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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腊 遐想与批判（第2页）

柏拉图把这种通过对话来进行决策的方式——辩证法——视作神的赐予，是“某个普罗米修斯”与火种一起带来的恩赐。苏格拉底的对话是所有启蒙中最强大的武器，它致力于追寻真理与智慧，兼备道德与尖锐。其中飞扬着颠覆的元素，跳跃着讽刺的火花，混杂着尖酸的讽刺。许多事情亟待讨论解决。一位作者究竟认同哪位对话参与者，选择怎样的立场，常常难以决断。充满讽刺意味的暗示显示出藏于对话中的革命性潜力。而缺乏幽默感，鲜少运用反讽，却又依然具备深度，则标志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后期时这一体裁的基督教变体的特征，奥古斯丁（Augustinus）就是其中的代表。

对所有习俗与传统来说，苏格拉底的对话是一项危险的技术。布鲁诺的《论无限宇宙与世界》和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都表明，对话的本质在于当观点与反驳狭路相逢，各自经过旁征博引之后，最终无懈可击者胜出。怀疑不屈不挠地贯穿始终，理性则是认知的原则与法官。时至今日，科学话语依然贯彻着这样的原则。提问与追问可以最终使人们看清一个事实：总存在未知与难题，且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找到答案，这期间理所当然就存在着哲学与宗教神学、宗教与科学的分野。苏格拉底常挂嘴边的金句“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就是在提出要求去批判性地检验那些人们认为知晓的一切。他凭此站在了一种“西方特质”——批判文化——的源头。

“怀疑”（这个概念源自希腊语“skeptesthai”，意为“调查”“检验”）这个传统的重新发现，是现代哲学的起点。皮浪（Pyrrhon，约前365—前275）开创了这一传统，否定了价值判断的可能性，认为它们仅仅出于人类的协商，而缺乏外界存在的证据。阿尔克西拉乌斯（Arkesilaos，约前315—前240）不得不认为，人们至少有可能判断什么事物是可信或可能的，道德标准依然是符合理性的。和皮浪一样，他建议放弃判断，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心灵的平静”（ataraxia），即使怀疑论者依然会不屈不挠地不断发问。

从喜剧发明者希腊人那里，人们不仅学会了用皱眉表示怀疑，还知道了讽刺、嘲笑与幽默，以及他们悲观的兄弟——挖苦。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50—前444）的喜剧就曾让人们从战争时期的暴行和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分散了注意力。希腊人交谈过程中出现的无数逸事，是帮助传承与人相关之事的记忆的关键。这样的体裁或许并非希腊人的发明。然而不少故事要么具备一点真实性，要么就纯属捏造，抑或完全错误，就像那些流传下来的关于西塞罗、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ios）等诸如此类人物的故事，它们表现为内容丰富又闪耀的对话。

人们讽刺，人们大笑。当色诺芬尼断言他从被鞭打的狗的哀嚎中听到了一位朋友的声音时，便戏谑地谈及了那神秘而深刻的如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移学说的事物。即使是庄严的《荷马史诗》也难逃被戏说的下场。苏格拉底是最伟大的讽刺家：他装作无知，而将对话对象捧为智者，以此反将其置于一种完全愚昧无知的地位。讽刺在这里是哲学的方法，但大多显现为一种修辞策略，这在后来伽利略关于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屡见不鲜。不仅如此，庄严的悲剧人物也成了讥讽的对象。甚至连苏格拉底也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成为反讽的牺牲品。哲学家们之间也极尽讥讽之能事。蓬杜斯的赫拉克利德斯（HerakleidesPontikos），因其装腔作势和“浮夸”的着装，而被人们称作“蓬皮科斯”（hoPompikos）。德谟克利特被伊壁鸠鲁称作“莱罗克里托斯”（Lerokritos），意为“泡沫法官”。不必诧异，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灵魂》这本有关心灵的书中，首先提出了“有能力发笑的人”理论。柏拉图的《美涅克塞努篇》最后尖酸地嘲讽了“为祖国而死是甜的”这一类爱国主义口号。

色诺芬尼、卡涅阿德斯（Karneades，约前214—前129）或者卢克莱修如果生活在错误的时代和地点，比如巴格达、日内瓦或者罗马，都将沦为失败者。对于被各种逸事围绕的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vonSinope，约前412—前324）来说，与其在基督教的西方过着一种不自在的生活，还不如选择在陶桶里过着简单而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是古希腊哲学中犬儒学派分支最有名的思想者，他那装饰在位于科林斯的墓碑上的大理石狗（kyon），大有影射他曾经狂吠不止地攻击他人、而今已安躺于此之意。他的著述已无迹可循，他也如苏格拉底一样，给出了一个范例，示范如何让哲学“活”起来。他的追随者也如同他们的大师一样，用玩笑的方式去质询社会规范，谴责奢靡生活，批评权力。从更为严肃的意义上来讲，他们类似中世纪后期的托钵僧和传道士，于自身所在的社会——正在沦落的城邦——高举明镜，创作讽刺画，为的是将人们引向寻找幸福的正途。

