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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做同性恋研究，线索的获得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他们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较小，也因为他们不愿意暴露身份。而我是比较幸运的。在我的单身研究中，竟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由于单身人在人群中也是少数，所以用随机抽样样本很难找到他们。于是，我在《北京晚报》上登了广告，征集参加研究的志愿者。在我的单身调查对象当中，有一位三十岁上下的男士，在我问到他保持单身的原因时，他一一否认了众多普通的原因。后来他说，你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看上去也不像坏人，我就告诉你我独身的真正原因吧——我是一个同性恋。就这样，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同性恋个案。后来，他介绍了朋友，朋友的朋友，就这样越滚越大，最后达到一百二十人的规模。社会学中有一种调查方法，叫作“滚雪球”的方法，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的同性恋研究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上看是无可挑剔的。

这项研究成果的出版本来是北京出版社约稿的，但是成书之后，他们又说这个问题太过敏感，不敢出版了。于是我们找到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了第一版，书名为《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次年，才又在外地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本土的版本。在书出版后，我接到大量的电话和信件，有许多同性恋者约谈，于是在1998年又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补本，篇幅增加了一倍，书名改为《同性恋亚文化》

称同性恋者为“他们”本来并无贬义，尤其说“他们的世界”，从中文的字意和韵味听上去还挺有诗意的。无独有偶，某年一位女摄影家拍摄了一批同性恋者的形象，准备结集出版，她给她的摄影集也起名为“他们的世界”。我想，中文读者大多会从“看，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去理解“他们的世界”，读中文的同性恋者们也不会从这个提法联想到受排斥或者不被尊重的感觉。

然而，有一位西方的同性恋者对“他们的世界”这一提法却颇有微词，他认为，这是把同性恋者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称呼，好像异性恋者才是“我们”，而同性恋者是“他们”（theother）。在这里，他所理解的“他们”是“他者”和“另类”，不是简单的“他们”。从中文的文义看，前者有贬低的意味，而后者却没有；前者有等级之分（“我们”属于高的等级，“另类”属于低的等级），后者却是平等的（我们和他们没有高低之分）。他的反应一方面源于西方人对中文的隔膜，另一方面也来自西方同性恋运动为同性恋者赋权之后所带来的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以及伴随而来的对于歧视的过度敏感和警觉。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这一年我回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只是不再是马列所而是社会学所。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是，我不喜欢教书，觉得教书总是要把一套话反复说很多遍，而重复是最不符合我的天性的，我受不了这样的枯燥事情。此外，还有一个考虑：从学术气氛的宽松和当时具体的人际关系上看，北大是大环境好，小环境不好；社科院是大环境不好，小环境好。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从那一年一直做到退休，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我生命中研究和出版的活跃期。

1993年：《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该书以我国南方与北方各一个村庄中所搜集到的资料以及城市中自愿不育者的调查为依据，比较了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在生育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并探讨了这种差异的理论意义。

记得一次与香港理工大学的阮新邦教授聊天，他说在我写的书里这本最好，其他就不敢恭维了。当时弄得我面红耳赤。虽然我自以为对同性恋的研究、对女性的感情与性的研究在价值上和原创性上一点也不弱于这项研究，但是从研究和写作所下的功夫看，这本书也许真是略胜一筹。

这本书先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次。在这本书中，有一个特殊之处：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第一读者王小波有时看着看着感到技痒，就说：“来，我给你写一段。”我觉得是当时他发表文章的机会还比较少，对文字的狂热喜爱又使他按捺不住，所以就有了现在这本书中偶尔会看到他的文字的情况。有明眼人对我说：“这里面有些段落怎么像出自王小波之手啊。”他们还真说对了。王小波的文字太有特色，即使他只写了一小段，人们也能从十几万字当中把它摘出来。

有一次我问小波对我的文字的看法，他评价还不低，但是他说，你的文字扔在地上还跳不起来。我想这是个中肯的评价。我的文字的特点用冯唐的话来说是“清通简要”，没有废话，没有多余的字。但是缺乏仅仅属于我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文字用来写论文还差强人意，后来写起小说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人们都说我的小说写的有论文味，问题就出在这里。可是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文字风格是从灵魂中带来的，是无论怎么修炼也修炼不出来的。就像人的长相一样，无论后天怎么加工，并不能改变原来的模样。

1994年：《性社会学》

这是一本译著。它的原名是《人类性行为》，作者是约翰·盖格农，是一位著名的性学家，以创立“性脚本理论”闻名于世。当年我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时，他的这本书是本科生性社会学课程的教科书。

我之所以翻译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趁机熟悉一下性社会学的内容，另一个是想在我当时服务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性社会学课程做课本。结果书翻译出来了，课却没有开成。当时据说系里把这门课报到学校，可是并没有批准。由此可见性社会学在当时的中国的困难和边缘处境。在西方，性社会学早已是显学，可是在中国，它还是难登大雅。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北京大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氛围在涉性研究领域中的保守和压抑。

