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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写作（第2页）

现在我们所埋藏的欢乐；

苹果树枝上的金翅鸟

能让我的敌人战栗。

但是，女孩那平坦的小腹，桃杏般的胸脯，

浓荫下溪旁的蜚蠊。

还有奔驰的骏马和黎明中飞翔的野鸭，

这一切不过大梦一场。

不要再做白日梦了；

我们摒弃了快乐，或者将它们埋藏起来；

铬钢所铸就的铁马

任由小胖子攀爬上它的背脊。

我是一条永远无法翻身的蠕虫，

是一名永远没有妻妾的阉人；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我像尤金?阿拉姆那样前行；

当收音机里的广播响起的时候，

政委正向我描绘美好的未来，

可是牧师许诺赠予我一辆奥斯汀七型汽车，

因为总有信徒愿意替他买单。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宫殿里，

醒来发现这居然是真的；

我没能出生在那个时代；

是史密斯先生吗？琼斯吗？还是你吗？

西班牙战争和1936年至1937年发生的其他事件带给我很大的影响，从那以后我明白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自1936年以来，我笔下的每篇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并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人居然认为可以避免写这样的题材，简直是荒谬至极。无论是谁，只要提笔写字，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写它们—剩下的问题就只是你站队哪边、会采取什么方法了。一个人越是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他就越能够在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个人操守下，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政治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这种想法始于我的政治主张—对于现下社会中那些不公平的现象的质疑。当我试图提笔著书时，我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创作一件艺术作品。”我写一本书的初衷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想揭露一些谎言，想让一些事实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如果写作无法带给我美的感觉，那我就一个字都挤不出来，别说书，甚至在杂志上刊登一篇长篇文章都办不到。任何关注我的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即使那只是篇彻头彻尾的宣传报告，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对于那些职业政客来说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能，也不希望完全放弃我在童年时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散文风格，继续热爱地球的每一寸土地，继续在坚硬冷酷的现实和缥缈虚幻的精神世界中自得其乐。试图压抑自己的哪一面都是徒劳无功的。我的工作就是调和我内心深处的好恶与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的，本质上属于集体的、非个人的活动之间的平衡。

这并不容易。这里面存在关于新体例文章的结构问题和语言描述问题，而且新的文章体裁是否真的存在也是个问题。首先，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文章的结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显而易见，这本书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但总的来说，我让自己笔下的文字保持着一种超然客观的态度，并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我尽力在我的文学天性和现实真相间保持平衡。但在书中的某一大章节中，我还是大篇幅地引用了报纸上的文字，用于为那些被指控与佛朗哥密谋勾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辩护。显然，等这两年这件事的热度过去，这种章节就会使普通读者失去阅读兴趣，最终毁了这本书。一位我尊敬的评论家曾经就这一章节的内容批评我。“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放进去？”他说，“你把一本好书变成了时事新闻。”他说得确实没错，可是我必须这么写。我碰巧知道了这些事，但在英国，少有人被允许了解这些—无辜之人蒙受冤屈。我因心中愤慨而让这本书出世，如果没有这些内容，我就不会去写它了。

关于语言描述方面的问题，其实曾以多种形式反复出现过。语言的问题比较微妙，讨论起来要花很长时间。我只想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尽量减少描述性的文字，并尝试让自己的表达更加准确。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当一位作家对某种文字风格浸**许久，已经信手拈来时，就要尝试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动物农场》这本书是我在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的情况下，首次尝试将政治和艺术融合在一起。我已经七年没写过小说了，但我希望我能尽快开始我的下一本书。它注定会失败，或者说，我的每本书可能都算不上成功，但我十分清楚自己究竟想写些什么。

回头看看最后这一两页写的东西，仿佛这篇散文的动机完全是大公无私的。我不想把这个作为读者最后的印象。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而懒惰的，他们的动机成谜，无所寻踪。写书是场可怕而漫长的斗争，让人精疲力竭，就像经历了一场痛苦而漫长的疾病。我想，如果不是被某个无可名状、无法抗拒的魔鬼蛊惑，是不会有哪个傻瓜去做这种事的。众所周知，这类恶魔对人的蛊惑，正如婴儿为了引起别人注意而啼哭一样，是种天性本能。然而，一个人除非不断地磨炼自己的天性，否则将写不出任何值得一阅的东西—这也是所有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好的散文犹如窗玻璃，通过它，读者可以看到作者内心的风景。我不能肯定地说我的哪类动机最为强烈，但我知道哪类最值得追寻。回顾我过去的作品，我发现，每当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总是写一些毫无生命力的文字，通篇充斥着华丽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矫揉造作的形容和苍白无力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