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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编年史 01（第1页）

我的编年史01

我跟冯唐还不大熟的时候，有一次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还是故事中的人？”他答：“恐怕主要还是个观察和讲述之人。”在我准备写自传的时候，这是一个在心头萦绕不去的问题——总觉得只有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才应当写自传，如果人生没啥故事，只是写故事的，就不应当写自传。按照这个标准，只有历史人物才可以写自传，历史上没有一笔的就不该写。

直到看到格里耶的自传，才觉得自己没准儿也可以写写。他就是一位作家，这辈子做的事就是写小说，拍电影，他自己的人生除了每个阶段的感受，也没啥故事。既然他可以写，我也就可以写，或者说可以写像他那样的自传：不是足以载入历史的人生故事，而只是一些思考和感受的片段。

1952年：出生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后来被叫作“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1938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识青年中的两个。他们的“仕途”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不算太大。只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我才七岁，不大懂事，家里也没人对我讲这件事。所以到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给爸爸平反后，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这件事，在我那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波澜不惊。

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过一点问题，但是他们都很小心地掩饰过去了。所以直到我过了青春期，从来都没听到过什么关于他们俩的坏话，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个“和谐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我的心理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健康，大概同我生长的环境从来没有过太大的精神创伤有关。这个生长环境给我带来的唯一负面影响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绪不容易激进，成功的动力不容易太大——因为从来没有缺过什么，也没有过什么大的挫折感，于是也就没有太多强烈的渴望。

我的小名值得一提：我出生时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从小我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由于父母一辈子搞新闻，政治嗅觉比较敏感，政治热情比较充沛，所以给我起个小名叫“三反”，我一直到七岁上小学之前，都叫这个名字。王小波和我同年出生，可是他爸爸恰恰在“三反运动”中出了事，所以他刚认识我的时候，好一阵子不能习惯我的小名，他曾用难以掩饰的厌恶声调抱怨过：“你的小名怎么这么难听啊。”

1958年：娘娘庙的学前班

我开始记事似乎相当晚。一生中最早的印象是妈妈要把我送到一个人民日报幼儿园办的学前班去，我闹着不去。我围着院子里的一个花坛在前面跑，妈妈在后面追。追呀追，追不上我。妈妈后来是生气了还是笑了，我都没印象了。因为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所以不想去上什么学前班。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去了。

那个学前班在一个有个怪名字的胡同里，叫娘娘庙。学前班是住宿的，每礼拜一送去，礼拜六回家。遥远的记忆中还有我们那些小朋友在娘娘庙排队上厕所的样子。我之所以对上厕所印象深是因为老师不允许我们起夜，所以每个小朋友临睡觉上厕所时都蹲着不肯出来，想尿得干净些、再干净些，免得夜里憋尿又不让起床时难过。

我性格中最大的弱点就是超乎寻常的腼腆，总是动不动就脸红到脖子根。所以我最难堪的记忆是在娘娘庙的时候，老师让我当班长，每天早上要喊“起立”，这真是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记忆中，喊这个“起立”真是太难了，心跳得不行，怎么使劲儿也喊不出来。我经过这样的折磨，长大以后居然没有得心脏病，真是一件侥幸的事。

记得那个幼儿园坐落在一个旧式的四合院建筑里，院子里有九曲回廊。我们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男孩，好像叫×新华，他每天傍晚都会坐在廊子里给我们讲《三国演义》《水浒传》里面的故事。我当时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十分入迷，觉得他特别了不起，怎么会讲那么多大人的故事，还讲得那么声情并茂，有板有眼。他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每讲一段，都会用手背去抹嘴角。他讲的故事我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他这个抹嘴的动作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1959年：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我们那会儿入学考试好像很简单。记得考了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A。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A”，认得就行了。别的不记得还考了些什么。

我从来都是好学生、乖孩子，学习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能这点有遗传因素——我爸爸小时候上学也从来是第一名。他四岁死了父亲，是伯伯养活他的。他们家是贫农，伯伯为了供他上学竟然不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上学。一个是因为爸爸的确念书念得好，是个念书的“材料”；一个也是伯伯人心太好了，一个农村的贫苦农民能有这样的境界真是难能可贵。所以爸爸一进城就把伯伯从老家接了来，一直供养他到去世。长兄如父这句古话在我伯伯那里完全是真事。爸爸对他尊崇备至，他是当之无愧的。

说是遗传好还有一些证据，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的小孩也都个个是出类拔萃之辈。大姐二姐全考上哈尔滨军工大学；二姐参加中学生数学竞赛曾代表获奖者讲话，登了报纸；哥哥中学得金质奖章，那可必须是全五分的，有一个四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儿十四岁上清华，十八岁考取美国杜克大学，小小年纪已经在霍普金斯大学当老师了；姐姐的儿子也是实验中学的优秀生，学校要保送他上清华，他嫌专业不好，自己去考上清华计算机系。