千年的思想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话和批判在雅典的学校和研究机构中得到继承，它们的示范作用逾越千年。犬儒学派的创始人是安提西尼（Antisthenes，约前455—前360），他在快犬体育馆（Gymnasies）建造了一所学校来传播他的思想学说。约公元前390年，伊索克拉底（Isokrates）创办了一所修辞学校，主要向政客传授如何在公共生活中发挥影响力。约公元前387—前385年，柏拉图在希腊城郊的卡德摩斯英雄树林里建立了一个机构，它就是之后几千年里各种研究和教育机构的原型——学园。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共同体，可以类比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构想的乌托邦，描绘了异于现实国家政体的对立形象。学园里的氛围必须是开放的、宽容的。柏拉图接受各种不同寻常的意见，例如，他最著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于户外树荫之下或是报告大厅里九座缪斯像之下的批判性演说变得司空见惯。

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学提升为地位最高的学科。虽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学派的数学尚未以认知自然法则为宗旨，但它最终能成为文艺复兴中引领性的学科并非没有原因。数学以它毫无矛盾的真理似乎为人们提供了通向理想世界的可企及的通道。几何学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被称作“对于永恒存在的认知”。相对于那些光彩夺目的理念，物质世界的物体则是其黯淡的反照。在这则经常被引用的隐喻中，现实不过是洞穴里墙上的影子游戏：一群人被捆绑着背对着洞穴入口，他们在朦胧中会认为，墙上的那些若隐若现的影子即为真实。

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对话集《蒂迈欧篇》依然是柏拉图思想最重要的来源。基督教哲学从中汲取了关于神、灵魂，以及宇宙的想象。弗莱辛的主教奥托（Ott，约1112—1158）就盛赞柏拉图宇宙学的光明与智慧，以至人们会相信这个希腊人深得基督教义的精髓。在柏拉图那里，世界是由一个既有的原初物质通过同样永恒的神性造物主的作用而产生的。柏拉图认为，宇宙是一个活物，被一个自主驱动、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消失于何处的灵魂所渗透。它调节精神与感官、存在与生成，并推动着星体乃至神灵进行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它将宇宙塑造为一个依据几何原理组成、可借助几何学理解的整体。柏拉图赋予它十二个面的形态，即十二面体。这一猜想在前苏格拉底哲学里就已被论及，并成为开普勒的一本早期著述的基础。

根据柏拉图的观点，人类个体的灵魂本质上等同于世界的灵魂，并且同样拥有不死的特征，它使得终将死去的躯体鲜活起来，赋予该生命体理智、意志和欲望等诸多个性。因此，除了感官与精神外，它还具有一个自己的“第三种”存在方式。当个体灵魂与世界灵魂融为一体时，前者将承载围绕纯粹的真理、完全的善与美理念的神秘知识，并在新的身体里重生，这使它可以不断返回其原初状态，并得以在这些生命中保存自身和统一。这是一个非常诗意的理念，柏拉图大概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获得的启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佛教和印度教都还保有这样的观念。彼得·阿贝拉尔（PetrusAbaelard，约1079—1142）认为可以在圣灵中重新找到灵魂。柏拉图可能是第一个为它构想出一个独立存在的思想家，他明白如何用理性去控制感情。

柏拉图关于灵魂轮回的理念无法与基督教的观念相契合。与之相反，柏拉图的上帝是可想象的，现身为最高的理念和绝对的善，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原则，即其不具备人类的面貌。一些作者将它——或至少是圣灵——与世界灵魂相等同，并以此将上帝塑造为一个强大的造物大师。异教徒的哲学家们则将上帝视作他们的神身边的“跟班”。如此一来，这位伟大的造物者便不用对于自己所造之物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瑕疵而负责。柏拉图学说最重要的继承者普罗提诺（Plotin，205—约270），将上帝抽象为一个无形的“一”（einen）。那些偏爱“神学家”柏拉图学说的著述仍饱受争议。奥古斯丁以及几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都选择站到了普罗提诺的队伍。对于民众来说，这个被普罗提诺称为“太一”（tohen）的上帝是不够格的。上帝绝不等同于好色之徒宙斯及他那些顽劣的同僚之流。

超验主义者的学说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是找不到依据的。“实证研究”和“经验”是基于感知与观察的方法论关键词。他没有在封闭的洞穴里，而是在现实之中看见了人，因此获得了认知宇宙之美的能力。亚里士多德的巨著几乎涵盖万物：逻辑、伦理、修辞学和诗学、形而上学、自然、动物和矿物、生理学、面相学、心理学、感知与记忆，甚至是梦境。与柏拉图不同，他不让别人言说，而是他自己说。

