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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客厅里的哲思（第1页）

一、秋光与茶烟

1932年的北平之秋，是宣纸上一笔淡赭石渲染开的、带着毛边的澄澈。总布胡同三号院里的那株百年金桂，仿佛知道这是战乱间隙难得的宁静时节，将积蓄了一夏的香魄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甜得近乎霸道的香气，越过青砖影壁，穿过垂花门，缠绕着抄手游廊的朱漆柱子，最后丝丝缕缕，从客厅那两扇半敞的雕花木窗渗进去，与室内的茶烟、书卷气、还有隐约的西洋钢琴曲混成一种独特的、属于这个客厅的气息。

每周六下午西点，这气息便会活过来。皮鞋踏在方砖地上的脆响，黄包车在胡同口停驻的叮铃声，朋友们互相招呼的南腔北调——这些声音像溪流汇入深潭，最终都汇聚到这间朝南的客厅里。客厅不算大，约莫七八丈见方，陈设中西合璧：靠东墙是一排顶天立地的柚木书架，塞满了中英文书籍，建筑图册与诗词文集比肩而立；西边壁炉台上方，挂着一幅炭笔绘制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剖面图，线条精准如手术刀，却又透着不可思议的灵动；南窗下摆着一架斯特劳斯立式钢琴，琴盖常开着，乐谱散在绒布凳上；当中是一组墨绿丝绒沙发，围着张紫檀木嵌大理石的矮几，几上永远有一壶新沏的香片，几只景德镇的青花盖碗，还有一两碟应时的茶点——今日是枣泥山药糕，做成桂花形状，俏生生地盛在霁红釉浅盘里。

斜阳正好。光线透过冰梅格的窗棂，在打了蜡的橡木地板上切割出明暗相间的菱形光斑。浮尘在光柱中缓缓旋舞，像无数细小的、金色的星球。语声便在这光与尘的帷幕间起落，时而激昂如瀑，时而低回如溪。

林徽因斜倚在靠窗的单人沙发上。一袭月白底色、暗银缠枝莲纹的软缎旗袍，衬得她病后初愈的脸颊愈发苍白，是那种上好的定窑瓷器的白，薄而润，几乎能看见皮肤底下淡青的血管。她膝头摊着本厚重的英文书——约翰·拉斯金的《建筑的七盏明灯》，书页己翻到后半，天头地脚写满了铅笔批注，娟秀的英文与流利的中文交错，有些地方还画着速写的小图：斗拱的节点、檐角的起翘、柱础的线脚。

但她此刻没在阅读。那双著名的、被诗人徐志摩形容为“盛满整个江南烟雨”的杏核眼，正微微眯着，目光虚虚地投向争论中的金岳霖与张奚若。右手食指无意识地在书页边缘，指甲修剪得极整洁，泛着贝壳似的淡粉色光泽。

金岳霖今天穿了件半旧的藏青哔叽长衫，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说话时习惯性用右手拇指与食指捏着烟斗柄——一支英国登喜路的老式石楠根烟斗，此刻正袅袅升起淡蓝的烟。他是清华哲学系主任，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奠基人之一，说话带着湖南口音，逻辑却严密得像数学公式：

“……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所谓的‘现代性’，究竟是时间概念还是价值概念？如果是时间概念，那么中国必然走向现代，无非快慢问题；如果是价值概念——民主、科学、个体自由这些——那么我们需要追问，这些价值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是否存在根本性冲突？”

张奚若比金岳霖激动些。这位政治学家刚从欧洲考察归来，一身剪裁合体的灰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他放下茶碗，瓷器相碰发出清脆的“叮”声：

“岳霖兄，恕我首言，你这还是书斋里的思辨。我在德国、法国亲眼所见——他们的现代化是内生性的，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一路脉络清晰。我们呢？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的现代化！是被迫的，仓促的，所以总在‘体用’‘本末’这些伪问题上打转！”

“所以你认为……”

“我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文化现代性困境’！”张奚若站起身，在沙发前踱步，“困境不在文化，在制度！在两千年的帝制幽灵未散，在乡村仍被宗法捆绑，在女子仍裹小脚——”他忽然顿住，朝林徽因抱歉地颔首，“徽因，我失言了。”

林徽因微微一笑，摆了摆手，示意无妨。她自然是不裹脚的，不仅不裹，还穿着半高跟的皮鞋。但客厅里其他几位女士——燕京大学的社会学讲师凌叔华，刚从法国学绘画归来的女画家方君璧——也都是天足。这个细节让张奚若的激烈忽然显得有些落寞：他抨击的旧时代，其实正在这间客厅里悄然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