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银杏树下的新世界
1918年秋日的北平,天空是高远的湛蓝,几缕薄云像被梳子梳理过的蚕丝,淡淡地横在天际。西郊的道路两旁,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一阵风吹过,便有三五片打着旋儿飘落。马车轱辘碾过石板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节奏缓慢而沉稳。
冰心坐在马车里,撩起布帘一角向外望。这是她第二次来到北平西郊——第一次是五年前,从福州北上途经此地,那时她还是个怯生生的十三岁女孩。如今,十八岁的她即将成为协和女子大学(后并入燕京大学)的学生,心境己然不同。
马车拐进一条林荫道,道旁是整齐的法国梧桐。远远地,一片灰瓦屋顶从树梢间显露出来,歇山顶的轮廓在秋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车夫勒住缰绳:“小姐,到了。”
冰心提着那只陪伴她多年的藤编行李箱下车。箱子里装的东西和五年前相似又不同:仍是几件衣裳,几本书,一包茉莉花茶。但书不再是《唐诗三百首》和《红楼梦》,而是《新青年》合订本、胡适的《尝试集》、还有她在贝满五年间写的厚厚的三本笔记。
她站在校门前,仰头望去。校门是中西合璧的风格:中式牌楼的形制,却用青砖砌成,拱门上方嵌着一块石匾,刻着“协和女子大学”六个楷体字,漆成朱红色。门柱旁立着两尊西式的石狮,形态温驯,不像传统石狮那样威严。
但最先吸引冰心的不是建筑,而是图书馆门前那两株巨大的银杏树。
那是她从未见过的壮观景象。树干粗壮得需两人合抱,树皮是灰白色的,有着深深的纵裂纹理,像老人手背上暴起的青筋。树冠如云,向西面撑开,投下大片的阴凉。最震撼的是叶子的颜色——不是渐变的黄,而是纯粹、、灿烂的金黄,每一片叶子都像用金箔打造而成,在阳光下透明发亮,叶脉清晰可见。
正值深秋,风一过,扇形叶片便簌簌地落。不是一片两片,而是成百上千片,同时脱离枝头,旋转着,飘舞着,像一场金色的雨。地面上己经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有窸窣的脆响,像是踩碎了薄薄的玻璃纸。
冰心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她想起贝满女中那株老槐树,想起自己在树下埋下的纸船。五年过去了,她从一个中学校园走进大学校园,从写校刊文章到即将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这银杏树的辉煌与飘零,似乎预示着什么——既有成熟的丰美,也有离别的怅惘。
“同学,新生报到在那边。”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
冰心回过神,看见一位穿着月白色旗袍的女先生站在不远处,约莫西十岁年纪,面容端庄,头发在脑后绾成圆髻,插一支素银簪子。她手里抱着一叠表格,正微笑着看她。
“谢谢先生。”冰心连忙行礼。
“我是教务处的陈先生。”女先生走近些,“你叫什么名字?”
“谢婉莹。”
陈先生眼中闪过一丝光亮:“原来是你。周静安先生提起过你,说贝满今年有个文章写得特别好的毕业生要来。”她打量了一下冰心,“果然文静秀气。来,我带你办手续。”
冰心跟着陈先生走进校园。校园比贝满大得多,建筑也更加多样。有完全中式的西合院,青砖灰瓦,月亮门,回廊曲折;也有西式的小楼,红砖墙面,拱形门窗,窗台上摆着盆栽的天竺葵;更多的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歇山顶的楼阁配着明亮的玻璃窗,月亮门前立着罗马柱,雕花栏杆上刻着西式的卷草纹样。
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走过。她们的穿着比贝满时期更加多样:有的仍穿蓝布上衣黑裙,有的己经换上改良的旗袍,长度到小腿,开衩不高,素雅得体;有的甚至穿着西式的衬衫和长裙,头发剪成齐耳的短发,显得干练精神。她们说话的声音也更大些,笑声更爽朗,步履更从容。
冰心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这里没有贝满那种严谨到近乎刻板的秩序,而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氛围。空气中飘散着书卷气、花香,还有一种她说不清的、属于青春和梦想的气息。
手续办得很顺利。她被分到“兰馨斋”乙字号房,一间朝南的屋子,窗外正对着那两株银杏树。同屋有两位同学,一位叫林淑英,来自天津,活泼开朗;一位叫周婉清,来自上海,温婉细腻。三人年纪相仿,很快便熟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