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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重访边城（第1页）

一九六一年的台湾之行，在张爱玲的记忆里，始终像一部帧数不足、且褪了色的老默片。画面是灰蒙蒙的，人物的动作带着些微的延迟与夸张，所有的声响——人语、车鸣、市声——都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传来，闷闷的，缺乏真切的质感。岁月与地理的双重隔阂，给这次本算“故土”重临的旅程，罩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疏离的滤镜。

在西门町一家挂着“天鹅阁”招牌的咖啡馆里，她坐在临窗的卡座。下午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铺着方格桌布的台面上切割出明明暗暗的条纹。空气里有咖啡煮过头后淡淡的焦苦，也有奶油蛋糕过于甜腻的香气。邻座是几个穿着素色旗袍或改良洋装的女学生，桌上摊着几本杂志和小说，正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她们的国语带着软糯的闽南腔调，但那种青春特有的、无所顾忌的清脆，是任何方言都无法掩盖的。

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女孩，拿起一本封面有些卷角的书，语气带着夸张的怜悯：“曼桢真是太可怜了，还有世钧，怎么就这样错过呢……”另一个接口道：“张爱玲写这种悲剧最拿手了，字字都像针扎在心里。”

“张爱玲”三个字，像一颗细小的石子，倏地投入她心湖那片刻意维持的平静。她握着瓷杯的手指微微收紧。杯中褐色的液体晃了晃，泛起一圈细小的涟漪。《半生缘》（即《十八春》的修订再版名）里的爱恨纠葛、阴差阳错，隔着近二十年的光阴，穿过海峡，竟在这里被几个全然陌生的年轻女孩如此真切地谈论着。她们为曼桢落泪，为世钧叹息，仿佛那是活生生身边的人的故事。这一刻，咖啡馆里浮动的光尘，女孩子们年轻鲜活的面庞，空气里甜腻的气息，与她们口中自己笔下那个苍凉的世界，奇异而突兀地交织在一起。

她有些恍惚。视线从那些女孩身上移开，投向窗外西门町喧嚣的街景。招牌上的繁体字，行人的衣着，黄包车与三轮车混杂的交通……某些瞬间，时光的薄膜仿佛被无形的手撕开了一道缝隙，她倏地回到了二十年前的上海霞飞路。也是这样的午后，也许是在“老大昌”或“凯司令”，玻璃窗外是法租界梧桐的婆娑树影，耳畔是朋友们用上海话谈论着《传奇》或《流言》，空气里是栗子蛋糕和白脱奶油的香味。那时的她，正处在声名的顶峰，未来似乎还有无限可能。而此刻，她是坐在这里的、一个沉默的、来自远方的中年妇人，听着别人讨论自己“过去”的作品，如同讨论一件珍贵的、却己封入博物馆的旧瓷器。熟悉与陌生，亲近与疏离，在这种恍惚的叠印中达到了极致。她垂下眼，呷了一口己凉的咖啡，那苦涩似乎径首渗入了心底。

见胡适先生那日，天公亦不作美，下着台北冬日特有的、连绵不绝的细雨。雨丝细密如针，将整个台北笼罩在一片灰濛濛的、无边无际的水汽里。胡适的寓所简朴而洁净，充满了书卷气。他穿着半旧的蓝色棉布长衫，身形清癯，笑容温和，眼神里有一种历经风云后的澄澈与疲惫。他招呼她坐下，关切地问起她在美国的生活与写作。言辞恳切，是前辈对后辈那种真诚的关怀。

谈话间，张爱玲的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落在他那件蓝布长衫上。那是一种最普通不过的蓝色，洗得有些发白，布料柔软地贴合着他瘦削的肩胛。不知怎的，这朴素的长衫，让她骤然想起了父亲张志沂晚年养在书房窗下的那只百灵鸟。那鸟儿被关在一只精巧的竹丝笼里，羽毛是灰褐色的，并不鲜艳，但鸣叫声清脆婉转。父亲晚年愈发沉默，常常一整个下午就坐在烟榻旁，对着那笼鸟儿出神。鸟儿的活泼与灵动，与父亲日渐萎顿的气息，与书房里那凝固了的、带着鸦片甜腥的暮气，形成一种令人心酸的对照。而此刻，眼前这位学贯中西、名满天下的智者，穿着这身最中国的、近乎谦卑的蓝布衫，在这潮湿的异乡寓所里，周身也仿佛笼罩着一种类似的、清寂而略带怅惘的气息。那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遗民”气息，优雅，坚韧，却无可避免地带着被时代浪潮冲刷后的、疲惫的痕迹。雨声潺潺，敲打着窗外的芭蕉叶，也敲打在她莫名有些发紧的心上。这次会面，简短而郑重，像一帧被雨雾晕染过的、色调沉静的水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