于顶尖水平。他的应激性理论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主要把中枢神经系统作为组织的集合来研究，而不是作为具有特殊功能的器官来研究，因而减少了学界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视。哈勒在他的《人体生理学原理》（Elementaphysiologiaeani）第四卷中首先指出，自笛卡尔以来，学者一直习惯于随意地定位灵魂所在地，鲜有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的理论，大多数理论完全无法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而他本人则大胆假设，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神经起源处的白色物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中以“脑”为标题的章节中［“脑”这一章由皮埃尔·塔林（PierreTarin）撰写，他是这一章的作者，也是哈勒的译者］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强调现有理论不过是假设。他们区分了两种物质（皮质和髓质），但没有提到它们与肠道的相近之处或器官的腺体性质。此外，第十张图是唯一一张绘有大脑皮质的解剖图，其中转录了巴托洛梅奥·尤斯塔奇于1552年制作、由乔瓦尼·玛丽亚·兰奇西于1714年出版的插图[77]。值得一提的是，塔林在他的字典中强调了“大脑”一词奇怪的词源，即“大脑”（cerveau）一词源于类似于蜡的白色：“大脑颜色近于蜡色。”[78]

18世纪下半叶，人们普遍认为，在所有的身体系统中，大脑仍然是一个构成模糊不清的系统。大脑未知的功能和难以捉摸的疾病，也许将永远困扰自然科学家、医生和哲学家。几十年来，大脑研究领域亟需一个完备且相对确定的理论体系。皇家医学会于1778年在巴黎成立，其建立目的正是改革医学知识，使其与物理和化学科学的最新发现相联系。其目的还在于提高医学在旧制度下各个机构中的政治威望，从而赋予医学更鲜明的社会作用。

该协会的发起人和常务秘书是费利克斯·维克·达泽尔（FelixVicqd'Azyr），他曾在几年前被涂尔干（Turgot）部长任命为某个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研究在法国南部爆发的毁灭性的流行病——牛瘟。1783年，他在阿尔福特的兽医学校获得了一个比较解剖学的席位，比较解剖学研究是他除卫生和预防医学研究以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尤其关注大脑，并在1786年的一篇论文序言中，将大脑定义为一个“器官”。他指出，要想了解某个动物物种的性质，研究大脑结构最为重要。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大脑的主要倾向似乎一直与具有普遍性的感觉、本能的力量或弱点、食欲的强烈程度、情感的强度、智力的程度有关[79]。基于这一假设，维克·达泽尔构思了一个宏大的设计计划，他用一系列附有适当说明的解剖图板，将人和所有动物按自然顺序排列。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想说明这种顺序是如何以大脑的不同复杂程度排列的，并且顺序随着动物学等级的降低而降低。

1794年，玛丽·安东涅塔（MariaAa）的第一位医生维克·达泽尔，刚参加完祭祀最高神的年度盛宴便死于昏厥。正如他曾经的顾虑［像老友让·西尔万·巴伊（Jean-SylvainBailly）和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AdeLavoisier）一样被送上断头台］，他果真沦为了大革命的间接受害者。他未能完成本应完成的项目，但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大脑解剖学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当时具有极高的价值。1781年至1783年间，他还曾向科学院提交了部分关于大脑、小脑、脊髓和髓质结构的研究记录。1786年，他出版了《解剖学和生理学论文（彩图版）：人和动物的各种器官的自然状态表现》，其中配有规范的插图。书中还附有一个方法册，以弥补此前方法的缺陷。此书的解读主要关系到四大方面：（1）尸体解剖法：在处理冰冷和无生命迹象的身体时，此类方法也有局限性，因为研究的对象已经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也无法与研究人员沟通。（2）活人实验法：用这种方法时，人们必须面对与第一种解剖截然相反的棘手问题——那就是恐惧且痛苦的灵魂，他们对研究者实验造成的阻碍不亚于解剖台上静默不动的尸体。（3）正常情况下，对机体各种反应进行精确和认真的观察：这种方法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每个内脏的特性，因为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复杂且密切。（4）健康和患病内脏的比较。在此作者指出，表现出疼痛的器官往往离患有疾病的部位很远。

图1。22：脑回。费利克斯·维克·达泽尔，《解剖学和生理学论文》第三章。

因此，严谨的思维和逻辑至关重要。进行研究的医生也应该意识到过去的错误，及时避免错误，并“按部就班”地推理：这种分析方法，会在未来长期指导有关生命和人类的科学。维克·达泽尔认为解剖大脑的最佳方法，是从顶部开始，逐渐往下进行水平切割。事实上，《解剖学和生理学论文》是按照解剖的顺序来介绍相关图画的，它从脑回向中心推进。文中不乏向前人致敬的历史批判性思考，也不乏对谬误的纠正和对空白的填补。此外，书中还引入了解剖学词汇新术语，这些术语是必不可少的、高度准确的描述。除此之外，维克·达泽尔并不认为人们能够了解智力的运行机制，他认为没有医生敢研究它。虽然当时许多人都秉持着这种谨慎的态度，但也不乏怀疑精神。虽然有人过度顾虑，认为这违反了物质和道德之间的联系，但它仍然是正确的研究。

