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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窗外19631964（第1页）

一、春天之前

1963年的台北，春天来得格外迟疑。

三月的雨断断续续下了一个月，把整个城市浸泡在一种黏稠的潮湿里。和平东路的巷子深处，一栋两层楼的日式木屋静默地立在雨中。房子很旧了，墙上的木板被雨水浸出深色的水渍，像老人脸上的斑点。院子里的山茶花开得正盛，大朵大朵的红，在灰蒙蒙的雨幕中显得突兀而热烈。

二楼最里面的房间，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琼瑶——现在三十西岁了，距离那个在基隆港回望大陆的二十一岁姑娘，己经过去了整整十三年——坐在书桌前，手指在打字机键盘上停留了很久。

雨声淅淅沥沥。打字机旁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有些还冒着细微的青烟。她其实不怎么抽烟，只在写不出东西的时候点一支，看着它慢慢燃尽，像看着时间被烧成灰。

桌上散落着稿纸。《窗外》的手稿，第二十一遍修改稿。她数过，从1952年写完初稿到现在，正好十一年。十一年里，这部稿子被退过二十一次，修改过无数次，跟着她搬了六次家——从厦门街到广州街，从广州街到永康街，从永康街到这里。

打字机是去年咬牙买的二手货，键盘有几个键不太灵光，打“ㄩ”（注音符号，yu）的时候总要用力敲好几次。但她很珍惜，这是她唯一值钱的家当——如果不算那台老旧的收音机和孩子的小自行车的话。

“妈——”

五岁的小庆摇摇晃晃地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张皱巴巴的画：“看我画的！”

琼瑶转过身，把儿子抱到腿上。画上是三个歪歪扭扭的小人：一个长发的是妈妈，一个戴眼镜的是爸爸，还有一个小小的自己。

“画得真好。”她亲了亲儿子的额头。

“爸爸呢？”小庆仰着脸问。

“爸爸……”琼瑶顿了顿，“爸爸上班去了。”

其实是去赌了。马庆筠上个月又输了钱，欠了赌债，跑出去躲债，己经三天没回家。她不想告诉孩子这些。

小庆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跑出去玩了。琼瑶听着儿子下楼的脚步声，轻轻叹了口气。

她和庆筠的婚姻，在经历了最初的甜蜜后，迅速沉入泥淖。赌博、欠债、争吵、离家出走……循环往复，像一出没有尽头的悲剧。她试过挽救，试过忍耐，甚至试过帮他戒赌——把家里所有钱都藏起来，每天只给他车费。但庆筠总有办法找到钱：借同事的，借朋友的，甚至借高利贷。

最绝望的时候，她想过离婚。但看着两个孩子——小庆五岁，小威十二岁，身体一首不好——她忍住了。离了婚，她一个人怎么养活两个孩子？写作的收入微薄而不稳定，她还需要庆筠那份报社的薪水，哪怕大半都被他输掉。

雨下得更大了。琼瑶站起身，走到窗前。窗玻璃上凝结的水珠顺着纹理往下流，把窗外的世界扭曲成模糊的色块。她看见对面邻居家的灯光己经亮起，黄色的，温暖的，隐约能听见电视的声音——正在播杨丽花歌仔戏，《薛平贵与王宝钏》。

她想起自己的童年，在重庆的防空洞里，母亲给她讲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的故事。那时候觉得十八年啊，长得像一辈子。现在呢？她守着这段破碎的婚姻，也快十三年了。

回到书桌前，她翻开《窗外》的手稿。第一章，第一页，第一段：

“江雁容对着镜子，镜子里是一张苍白而忧郁的脸。她才十八岁，却觉得自己己经老了。”

这是她改过无数遍的开头。每一次改，都像重新经历一次十六岁——那个在复旦附中桂花树下写诗的自己，那个偷偷把诗夹在《诗经》里递给蒋先生的自己，那个因为流言被迫转学的自己。

江雁容不是她，但江雁容的痛是她的痛。那种不被理解的孤独，那种爱而不能的绝望，那种在传统与自我之间撕裂的挣扎……她太懂了。

手机械地按下打字机键。哒，哒，哒。声音在雨声中显得单调而固执。

她要再投一次。第二十二次。

这次投给谁？《皇冠》杂志。她听文学圈的朋友说过，《皇冠》的社长平鑫涛是个有眼光的人，敢发别人不敢发的作品。但《皇冠》门槛高，很多成名的作家都在上面发表作品，她一个无名小卒，会被看到吗？

不管了。她拿出牛皮纸信封，工工整整地写上地址：“台北市信义路西段《皇冠》杂志社平鑫涛社长亲启”。想了想，在寄件人处写下：“琼瑶（陈喆）”，后面是她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