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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倾城之恋（第1页）

纽约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研讨室，像一个巨大的、精致的玻璃鱼缸。三面是顶天立地的玻璃幕墙，外面是曼哈顿十二月的细雪，无声无息，斜斜地飘洒，将第五大道上匆忙的车流与霓虹渲染成一幅晕开的、流动的点彩画。室内却温暖如春，恒定的光线从天花板的灯带均匀洒下，照在长条樱桃木会议桌上，照在那几本摊开的、不同版本的《海上花列传》译稿上。空气里有新书的油墨味，也有旧文献特有的、微酸的纸张气息。

张爱玲坐在桌边，手指拂过一页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版的译稿。指尖传来纸张轻微的脆响。她此行是应图书馆之邀，协助鉴定《海上花》几个早期英译本的优劣与真伪。工作己近尾声，一位年轻的华裔助教，戴着无框眼镜，脸上还留着校园里特有的、未被世事磨钝的热情，一边整理着资料，一边忍不住带着兴奋的语气说：

“张女士，重读您的《倾城之恋》，每次都觉得震撼。一座城市的陷落，炮火连天，反倒成全了一段原本精打细算的婚姻。范柳原和白流苏，他们在那样大的毁灭里，抓住了那么小的一点真心——或者只是互相需要。这真是极致浪漫，又极致苍凉的‘倾城之恋’啊。”

他的声音在安静的研讨室里显得清晰，甚至有些响亮。张爱玲的目光从稿纸上抬起，透过巨大的玻璃墙，望向窗外。雪似乎密了些，一片混沌的灰白之中，第五大道的黄色车灯连成一条缓慢流动的、疲倦的光河。那光河蜿蜒向前，没有尽头，就像时间本身。

年轻助教口中的“倾城之恋”，像一个从精美包装里取出的、现成的概念，光洁，完整，带着被无数评论擦拭过的光亮。然而，这个词勾起的，却不是范柳原与白流苏在浅水湾饭店的阳台上的身影，而是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带着硝烟与尘土的画面。

那是1944年的上海，不是香港。空袭警报像坏了的闹钟，不时撕裂城市的天空。有一次，警报解除得迟，她和炎樱闷得发慌，仗着年轻不知死活，竟溜达到跑马厅附近去。战时的跑马厅空旷得瘆人，草地无人修剪，疯长得有些荒凉。她们沿着边上的小路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炎樱正比划着新学来的滑稽舞步，突然——

一种尖锐的、仿佛能撕裂空气的啸音，由远及近，几乎贴着头皮掠过。紧接着是远处一声沉闷的巨响，大地微微一颤。气浪卷着尘土和莫名的碎屑扑过来。她本能地缩颈闭眼，等那令人心悸的震动过去，睁开眼，看见炎樱也僵在原地，头发上落了一层灰。几片被气浪掀起的枯叶，正在她们身边缓缓飘落。

寂静了几秒。然后，炎樱拍了拍头上的灰，转过头来看她，脸上非但没有惧色，反而露出一个极其灿烂、甚至有些顽劣的笑容，眼睛在灰尘弥漫的空气里亮得惊人。她用那种特有的、带着异国腔调的沪语，快活地说：

“爱玲，这要是小说里的‘倾城之恋’，我们俩刚才，岂不就成了那城墙上头，被炸飞了的殉情瓦当？还是最不起眼的两片！”

说完，她自己先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声在空旷的跑马厅周围回荡，带着一种不合时宜的、令人心悸的生命力。张爱玲怔了怔，看着炎樱笑得弯下腰去，看着远处尚未散尽的烟尘，忽然也被一种荒诞至极的感觉攫住，嘴角扯动，竟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个年轻女子，在刚刚经历过死亡擦肩的废墟边缘，为着一个虚无缥缈的文学比喻，笑得不能自抑。那笑声里，有恐惧转化成的亢奋，有对命运无常的嘲弄，也有在最坏境地里硬要开出花来的、强悍的乐观。

后来，在香港，她写《倾城之恋》。写范柳原在电话里对白流苏说“生死契阔，与子相悦”，写浅水湾的墙，写战火如何将一切算计、矜持、退路都烧成灰烬，逼出一点相依为命的“真心”。小说发表后，那句点题的话被广泛传诵：“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人们赞叹这结局的苍凉与深刻，赞叹在绝对的毁灭中，反而成全了相对的真实。

然而，此刻，在纽约这座玻璃幕墙后的温暖堡垒里，隔着近半个世纪的时空，回望那场“倾城之恋”，她看到的因果，却比小说里写的更为复杂，也更为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