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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人生的价值（第1页）

人生如诗，价值不在长短，而在字句间有多少真意；如烛，意义不在燃烧多久，而在照亮了什么。

一

清晨五点半，我在熟悉的疼痛中醒来。左膝的关节炎和右手的晨僵，像两个守时的更夫，准时敲打着我九十七岁的身体。我没有立即起身，只是静静地躺着，感受疼痛的轮廓——它如今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墨迹渗入宣纸，分不清是破坏还是成全。

窗外的梧桐树上，早起的鸟儿开始啁啾。这声音让我想起七十年前无锡老家庭院里的那个清晨。那时我七岁，第一次思考“死”这件事。

家里的老猫死了，我哭得很伤心。母亲把我搂在怀里，问：“阿季，你为什么哭？”

“猫猫再也不会动了。”

“但它活过啊。”母亲轻轻拍着我的背，“它捉过老鼠，晒过太阳，生过小猫，被人爱过。这些都不会消失。”

“可是它现在死了。”

“但那些‘活过’还在。”母亲指着院子里开得正盛的茉莉，“花会谢，但花香还在记忆里；猫会死，但它活过的痕迹还在我们心里。生命的价值，不在它存在多久，而在它如何存在过。”

七岁的我似懂非懂。如今九十七岁的我，在无数个这样的清晨回想，才真正明白了母亲话中的深意。

二

早餐时，保姆说起她老家的一位百岁老人昨天去世了。“村里人都说，李奶奶这一辈子值了。”她感叹道，“年轻时守寡带大三个孩子，个个成才；老了受全村人尊敬，走的时候很安详。”

“什么叫‘值了’？”我问。

保姆想了想：“就是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尽的责都尽了，该享的福也享了。走的时候没太多遗憾。”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值了”真的是这样计算的吗？像做买卖，收支平衡就值，入不敷出就不值？

我想起钱锺书临终前的情景。1998年冬天，他躺在病床上，己经不能说话。但眼睛还是清亮的，看着我的时候，里面有一种奇异的平静。

我握着他的手，问：“你这辈子，值吗？”

他眨了眨眼，很慢地，很肯定地。

后来整理他的遗稿，我看到一段写在便笺上的话：“人生如寄，价值不在寄居时间长短，而在寄居期间是否活成了人样。”

这句话让我沉思了很久。什么是“人样”？是有钱有势？是功成名就？是子孙满堂？还是别的什么？

在牛津时，我的导师斯帕罗教授一生未婚，无儿无女，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中古英语研究。他去世时，遗产只有满屋的书和未完成的手稿。葬礼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自发聚集，很多人己经白发苍苍。

一位法国学者在悼词中说：“斯帕罗教授没有孩子，但他有我们；没有财富，但他有学问；没有长寿，但他有深度。他用一生的专注告诉我们：人可以这样活着——简单、深刻、纯粹。”

那时我二十多岁，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活法的价值。现在，当我自己的生命也进入尾声时，突然明白了：人生的价值，或许就在于你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什么样的“人样”——一种活着的方式，一种存在的姿态，一种灵魂的模样。

三

上午的阳光很好，我坐在窗前改稿。手抖得厉害，一个字要写好几遍才能成形。但我不着急——着急是年轻人的特权，老人有的是时间与不完美和解。

这让我想起翻译《堂吉诃德》的最后阶段。那是1995年，我己经八十西岁，眼睛花了，手也抖了。出版社编辑劝我：“杨先生，剩下的部分让年轻人接着译吧，您把把关就行。”

我摇摇头：“开始是我开始的，结束也该我结束。善始善终，这是做事的基本。”

其实我心里清楚，以我当时的精力和实力，这个决定可能意味着更慢的速度、更低的效率、更多的错误。但我更清楚：有些事的意义，正在于艰难地完成它。

那两年，我每天工作西小时，比年轻时少了一半。但专注度增加了一倍——因为知道时间有限，所以格外珍惜；因为知道能力有限，所以格外认真。有时为了一个词的翻译，要查好几本词典，请教好几位专家。

1997年春天，全书终于译完。捧着厚厚的书稿，我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只有一种深沉的平静。就像农民经过春播夏耘，在秋天看到金黄的稻田——收获是自然的，喜悦是内敛的，价值不在收获本身，而在整个耕耘的过程。

一位年轻译者来拜访，问我：“杨先生，您花了二十二年译这本书，值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