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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烟雨濛濛19491953（第1页）

一、离别的港口

1949年5月，基隆港的雨下得没完没了。

雨水不是垂首落下的，而是被海风刮得斜斜的，像无数根银灰色的针，扎在码头上、船舷上、还有排队登船的人们脸上。空气里弥漫着海腥味、机油味、湿漉漉的帆布味，以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的味道。

琼瑶——现在应该叫陈喆了，二十一岁的她己经很少用笔名——站在“中兴轮”的甲板上，紧紧攥着栏杆。手指被雨水泡得发白，关节处因为用力而泛青。她穿着母亲压箱底的那件阴丹士林蓝旗袍，外面罩了件半旧的黑色针织开衫，还是冷。雨水顺着她的鬓发流下来，滑过脖颈，消失在衣领里。

她在看海岸线。

那越来越模糊的、灰蒙蒙的一条线。她知道，线的后面是上海，是复旦附中，是石库门的亭子间，是桂花树下温和的蒋先生，是她再也回不去的十六岁。

“姐，进去吧，雨太大了。”弟弟麒麟拉了拉她的袖子。十九岁的麒麟己经是个挺拔的小伙子，只是脸色苍白，眼神里有掩不住的惶恐。

陈喆摇摇头。她要再看一眼，多看一会儿。虽然什么也看不清——雨幕太厚，距离太远——但她固执地相信，只要这样看着，记忆就不会褪色。

船舱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是兆阳的妻子刚生下的女儿，还不满三个月。陈喆想起三天前离家的那个清晨，兆阳抱着孩子，妻子拎着两个藤箱，母亲最后回头看了一眼住了三年的日式宿舍——那是台湾大学配给父亲的教授宿舍，虽然简陋，总算是个家。

“走吧，”父亲陈致平当时说，声音干涩，“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是啊，走不了了。上海的炮声越来越近，报纸上每天都有“转进”的消息。父亲的学生偷偷送来船票，说这是最后一班船。

“陈教授，不能再犹豫了。”那个学生说，额头上都是汗，“北边……己经过江了。”

于是他们收拾行李。只能带最必需的东西：衣服、被褥、一点干粮、几本书。陈致平把大部分藏书都留下了，包括那套蒋先生送的《红楼梦》。太重，带不动。

“爸，这个……”陈喆抱着书，舍不得。

“放下。”父亲的声音不容置疑，“命要紧，还是书要紧？”

她最终还是偷偷在行李箱里塞了一本——第一册，扉页上有蒋先生题字的那本。压在衣服最底下，像藏着一个秘密。

船鸣笛了。长长的、沉闷的汽笛声，像受伤的鲸鱼在哀嚎。船身开始移动，很慢，但确实在离开码头。岸上还有人奔跑，挥舞着手臂，不知道在喊什么。雨声太大，听不见。

陈喆忽然想起西年前离开重庆时，也是这样的雨天，也是这样回望。但那时她知道，总有一天会回去。现在呢？她不知道。

“这一别，”她听见身后一个老先生喃喃自语，“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她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她咬住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不能哭，母亲己经哭晕过去两次了，她不能再添乱。

“姐，”麒麟又说，“妈让你进去，说给你煮了姜茶。”

陈喆最后看了一眼海岸线。真的看不见了，彻底消失在雨幕和海雾中。她转过身，跟着麒麟走进船舱。

船舱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上下三层通铺，每层睡六个人，几乎没有转身的空间。空气污浊，混合着汗味、呕吐物的酸味、还有劣质烟草的呛人气息。昏暗的灯泡在头顶摇晃，投下晃动的影子，像鬼魅。

他们一家八口——父母、陈喆、麒麟和妻子女儿、还有两个还在读书的妹妹——分到两个铺位。母亲袁行恕躺在下铺，脸色蜡黄，眼睛紧闭，胸口微弱地起伏着。父亲坐在旁边的箱子上，低着头，一动不动。

“妈怎么样？”陈喆轻声问。

“刚喝了点水，睡了。”父亲没抬头。

陈喆在母亲身边坐下，握住她的手。手很凉，皮肤松弛，布满细密的皱纹。她想起小时候，这双手多么灵巧，会绣花，会写字，会在她哭的时候轻轻拍她的背。现在，这双手连握紧的力气都没有了。

船在风浪中颠簸。呕吐声此起彼伏。陈喆也晕船，胃里翻江倒海，但她强忍着。不能吐，吐了会更虚弱，还要麻烦别人照顾。

她拿出日记本——这是她坚持要带的东西之一，己经写了厚厚的五本。翻开最新的一页，上面是昨天的记录：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初七，雨。明天上船。行李收拾好了，爸烧了很多信和照片，说不能带。我看见妈偷偷藏了一把故乡的土，用红布包着。我也藏了一样东西——蒋先生送的那本《红楼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带它，就像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开。麒麟说，台湾很远，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是什么？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