在1781年到1783年的回忆录中，维克·达泽尔详述了西尔维斯的裂沟（侧裂），但几乎没有涉及脑回，他更关注脑回的大小，而非其形状，而且他对深层结构比对外壳更感兴趣[80]。另一方面，《解剖学和生理学论文》中的一幅插画的标题表明，该图呈现了掀开硬脑膜后的“自然状态”（图1。22）。达泽尔成功地详细分析了大脑皮层的某些区域，然而命运总是很幽默，1805年，由医生兼哲学家雅克—路易·莫罗·德·拉·萨尔特（JaoreaudelaSarthe）改编的作品十三卷完整版，对原版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破坏。正如保罗·布洛卡（PaulBroca）于1876年所言：重制者认为在原版上进行编辑没有任何问题，且只会愚蠢地绘制类似于肠道回路的图画来代替作者原本的想法[81]。

18世纪末期，人们对于大脑的整体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外，用彩色蜡制成的三维模型已经开始流行，它能够真实地再现整个身体及其各个部分。解剖蜡的成功研制，形成了一种解剖学的新风尚，形成了文化阶层公众眼中的一种奇观。当时，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是蜡像制作的中心城市，这一技术需要对将要模仿的结构进行细致的检查。1742年，博洛尼亚艺术家和解剖学家埃尔科·莱利（ErcoleLelli）受本笃十四世（BeoXIV）的委托制作解剖学雕像，绘制解剖学插图。其助手乔瓦尼·曼佐里尼（GiovanniManzolini）与其妻安娜·莫兰迪（AnnaMorandi）完善了这项技术，并以非凡的技巧通过蜡像再现了多样的器官。此外，他们还诙谐地描绘了自己解剖大脑和心脏的行为（图1。23）。

在佛罗伦萨，从1765年开始，物理学家和自然学家费利斯·丰塔纳（Felia）凭借“人工解剖学”登上了科学圣坛，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君主和赞助人彼得·利奥波德（PietroLeopoldo）大公的声望。他设计了一部完整的蜡像集，既可用于教学，又能展示当时解剖学的所有知识。在这些保存完好的文物中，有一百多件涉及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它们的创造标志着大脑研究实现了质的飞跃：可以制作出模型，代表着对这一器官的了解。艺术家和解剖学家在佛罗伦萨观象台（SpecolaFiorentina）的陶瓷车间一起工作，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应客户要求，生产了数以千计的物品。其中，1780年，大公的弟弟诸塞佩二世（GiuseppeII）皇帝为维也纳的新军事外科学院，制作了一套包含所有蜡像的副本。

图1。23：安娜·莫兰迪·曼佐利尼为自己制作的蜡像，藏于博洛尼亚波吉宫博物馆。

[13]详见：詹姆斯·亨利·布鲁德，《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以摹本和象形文字音译方式出版，分两卷翻译和评论》，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0年，第一册，164—175页、323—332页。关于《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还可以参考：埃德温·克拉克（EdwinClarke）、丹尼尔·奥马利（DanielalleyDO），《人脑与脊髓：从古典时期到20世纪的著作说明的历史研究》，伯克利—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383—384页。在此，我对玛利亚·卡美拉·贝特罗（Marilirò）给我的慷慨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14]详见：詹姆斯·亨利·布鲁德，《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0年，第1册，14—15页。

[15]详见：约翰·威尔金森（JohnWilkinson），《中的身体》，载于《福音季刊》，1991年，第63期，195—210页。其中203页：詹姆斯·斯特朗，《圣经》的详尽对照表，展示了普通英文版本《圣经》中的每一个字，以及每个字按正常顺序出现的情况等，纽约：Eaton&Mains，1890年。

[16]详见：埃里克·道斯，《希腊人与非理性》，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1年，140—151页［意大利语译本：《希腊人与非理性》，米兰：里佐利出版社，2008年］。关于埃及和希腊医学之间的关系，详见：雅克·乔安娜（JacquesJouanna），《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伦的希腊医学论文选集》，莱顿：布里尔，2012年，3—20页；文森佐·迪·贝内代托（VinzoDiBeo），《医生与疾病：希波克拉底科学》，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86年。在此，我对玛利亚·米凯拉·萨西（MariaMichelaSassi）给出的相关建议表示诚挚感谢。

[17]即克罗敦，古代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城邦。

[18]大希腊城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建立的一系列城邦的总称，其中包括克罗敦城邦。

[19]详见：弗朗切斯科·洛佩兹（FrancescoLopez），《克罗托内的戴谟凯代司和赛斯的乌贾霍雷斯内：大流士大帝的阿契美尼德宫廷中的基础性医生》，比萨：比萨大学出版社，2015年。

[20]详见阿尔克米翁的相关片段：《前苏格拉底主义者：证词与片段》，巴里：拉泰尔扎出版社，1994年，243页。关于此论断的重要性，详见：玛利亚·米凯拉·萨西，《希腊哲学的起源》，都灵：博拉蒂·博林吉耶里出版社，2009年，211页。

[21]详见：洛伦佐·佩里利（LorenzoPerilli），《在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克罗托内的阿尔克米翁：新版的来源》，载于《古典文化期刊》，2001年，第69期，55—79页。

[22]《感性论》的意大利文译本载于路易吉·托拉卡（LuigiTorraca），《希腊的“学述”家》，帕多瓦：锡达姆出版社，1961年，281—313页。

[23]详见：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E。R。Lloyd），《阿尔克米翁与早期解剖史》，载于《苏霍夫档案馆（SudhoffsArchiv）期刊》，1975年，第59期，113—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