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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结婚

经过两年的热恋，我们结婚了。当时，小波是在校生，是不允许结婚的。但是他有一重特殊的身份——由于工作年头长，他是带薪大学生，有工作单位可以开出结婚证明书来，这就和单纯的以学校为单位的学生不同了。我们钻了这个空子。记得怕人家深问，横生枝节，我们登记时找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当时正好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负责结婚登记。她打个马虎眼，我们也就蒙混过关了。那是1980年的1月21日。

那个年头，根本不兴搞什么婚礼，只是两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吃了一次饭，两家一共去了十个人，兄弟姐妹都没去全，也没有什么仪式，就像亲戚聚会吃饭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一顿饭。后来我听爸爸说，他们家给了五百块钱，我心里暗暗纳闷，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家给钱，不是我们家给钱？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学了社会学，我才悟到，这钱的性质是彩礼啊。

1982年：美国匹兹堡大学

1982年我三十岁整。俗话说：三十不学艺。可我偏偏在那一年离开我喜欢的工作、新婚宴尔的丈夫、生我养我的中国，远渡重洋去读书。大洋彼岸的那个陌生的国度在我心中有一点点神秘、一点点新奇、一点点可怕。一切要靠自己硬着头皮去闯。好在我们这一代人早已习惯了远离父母、远离亲人，一个人孤零零地去闯天下的生活。

记得写入学申请时，曾请一位在京的美国朋友为我当时半生不熟的英文润润色。我解释自己出国留学动机的一句话令她大惑不解。我写的是：我想去留学，就是想了解一般人对事物的通常看法是怎样的。她不明白这怎么能成为一个动机。她太不了解我的成长环境，太不了解当时的中国，太不了解刚刚成为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了。

刚刚结束的那场政治运动以及我的青少年时代，对于一个正在摸索人生道路的孩子来说，是多么让人困惑呵。记得小波常引用的一句不知出处的话是：人生在世只有两个选择，不是做傻瓜就是做恶棍。在那个时代，清醒和善良是多么稀少啊。因此，我去留学，的确有这样的想法，想恢复理智，想了解一下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生活的正常的人们是怎样想事情和做事情的。这种想法，一个来自那个世界的人怎么能理解呢？

飞机在旧金山（也许是纽约？我记不清楚了）降落，等候转机，我不知道等候着我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倒有点像1969年那辆破旧的卡车把我们卸在荒凉的乌兰布和大沙漠时的感觉。记得北京火车站载满知青的火车刚一启动，火车上哭声一片，我没有哭，心里充满憧憬。后来有些人回忆知青生活有一句套话：看到那荒凉的大沙漠，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我没有。我只是感到，这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未来的生活无论是怎样的，它都将是我的生活，是我的生命。我希望它是光明的、快乐的、色彩斑斓的，不希望它是晦暗的、郁闷的、委琐的。

据说美国每人平均耗费的热能是中国人的三十倍，换句话说，他们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是我们的三十倍。但是，我并不太看重这个——他们每天吃的东西不可能是我们的三十倍，他们的床也不可能比我们的大三十倍——人的物质需求相差不大，满足了基本需要之外的供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更有意义的倒是精神的享受：感人至深的情感，清澈有力的思想，所有的虚构之美——音乐、美术、戏剧以至优雅的生活。

深夜的机场有一种轻轻柔柔的背景音乐，这在我前三十年的经历中是从未遇到过的，带点异国情调，给刚刚离乡一日的我带来一丝淡淡的乡愁。

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1987：出版《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的一本译著，是我在美国读书时本科生的社会学方法教科书。我翻译的这本书出版时被收入当时很有名的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当时的图书出版业正盛行各种各样的丛书，大多都是西方各个主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著作。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在美国学习时喜欢的课程。在我对社会学研究这条路跃跃欲试时，方法就是我的脚，没有脚路就没法走。虽然我的程度只有中学数学，但是社会统计学的运用不是不可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小波是正经学过大学数学的人，他告诉我，他佩服的一位数学老师说过，十个学数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统计学，而十个学统计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懂统计学，可见统计学之难。对于我这个中学程度的统计学学生来说，要想真正学懂统计学，当得李白的一句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学会使用那些统计软件，并且学会如何解释统计软件做出的结果。

对于我的译笔，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记得某次开会碰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大学老师，他对我说，这本书译得真好。我听了倒并没有特别沾沾自喜，因为当时译书的人好多根本不会英文，中文也一塌糊涂，所以别人说我译得好，很可能就是指：一，我确实看懂原文了；二，我的中文通顺。比起那些根本没有看懂原文和中文病句连篇的译文，也许我这样的就算好的了。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远远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成就感。

1988年：回国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我们的家庭从1980年结婚时起就一直是“两人世界”（我们是自愿不育者），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开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拔根”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质量要求都不太高。如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娱乐方面差别较大。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中每晚可以看两部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的**少些，可以多做些事，也未尝不是好事。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如果一个人要花精力在生计上，那就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自由人。在中国，我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会高于在美国，而最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搞社会学研究，对于小波来说就是写小说。除了这两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难免会为我们带来异化的感觉。

