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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生如飞絮（第1页）

一九五二年离沪的前夜，上海下着细密的、沾衣欲湿的雨。霓虹灯光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晕开一片片模糊的、流动的色彩，红不像红，绿不像绿，像印象派画家调色盘上未经调和就泼洒下去的油彩。张爱玲穿了件半旧的米色风衣，领子竖起来，遮住小半张脸，独自走向国际饭店。旋转门将她卷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温暖，干燥，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奶油、地板蜡和一种经过严格过滤的、属于往昔繁华的芬芳。灯光是柔和的琥珀色，丝绒窗帘厚重地垂着，将窗外的雨夜与仓惶彻底隔绝。这里的时间，仿佛还停留在三十年代。

她在靠窗的老位置坐下。桌上铺着浆洗得笔挺的白色桌布，银质刀叉冰凉地反射着灯光。她点了最后一份奶油蛋糕。蛋糕很快送来，盛在精致的描金边瓷碟里，雪白的鲜奶油堆叠如云，顶端缀着一颗殷红的樱桃。她拿起小银匙，却没有立刻吃，只是看着。奶油细腻的光泽，蛋糕胚松软的质地，樱桃那过分完美、如同蜡制般的红，都让她想起那些己经逝去的、可以安然享用甜点的午后。那些在常德公寓写作的下午，与苏青喝着红茶聊天的片段，甚至更早，在父亲尚未完全沉沦时，家中偶尔下午茶的光景。这一切，都将被留在身后了。

一位年长的侍应生，穿着笔挺的黑色制服，白手套纤尘不染，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他微微欠身，将一碟额外的糖渍樱桃轻轻放在她手边。碟子也是同样的描金细瓷，里面三西枚深紫红色的樱桃，浸在半透明的琥珀色糖浆里，闪着的、不真实的光泽。

“张小姐，”侍应生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老上海人那种圆熟而克制的礼貌，“请慢用。”

她抬起眼，认出了他。是常来的那个，总是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动作利落无声。他显然也认出了她，认出了这个曾经在文坛掀起波澜、如今却要悄然离去的女作家。这碟额外的樱桃，不是菜单上的项目，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来自旧世界的、最后的致意与送别。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一个微小的、奢侈的gesture（姿态）。

她点了点头，极轻地道了声谢。侍应生退开，背影消失在餐厅深处光滑的廊柱间。她用小银匙挑起一颗糖渍樱桃，放入口中。甜，是那种高度浓缩的、几乎带着焦苦尾韵的甜，瞬间侵占味蕾，然后化开一丝微酸。樱桃肉质己经变得绵软，失去了新鲜果实应有的脆嫩，但那股被糖浆牢牢锁住的、属于“樱桃”的符号般的滋味，却异常顽固。她慢慢地、一颗一颗地，吃完了那碟额外的樱桃。奶油的丰腴，糖渍的甜腻，在口腔里混合成一种复杂而沉重的、告别式的滋味。窗外的雨似乎更大了，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玻璃，像无数细小的、催促的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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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美国新闻处，是另一个世界。窗明几净，冷气开得很足，空气中飘散着油墨、新纸张和美国香烟的味道。日光灯管发出均匀的、缺乏阴影的白色光线，照在每个人的办公桌上，照在那些需要翻译或撰写的英文文件上。张爱玲坐在分配给她的位置上，面前摊开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原稿和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

翻译是一项微妙的工作，尤其是面对海明威那种电报式的、硬朗的、充满男性力度的英文。她必须找到对应的中文节奏，既要保留原作的筋骨，又要让它在中文语境里自然呼吸。她读着老渔夫圣地亚哥与大海、与马林鱼、与鲨鱼搏斗的句子，那些简洁的短句像拳头一样砸在纸上：“Butmanisnotmadefordefeat。Amanbedestroyedbutnotdefeated。”（“但是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然而，当这些充满阳刚气的英文在她笔尖下转化为方块字时，她总觉得有些东西在微妙地变形。圣地亚哥的孤勇与坚韧，似乎被罩上了一层她所熟悉的、属于上海弄堂或公馆里某种更为曲折、更为隐忍的气息。那“硬汉”的挣扎，在她精确而冷感的笔下，有时竟透出一种沪语腔调般的、精于计算的无奈与坚持。不是不英勇，而是那英勇里，混杂了她对人性更复杂的理解——那或许不是单纯的、对抗命运的豪情，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在必然的失败面前，也要维持某种体面与尊严的、近乎本能的算计与执着。大海的咸腥，在她文字的嗅觉里，仿佛也掺入了一丝黄浦江上飘来的、更为复杂的市井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