1996年：《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1990年代初，我搞了一个小规模的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的调查，样本容量为四十七人，方法是深入访谈，即用一个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与调查对象当面深谈。考虑到调查涉及个人情感和性的隐私，面对面的深入访谈绝对有必要，也是按照费老关于社会学调查要出故事的思路。定量的问卷调查可以得到总体的概况，但是要想了解详细情况就非用定性方法不可了。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在翻阅西方性研究史的时候，看到19世纪末在西方有位性学先驱，一位女性学者，也做了一个小样本的女性性行为调查，样本量恰巧也是四十七人。我看到之后暗暗心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项调查的结果就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的性与爱》。当时卖得并不好。大概因为香港的社会氛围与大陆有太多不同，性的禁忌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这就解释了在1998年，同一本书在大陆以《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为题出版时引起大热的原因。这本书的发行量有十万册以上，这在学术书中绝对是一个例外。原因有二：一是性在我们的社会中过于受压抑，有一本书能如此谈论性的问题，阅读它对于人们的压抑是一个宣泄，对于长期压抑而造成的无知状态，这本书是一个对诸多问题的答疑。二是该书的做法恰好采用了社会学中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的方法。如果是同样的题目，用定量研究就不一定会有如此众多的读者。数字会使人感到枯燥，会吓退许多人，而定性研究不同，它有大量调查对象的口述资料。虽然我很小心地做了处理，将每个人的叙述打散，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小标题之下，使人不能从某一段叙述中认出某一个人。但是，真实叙述本身就有它的魅力，加上在许多问题上被调查对象有不同观点，不同做法，道德标准冲突，就使得这本书相当好看。即使如此，它的畅销对我来说还是相当意外的。

这本书后来又由不同出版社再版过多次，还由我的韩国学生李英梨翻译成韩文出版。

1997年：《女性权力的崛起》

《女性权力的崛起》是一本资料集锦性质的书。我把当时我所能找到的女性研究方面的各种资料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做了一个综述。书的这种写法在我来说是不常见的——我比较喜欢就一个专题做经验研究。这本书可以作为女性研究的入门书，省却了读者自己去广泛阅读和查找与妇女问题有关的研究资料的麻烦。对于广大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也是了解与妇女有关的各种经验研究数据和理论论争的一个捷径。

1997年4月11日：小波辞世

当时我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忽一日接到好友林春电话，说小波出事了。虽然当时没有人告诉我出的什么事，就说病了，但是我有了很不好的预感。从接电话开始，一直到登机回国，我的心跳一直很快，心里发虚，全身像要虚脱一样。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沈原说了一句话：“小波是个诗人，走得也像诗人。”这下我就全明白了。我现在不愿回想，那些日子我是怎样熬过来的。我的生活因为没有了他，已经彻底改变了。

虽然小波出人意料地、过早地离开了我，但是回忆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到永别的二十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曾经拥有幸福，拥有爱，拥有成功，拥有快乐的生活。

记得那一年暑假，我们从匹兹堡出发，经中南部的70号公路驾车横穿美国，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十天时间才到达西海岸，粗犷壮丽的大峡谷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然后我们又从北部的90号公路返回东部，在黄石公园、“老忠实”喷泉前流连忘返。一路上，我们或者住汽车旅馆，或者在营地扎帐篷，饱览了美国绚丽的自然风光和大城小镇的生活，感到心旷神怡。

记得那年我们自费去欧洲游览，把伦敦的大本钟、巴黎铁塔和卢浮宫、罗马竞技场、比萨斜塔、佛罗伦萨的街头雕塑、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尼斯的**海滩、蒙地卡罗的赌场、威尼斯的水乡风光一一摄入镜头。虽然在意大利碰到小偷，损失惨重，但也没有降低我们的兴致。在桑塔露琪亚，我们专门租船下海，就是为了亲身体验一下那首著名民歌的情调。

记得我们回国后共同游览过的雁**山、泰山、北戴河，还有我们常常去散步和作倾心之谈的颐和园、玲珑园、紫竹院、玉渊潭……樱花盛开的时节，花丛中有我们相依相恋的身影。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充实，共处二十年，竟从未有过沉闷厌倦的感觉。平常懒得做饭时，就去下小饭馆；到了节假日，同亲朋好友欢聚畅谈，其乐也融融。

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活着是多么好啊。而小波竟然能够忍心离去，实在令人痛惜。我想，唯一可以告慰他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过这一切。

1998年：《虐恋亚文化》

“虐恋”是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半年（原定一年，因小波去世而中断研究提前回国）期间搜集资料的一个主要题目。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不否认，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我非常享受。如果我不喜欢这种特别有趣的性活动及其所表达的观点和审美，我也不会选择这个题目。我常常感到，所谓性感，所有人类的性感觉，在虐恋中都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它是一般人们的性感觉的夸张的表达，是性感的极致。神经稍微脆弱一点的人会受不了它，精神不够纯粹的人也领略不到其中的妙处。

如今，虐恋在中国已经越来越为人所知。在遍布全国的情趣商店中，虐恋用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虽然其中有虐恋需要的“行头”比其他形式的性活动要多这一原因，但从虐恋工具的畅销，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对它的钟爱。不同的社会学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人口中有5%~30%的人有过虐恋实践；有10%~49%的人有过虐恋想象。由此可见，即使虐恋的确是少数人的爱好，那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少数。

后来，我写了一本虐恋小说，是短篇小说集。我的小说带有论文味道，因为我在文学上除了欣赏和酷爱之外，没有什么抱负。我宁愿把这本小说集当作我的虐恋研究的小说形式的图解来看，说得更直白一些，我想通过小说让大家知道虐恋是怎么一回事，喜欢虐恋游戏的是怎样一群人。当然，如果人们能从我的虐恋小说中看到一点点美，得到社会学研究知识之外的审美快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1999年：《婚姻法修改论争》

这一年我主编了《婚姻法修改论争》一书。这书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它对我国修改婚姻法的过程有一定的影响，也是这一过程中各种观点激烈争辩的一个记录。婚姻法与其他小法不同的是，它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有关。所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想发言、出声，各种观点的论争十分尖锐、刺激。我在其中也写了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