回国后到小波去世，有九年时间，我们俩从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在这段时间，除了我们俩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之外，我陆续出版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七八本专著和译著；小波则经历了他短暂的生命中最丰盛的创作期，他不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成为唯一一位两次获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而且写出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生前创作的唯一一个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戛纳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回国后最好的感觉当然还是回家的感觉。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美国人当老大当惯了，对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难免缺乏兴趣，我在社会学系当助教的时候，有的美国大学生竟然能够问出中国大陆面积大还是台湾面积大这样无知的问题。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是无论是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尤其是小波那些年间在报纸杂志上写的文章，有人看了击节赞赏，有人看了气急败坏，这种反应能给一位作者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小波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为之开过专栏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负责人朱伟先生说，人们还远未认识到小波作品的文化意义。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小波去世后，他开过专栏的《南方周末》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对不能再读到他的文章扼腕叹息。甚至有读者为最后看他一眼，从广州专程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有这么多朋友和知音真正喜欢他的作品，我想小波的在天之灵应当是快乐的。

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所

我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回国。因为当时北京大学要设博士后流动站，而找到当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人的概率并不是太高，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我。当时，由于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由他出面，北京大学才能够成立当时国内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而我有幸成为它的第一个博士后。虽说我的导师就是费孝通本人，但是，由于他牌子太大，工作太忙，我并不能像一般的学生那样经常接触到他，只是他到所里见研究生时，才得以顺便一见。

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

有一次，费老到所里约见研究生时讲到，社会学要“出故事”。我当时正越来越偏向于定性研究，所以听得特别受用。记得他说，人生和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们在这舞台上上演悲欢离合、死死生生的话剧，我们社会学就是要讲人们的故事，要出故事。我理解费老的意思是说，社会学不应当只出统计数字，只搞大规模的定量调查，还要关注活生生的人间戏剧，要搞定性研究，这样才能出故事。

第二件事是费老当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帕克的女儿丽莎来中国，费老让我帮他一个忙：把他的学生沈关宝的一篇博士论文翻译给她听。我还记得那篇博士论文中有一个细节，讲到“大跃进”的时候，农民为了积肥，要把“牵脚泥”——就是农村住房堂屋地下的泥——收集起来做肥料用。还有一个惊人的情节，就是当时人们积肥，怕人的粪便太生会伤庄稼，沤肥时间又来不及，就让各家各户用大锅把屎煮熟再上到地里。这个情节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所以我翻译时，丽莎露出一副狐疑的表情，反复问了好几遍，担心是我翻译错了。我当时笑得几乎岔了气，回家把这个情节告诉小波，他也大笑不止，后来这个细节被他写进了小说《似水流年》，其中指名道姓，引经据典，原来出处就在这里。

我在北大做博士后两年间，报了婚姻家庭方面的十个小课题，包括青春期恋爱、婚前性行为规范、择偶标准、婚外恋、离婚、独身、自愿不育、同性恋等。

婚前性行为规范的调查是使用一个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做的。当时的抽样方法想起来真是有趣极了。我当时开了一封单位的介绍信，就直接到位于正义路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去了，提出用他们的北京市居民户籍卡抽样的要求。他们接待了我，我猜想这样的要求在他们来说肯定是第一次，也许至今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全北京所有十六岁以上公民每人一张的户口口卡上直接按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的。记得当时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科长负责，他正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对抽样方法有些了解。我心里暗暗庆幸。他还带我去看了口卡的陈列厅，那是一个硕大的大厅，里面摆满了一排排的口卡柜，我随便打开一个抽屉，发现光是叫“王红”的就占了有大半个抽屉，得有几百位吧。当时心里暗想，给孩子起名字可千万不能起这样的名字了。用这个随机抽样样本，我做了婚前性行为规范、夫妻关系、家庭暴力的调查。在做婚外恋的调查时，除了采用了这个随机抽样的样本，还辅以少量的深入访谈，用了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

这些调查最后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人的**与婚姻》，还特意请导师费老题写了书名。可惜由于这本书进入套书，有统一的封面设计，竟没有用上。这本论文集于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2003年由台湾专出教科书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以《**与婚姻》的书名重印，估计是做大学的教辅书出版的。因为书里所收文章全部按照美国社会科学论文的标准做法，由前言、文献综述、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及解释等几个部分组成，一丝不苟。虽然看上去像标准的学期论文，不像研究著作，但是在当时我国一般社会学研究论文尚缺少写作规范的情况下，可以算是规范化的一点尝试。后来，有一位东南亚某大学的教授来访，看到了这本书后对我说：你这本书跟中国其他的学术书写法不一样，我猜她指的是别人还是我国社会科学论文的传统写法，而我这个写法一看就是从国外社会学那里直接学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