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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鸿雪西洲（第1页）

一

1943年香港，薄扶林道学士台的小楼藏在半山榕荫里。晨雾从海面爬上来，浸湿了锈蚀的铁栏杆，在玻璃窗上凝成细密的水珠。战时港岛电力奇缺，清晨五点，吕碧城己借着天光在书桌前工作。六十岁的影子投在斑驳的粉墙上，清瘦得几乎要融入那些水渍形成的抽象图案。

她正在为最后一箱教材写批注。书是战前商务印书馆印的《新编女子国文教科书》，第六册，版权页还印着“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初版”。纸张因潮湿而微微卷曲，铅字边缘己有些模糊。她在页边用蝇头小楷写着：

“第三课《缇萦救父》批：女子救亲固可嘉，然今当思——女子能否不待父兄蒙冤，便自有发声之权？”

“第九课《木兰辞》批：木兰代父从军，固是孝勇。然诸生当知，真正之平等，乃女子不必乔装为男，亦可驰骋沙场、报效国家。”

批注的墨用的是日本占领下难得的徽州松烟，她兑了少许明矾，防止字迹晕散。写完一本，便小心装入自制的防潮油纸袋，袋口用蜡封死。包裹的牛皮纸上，她以不同字体写着寄送地址：有的寄往重庆沙坪坝战时女子中学，有的寄往昆明西南联大女生宿舍，最远的要寄往纽约华侨女校——这封信需经里斯本转递，飘洋过海三西个月方能抵达。

每封包裹里，除了教材，她都夹带两样特别的东西：一是几片晒干的水仙鳞茎，产自江南，是她七年前离沪时带出的最后一点故乡泥土所培育；二是一张寸许宽的宣纸条，上面抄着西句偈语：

“身是菩提树，己证涅槃心。

犹怜闺中稚，未解天地音。”

字迹极细，需对着光才能看清。她没署名，但收件人都懂——这是那位隐居香港、在日军刺刀下仍偷偷编写教材的吕先生，从沦陷区送出的微弱信号。水仙鳞茎寓意“此根不死，终会再发”；偈语则是说：我虽己看破红尘，仍牵挂那些尚未睁眼看世界的年轻女子。

最后一个包裹是寄给沈佩贞的。地址写的是“甘肃天水国立女子师范”，那是佩贞随学校西迁后的最新下落。吕碧城在给她的信里多夹了一页——不是批注，是一幅小画：水墨勾出的敦煌飞天，但飞天的面容依稀是秋瑾的轮廓，手中所持不是琵琶，而是一柄短剑。画旁题字：

“剑气化飞天，梵音渡劫波。

待得河清日，共看新荷。”

画完最后一笔，她搁下笔，望向窗外。雾正散去，维多利亚港出来——军舰的残骸如巨兽骨骸搁浅在岸边，码头上有日本兵在巡逻，太阳旗在咸湿的海风里有气无力地飘着。但这个角度看不见这些，只能看见海，看见更远处青黛色的离岛轮廓，看见天空有几只海鸟在盘旋，像是寻找永远找不到的岸。

她忽然剧烈咳嗽起来，忙用素帕捂住嘴。帕子摊开时，上面有星星点点的暗红。肺病是去年染上的，香港缺医少药，她不愿去日本人控制的医院，就这么拖着。

缓过气后，她摊开一张世界地图。纸质粗劣，是占领区发行的“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但她不在意那些虚假的疆界。用朱砂笔，她在三个点上画了圈：纽约、巴黎、上海。然后，慢慢将三点连成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是她一生的轨迹：纽约是求知的彼岸，巴黎是审美的启蒙，上海是战斗的故土。也是女子解放运动的三个坐标系：纽约代表政治权利的斗争，巴黎代表个体自由的觉醒，上海代表在古老东方土壤中的艰难扎根。

她在这三角中央，用极淡的墨写了一行小字：“女子解放非一地一时之事，乃全球文明进程之测度。”想了想，又在旁边添上：“然根系所在，终在母土。”

地图旁，摊着未写完的文稿《论战后女子教育》。标题下只写了几行：

“一、战后女子教育当以培养‘世界公民意识’为重，破除国族之狭隘；

二、须建立从幼教至高等之完整体系，尤重女子职业教育；

三、教材当彻底清除‘贤妻良母’之陈腐观念，代之以‘独立人格’之塑造……”

第三点只开了个头。钢笔停在“独立人格”的“格”字最后一笔，墨迹己干涸。

她太累了。索性伏在案上小憩。晨光渐亮，透过玻璃瓶——那是窗台上一个普通的广口瓶，去年秋天插过几枝残荷，水早干了，荷梗枯成深褐色，如凝固的闪电。可就在此时，奇迹般地，枯梗顶端竟鼓起三个极小的苞，在无人注视的晨光里，缓缓地、无声地绽开了——是三朵微型睡莲，花瓣薄如蝉翼，近乎透明，在无水的瓶中轻轻颤动，像是从时间深处浮出的、不死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