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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异乡记（第1页）

洛杉矶西木区那间公寓的窗帘，仿佛长在了窗框上，终日紧闭。厚重的米色绒布有效地过滤着南加州过于慷慨的阳光，也隔绝了窗外那个棕榈树摇曳、汽车飞驰的明晃晃的世界。室内因此总维持着一种恒定的、薄暮时分的昏暗，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刻度，只剩下电器运行时几不可闻的低鸣，以及她自己极轻的脚步声。空气里有旧书报、尘埃、和一种独居老人房间特有的、干净而寥落的气息。这是她的堡垒，也是她的茧房。

一九八五年，一个寻常的午后，她在整理一箱从香港托运来的旧物时，手指触到了一本硬壳杂志。抽出来，是上海沦陷时期出版的《杂志》一九西西年某一期。封面己经脆化，边角磨损，露出里面灰黄的纸芯。她拂去表面的浮尘，慢慢翻开。里面有一篇她的专访，附着一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印刷质量不算上乘，有些模糊，但依然能看清当年的自己。她穿着那件宝蓝色绸缎旗袍——正是《传奇》初版封面那种宝蓝，也是她第一次用稿费去霞飞路裁缝店做的那件。照片上的她侧身坐着，下巴微扬，眼神望向镜头外某处，带着一种属于那个年纪的、混合了矜持与锐利的光芒。宝蓝色在黑白照片里呈现出一种深沉的、几乎有重量感的暗调，是画面中最触目的存在。

然而，近西十年过去了，杂志纸张氧化泛黄，油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她的凝视下，照片里那曾经鲜亮夺目的宝蓝色，在昏黄的纸页底色衬托下，竟显得黯淡、陈旧，褪成了一种近乎灰蓝的、憔悴的颜色。不是宝蓝，也不是天蓝，而是一种被时光反复漂洗、浸泡后，失去了所有火彩与活力的灰蓝，像深秋雨后的天空，也像记忆本身不可避免的褪色。她看着照片里那个穿着“宝蓝”旗袍的年轻女子，又低头看看自己身上这件家常的、洗得发白的棉布罩衫，一种奇异的疏离感涌上心头。那个“她”被定格在1944年的上海，衣着光鲜，声名正炽；而此刻的“她”，在1985年洛杉矶的昏暗房间里，面对着一张褪色的影像。时间不仅改变了容颜与境遇，甚至连同记忆中的色彩，也一并悄悄篡改了。宝蓝成了灰蓝，如同许多曾经浓烈的事物，最终都归于这黯淡的、真实的底色。

大约同时，台湾出版界传来消息，要筹划出版她的作品全集。这是一个浩大工程，意味着对她毕生文字的重新梳理与确认。在众多需要斟酌的事项中，她对《小团圆》结局的处理异常坚持。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女主角九莉的经历与情感，缠绕着她自身太多难以言说的私密体验。出版方或许希望有一个更“温和”、更易被接受的收梢，至少让九莉在历经沧桑后，获得某种形式的内心平静或外界谅解。

但她的态度毫无转圜余地。在给编辑的信中，她写得清楚明白，近乎决绝：“九莉不该得到谅解。”不是不能，而是“不该”。这“不该”里，包含着她对人性、对过往、对自身处境的冷酷审视。谅解，意味着和解，意味着稀释，意味着将那些尖锐的痛楚、不堪的算计、清醒的沉沦，都包裹上一层温情或释然的糖衣。而她不要这糖衣。九莉（或者说，她自己）所经历与选择的一切，其复杂与暗黑，本就不在世俗“谅解”的范畴之内。硬要去寻求或给予这种谅解，反而是对那段真实生命体验的背叛与简化。她要保留那份彻底的、不妥协的苍凉，就像保留照片上那褪成灰蓝的底色，那才是未经修饰的真实。

一天傍晚，门铃罕见地响了。是对门新搬来的华人女孩，隔着门用略带生涩的国语说，自己做了韭菜盒子，送几个过来给阿姨尝尝。女孩二十出头的样子，脸上带着留学生特有的、既胆怯又热情的神情。张爱玲道了谢，接过那个还温热的保鲜盒。关上门，打开盒子，一股熟悉而霸道的香气立刻冲了出来——煎烤面皮的焦香，混合着韭菜、鸡蛋和虾皮的鲜香，浓烈，扎实，带着扑面而来的烟火气。

她将盒子放在厨房的小桌上，没有立刻吃，只是看着。热气在冰冷的空气里形成淡淡的白雾。这突如其来的、带着体温的食物馈赠，这最中国的滋味，在这最异国的、紧闭窗帘的房间里，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几乎令人心慌的对照。毫无预兆地，苏青当年那句带着泼辣生命力的玩笑话，像沉在水底的石头，猛地浮上心头：“饮食男，女之大欲存焉。”苏青说这话时，或许正和她坐在常德公寓的沙发上，分食着一包糖炒栗子，窗外是战时的上海，前途未卜，但至少，她们还年轻，还有可以分享食物与心事的友人，还有着对“饮食男女”这些最具体欲望的坦然与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