约1510年，拉斐尔在梵蒂冈的署名室创作了《雅典学院》（插图3），描绘了这些遥远过去中的思想家——我们刚好要让他们登场——以及他们与正在开启的现代思想之间的关联。这幅壁画主要取材于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柏拉图捧着《蒂迈欧篇》位列左侧，亚里士多德占据中位，一只手指向天空，即理念的王国，另一只手则指点着任其感知和经验的人间。他们旁边是苏格拉底，此外还有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们。拉斐尔绘制这幅群像时所散发的精神光辉亦如两千年前一样熠熠闪光。

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的花园

亚历山大大帝推翻波斯帝国彻底改变了希腊世界。许多城邦被保留了下来，市民阶层自治的形式也被保留了下来，它们还在显示着自己的忠心。但这一点只有那些还保有市民权利的少数“人民”（demos）才可以感受到。同时，随着城邦形式的转变和权力政治意义的消亡，找寻适宜城邦发展的法律这个问题显得无足轻重了。宇宙学、地理学、医学及其他的自然科学得以维系，其中首先得以讨论的是伦理问题。新的机构应运而生。伊壁鸠鲁的学说诞生于伊壁鸠鲁花园（Kepos）中，这是一座立于雅典大门前的朴素的农家花园。伊壁鸠鲁与其信徒相聚于此，时而严肃时而轻松活泼地谈论“符号哲学”，信徒中还有女性甚至奴隶。

芝诺认为凡人的肉身，相对于类似永恒之火、具备部分神性的精神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样的态度最终将引向自杀。斯多葛派的安提帕特（Antipatro）将自杀视为从苦难人生中解脱的出路。在如此极端的观点上，它与天主教的类似之处消失了。斯多葛派的世界虽然是由一种具有预见性的神圣“旨意”（pronoia）所安排的，但就像亚里士多德所教导的：它不是被创造的，而是永恒的。克里安西斯（Kleanthes，前331—前232）的《宙斯颂》，听起来就像人们用“上帝”取代“宙斯”之后写成的赞美诗。它是这样开篇的：

向你致敬，不朽诸神中最荣耀者，名号众多且永远全能的

宙斯！你是自然的本源，你根据法则指引万物，

所有凡人向你致敬：

我们从你那里取得仿造凡身事物之能力，

以独一无二神性的形象居住行走于大地之上。

宙斯是世界的理性，是“逻各斯”及“造物的火焰”，万物源于此，尽于此。历史的终结将是一场清除一切的世界大火，是斯多葛派式的末日审判法庭。并非一切都会因此终结，正如其他宇宙学说（例如道家）中为人所熟知的观点，历史大多会重新开始一场想象。生死、声名、欲望或痛苦、财富、穷困，这一切对于斯多葛派来说都无关紧要。至关重要的是洞察力、自制力、正义、责任感、顺应宇宙的力量、命运和必然性。苦难不是罪孽，而是磨炼道德的机会。对于伊壁鸠鲁信徒来说，斯多葛派的生命哲学就是去维护世界，而非塑造和改变世界。在生命进程中履行义务，就是要与自己达成合一。冷静与坚定是哲学家最为突出的品格，也是其生命目标所在：“无所畏惧，无欲无求。”（nihiltimere，nihilcupere。）在马可·奥勒留这位头戴皇冠的斯多葛派信徒看来，这听上去就像是17世纪依然尚存的天主教观念——生活不再是短暂的梦境或者戏剧，人们须在其中倾力演绎神分配给自己的角色。克律西波斯（Chrysipp，约前279—前206）所宣扬的众人平等的观念，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符合常规的理性——它指导理性者明辨对错——也融入基督教思想中诸如天赋人权的概念里。

斯多葛派的巨大影响力跨越了千年——它对于伊斯兰教的神学与哲学也产生影响——不仅仅在于它的学说给予了宇宙以秩序，并教导人们如何过好这一生。不同于藐视政治家的伊壁鸠鲁，斯多葛派更多是给予国家公民以建议。依据斯多葛派的观点，人们要践行正义与善，在与他人相处中履行自己的义务，便能创造自由。这也是为何斯多葛派不仅仅存在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后期，以及之后的腓特烈大帝和康德都采纳了它的观点。

生活应当顺应自然的理性是斯多葛派伦理的基本原则，因而这样的理性也可以给予法律以依据。该学说由古罗马的法学家所构建，对现代法制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反过来，斯多葛派所追求的灵魂安定的态度，却并没有得到热情教徒的掌声，这在路德将斯多葛派称为“木棍圣人”（sto）的贬低评述中就可见一斑：神没有创造人类，它不过是石头或木头而已。