我这辈子由于赶上“**”，没有正规考过什么试，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觉上似乎我智力的极限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从没觉得什么东西难得学不会过。我们小学由于是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所以有时会有实验性质的来自北师大的测验。有一次，全班参加一个算术测验，跟平时上课测验不一样的是，这个卷子设计的题量特别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时感觉不太好，因为没有做完，这在我的考试史上还是第一次。过了些日子，我已经忘记了这次考试，可是突然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得到了来自师范大学的一根铅笔的奖励，说我是那次测验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获奖者。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生长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渐渐显现。大约在小学五年级，我们合唱团的孩子们要参加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伴唱。而合唱团一个唱歌很好也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却没有被选中去参加演出，大家议论纷纷，据说是因为她“家庭出身不好”。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概念。我们从那时开始接触社会的残酷和不公正。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第一道阴影。

我小学毕业升中学的作文写的是参加《东方红》演出见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后来又收入了什么范文选里。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还记得《少年报》那文章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让人莫辨男女吧。结果有好多小朋友给我写信来，有个小男孩写信来说：我想要一个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个吗？信我当然都没回，只是自己乐了半天。后来，为了这篇作文我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召见。其中一个老师问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人民日报的。”老师应声说道：“怪不得呢。”当时这话让我很吃惊，很费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关注或辅导过我做作文。长大了我才明白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原来父母的工作与写作有关呀。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我一开始按出身不好的人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我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的程度。

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人生的第一课。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我的十七岁到十九岁。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经验。

那时我所在的地方是个农区。我们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当地由于尽是盐碱地，有灌无排，亩产只有七十斤，而种子每亩就要用掉三十斤；造成了我们当中许多人终身疾病（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所挖出来的水渠，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冈，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

在那个地方，我还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为反派人物批判，并且因为父母的问题和这些事入不了共青团。我早在师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时候就写过入团申请书，当时被老师当作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表现，把我的申请书（上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话语，当然提到了刘胡兰——她十五岁就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已经十三岁了，等等）当作范文给班上的同学传看。我那时在全班四十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委员），我从小一直是拔尖人物，现在居然在周围人都入了团的时候屡试不中，这种遭遇对于人年幼时的理想主义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为在这个受痛苦折磨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这同我过去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的丑恶大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丑恶，伴有种种难以想象的丑恶细节，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由于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时的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们连总共有二三百人，发了癔症的就有十几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边景色的荒凉，也有生活方式的压抑。跟他们比，我的状况算不错的），每次写家信，都有对自己的长篇批判。记忆中信里有过这样的字句：“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多年之后（我早已离开兵团之后）才听说，当年我的每次来信都会在妈妈的同事中引起一阵**。妈妈会告诉他们：女儿来信了。可见当时家里人已经担忧焦虑到何种程度。他们一定是怕我熬不过去，得神经病。

所以，当我三年后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家，再见到过去的家园，就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记得我回到北京后，与中学时的旧友相聚。聊了一阵，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还没写完小组总结呢！”我马上开始发愣，觉得听到的好像是上辈子的事，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辈子中的一个人，一个记忆。它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有一种重回娘胎的感觉。那时的我，感觉上已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年人，虽然当时我才刚满二十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已经离我远去，我受不了它，无论见到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天真烂漫，都会使我感到不知所措，甚至会引起一种轻微的反感，直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还会反复做一个噩梦，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团，可见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多么不堪回首。

我记得在我刚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都喜欢小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有赎罪情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准备受这样痛苦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也经过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悲壮，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尴尬。我们当时虽然根本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连知识青年的称号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点学历来说都相当勉强，但是，我们的这段生活经历并非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痛苦的现实生活的煎熬使我们在二十岁时就成熟起来，而现在的孩子们在这个岁数还在大学过着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习生活呢。

1972年：读书

从内蒙古兵团回来之后，报不上北京户口，我有整整半年的待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的外国文学名著。家里有收藏，还有报社父母的几位老同事家里也有收藏。我当时看书的饥渴感觉和疯狂劲头只有一个成语能确切表达，那就是“饮鸩止渴”，就是毒药也要把它喝下去。因为在那个年龄，在文化沙漠和物质的实在的沙漠上一待就是三年，精神实在是饥渴到了极点，根本顾不上喝下去的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看到托尔斯泰对儿子看书的一个指导思想，他不主张孩子在太年幼的时候看好书，因为年幼使他缺乏理解力，而许多世界名著的第一次阅读的印象是不可复得的。换言之，如果在缺乏理解力的年龄第一次阅读了某书，就可能把这个宝贵的第一印象糟蹋了，等成熟之后再读，理解倒是理解了，初次读到好书时的快感却不可失而复得。我对照了一下托尔斯泰的想法，我读这些世界名著的年龄刚刚合适：二十岁，有了一点理解力，年龄也没有大到感受不到**的时候。我心里暗自庆幸。

读书的结果确实是终身受益无穷的：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这次漫游使我获得了基本的审美鉴赏力，获得了脱离周围愚昧环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从此似乎得到了一张特殊的入场券，拿着这张入场券，我将能够开启一道神秘的大门，大门洞开之后，我看到满眼的珍宝，而其中最宝贵的一件珍宝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