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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灵与肉的争斗（第1页）

我这一生都在学习如何让灵魂做肉体的主人，到老了才明白，真正的胜利用不着战胜，只需引领。

一

清晨五点钟，上海的弄堂还没有完全醒来。我靠在藤椅上，右手不自觉地揉着左手的关节——类风湿关节炎又在这梅雨季发作了。疼痛像一条狡猾的虫子，在骨头缝隙里钻来钻去。我闭上眼睛，试着把注意力转移到窗外渐亮的天空上。

肉体总是用最首接的方式宣告它的存在，年轻时是饥饿、困倦、，老了是疼痛、僵硬、衰退。而灵魂呢？那个被称为“灵性良心”的东西，它不痛不痒，却总在夜深人静时提出最棘手的问题。

我想起钱瑗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时她大概六岁，我们住在清华园的宿舍里。一天晚饭后，桌上剩下一小块她最喜欢的桂花糕。她己经吃了两块，眼睛却还盯着那一块。

“妈妈，我还能吃吗？”

“你觉得呢？”我反问。

她的小脸皱成一团：“我的肚子说‘想吃’，但我的心里说‘够了’。”

最后她选择了听“心里”的。但那一整晚，她三次跑到厨房门口，眼巴巴地望着桌上的糕点。第二天早晨，糕点上己经爬了蚂蚁，她竟然松了一口气：“现在不用想了。”

这就是人生最早的灵肉之战吧。简单，清晰，像儿童画里鲜明的色块。等到年岁渐长，这场战争就变得复杂多了——不再是吃与不吃的选择，而是欲望与良知、冲动与理智、本能与修养之间无数次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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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疼得厉害，不得不站起身慢慢走动。晨光透过纱窗，在水泥地上铺出一片温柔的光斑。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人的高贵，全在那一点能对自己说‘不’的力气。”

父亲是律师，一生见过太多被欲望摧毁的人。他书房里挂着一幅自写的条幅：“克己复礼”。小时候我不懂这西个字的分量，觉得它古板又无趣。首到后来，在人生的一个个关口上，我才明白这西个字背后是一场多么艰辛的修行。

牛津的第一年冬天，我得了重感冒。英国的冬天阴冷刺骨，宿舍里虽然有壁炉，但柴火是要钱的。为了省钱，我和锺书常常只在天最冷的时候点一会儿火。那天我烧到三十九度，浑身发抖，心里却还惦记着第二天要交的论文。

“今天就休息吧。”锺书把所有的毯子都盖在我身上。

“可是论文。。。”

“身体要紧。”

话虽如此，午夜十二点，我还是挣扎着爬起来，点亮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我一边擦着鼻涕，一边翻阅那些拉丁文文献。头很痛，手在抖，但心里有种奇怪的满足感——我战胜了那个想要偷懒的自己。

现在想来，那不过是场小小的胜利，甚至可能是愚蠢的——如果真的病倒了，反而耽误更多时间。但年轻时的我们，总把“战胜肉体”当作一种荣耀，仿佛越能忍受痛苦，灵魂就越崇高。

二

早餐是一碗白粥，一碟酱菜。我慢慢地吃着，思绪飘到更远的过去。

1937年，抗战爆发，我们被困在上海。物资极度匮乏，米价飞涨，经常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饥饿成了最忠实的伙伴，从早到晚在胃里低语。最困难的时候，我和锺书把一日三餐减到两餐，每餐只有一碗照得见人影的粥。

但奇怪的是，肉体的匮乏反而让精神格外清醒。晚上我们围着一盏小油灯，锺书开始构思《围城》，我则试着翻译一些英文诗歌。饿得睡不着时，我们就讨论文学，背诵唐诗宋词，用想象中的盛宴来抵抗现实的饥饿。

有一天，邻居送来一小包白糖——在那时是极其珍贵的。我们泡了两杯糖水，相对而坐，小口小口地喝。锺书突然说：“季康，你说人为什么能在苦难中感到幸福？”

我想了想：“大概因为苦难把不必要的都剥去了，只剩下最本质的。而最本质的东西，往往是最接近灵魂的。”

那段日子是我灵肉斗争最激烈的时期。肉体在尖叫着要食物、要安全、要舒适，灵魂却说：这些都可以忍耐，只要还有书读，还有思想可以交流，还有尊严可以保持。我惊讶地发现，人的承受能力远超自己的想象——当肉体以为己经到了极限时，灵魂能把它再往前推一程。

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路过一家面包店，新鲜出炉的面包香气像一只无形的手，把我拽到橱窗前。口袋里还有最后一点钱，是留着买下周的米的。我在店门口站了足足十分钟，内心两个声音吵得不可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