亚历山大港

根据希罗多德传下来的神话，身披金色和红色羽毛的凤凰只在它的父亲死后才会现身。如今雅典在政治领导角色方面稳占鳌头，它于是继续向前飞去：首先飞向亚历山大港，然后去往罗马。在接下来几个世纪的所有变革中，这场伟大的对话得以延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希腊涉猎了广泛的思想主题，且在方法上威力巨大。若没有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去盖过理性的古希腊哲学的力量，那它将所向披靡：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曾拥有这样的力量，正统的基督教也是。拉丁欧洲则相反，虽然它也曾在世界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都屈服于古希腊的精神。

凤凰首先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找到了新的居留之所。在亚历山大大帝继任者、有“救世主”之称的托勒密一世（PtolemaiosⅠ，前305—约前283年在位）的领导下，这座因其灯塔闻名的城市，成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科学地标。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和塞拉比斯（Serapis）神庙保存了总量超过50万的卷帙，这些书目的目录由昔兰尼的卡利马科斯（KallimaKryene）在公元前3世纪编订，其规模据说五倍于《伊利亚特》，甚至连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与之相匹敌的科学书籍藏量。

这里还充当着数学思想、机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的代号——显然这是重新回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解释，也与伊壁鸠鲁在他的花园中所做的研究相吻合。若说雅典的人们已经思索关于“第一原理”的猜想并建立起各种系统，通过各种实证发现来支撑这些系统，那么尼罗河畔的人们则是从个别现象出发，从中发展出数学模型。与他们的内心认同相比，与现实的一致性是次要的。“亚历山大港”的博物馆并不想解释什么，而是想要用数据和几何来描绘和证明。

缪斯庵是一个君主制体制下“民主的”学院的替代选项。它的组织建构反映出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和继位争夺战所带来的政治态势转变。竞争有利于革新的发展。人们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据说，托勒密（可能是缪斯庵的建立者）下令将那些到达亚历山大港的书籍卷轴——比如作为来自雅典的借贷的书籍——统统没收，印上“舶来品”，然后转送至图书馆。它们的所有者也总是只能得到复刻版作为补偿。托勒密二世颁布了一道禁令，禁止莎草纸制品出口至帕加马，以此来限制那里声名远扬的图书馆继续发展，它甚至有可能盖过亚历山大港的光彩。阿塔罗斯王朝的名字得以流传要感谢当地找到的用羊皮制成的绘制工具：羊皮纸。

对于科学与文学来说，亚历山大港意义非凡。迦克墩的医生希罗菲卢斯（Herophilos，约前330—前255）与他的年轻同事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atros）是解剖学的开创者，最初他们正是由亚历山大港的医学院所培养。欧几里得先是在雅典完成了培训，然后前往亚历山大港，在那里跻身光学之父。由他所建立的几何学一直主导这一领域直到约1830年。传奇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机械大师阿基米德也在亚历山大港工作过一段时间。佩尔格的圆锥体大师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os）和昔兰尼的地理学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一样，都有亚历山大港的文化背景。那些来自亚历山大港的男性所做出的发明创造总能引起轰动。克特西比乌斯（Ktesibios）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他发明出了由水驱动的精确的时钟和抽水泵。从他手工制作的这些自动化机器来看，他似乎距离蒸汽机只有咫尺之遥了。事实上在300年后，亚历山大的海隆（HeronVonAlexandria）[8]才真的将热能作为驱动力并将其投入使用。

亚历山大港的晚期和一对伟大的名字紧密相连。帕加马的医生盖伦（Galen，约129—216）的医学著述在1490—1498年出现了至少660个版本，他在罗马开展事业之前也在亚历山大港待过。克劳狄乌斯·托勒密——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介绍过他——撰写了天体-天文学的经典作品《占星四书》和《天文学大成》。在他的宇宙观中，地球被视为宇宙的固定中心，这一观点直到近代都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6世纪，他和斯特拉波（Strabon，约前64—后23）的地理学仍是关于地球上民族与国家的所有知识的基础。但亚历山大港的博物馆成为明日黄花，莎草纸的文稿藏量随着时间也日益衰减——显然在公元后第一个世纪里，还缺少卓有成效的方法实现复本的长时间保存。至于是否火灾或者掠夺也应对此负责，还不为我们所知。

希腊人自己也开始尝试去解释自己所目睹的这些文化繁盛的源头与缘由。和长期以来同样成功的中国人一样，希腊人创造神灵与英雄，是为了将其文化得以欣欣向荣的原因具象化。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赠予了人类技术，波塞冬送来马匹，赫尔墨斯授以天文学，得墨忒耳馈赠粮食。最著名的文化英雄是代达罗斯和已经提及的帕拉墨得斯，他们两位发明了雕刻、陶工旋盘和其他有用器具，甚至被视作飞行技艺的发明者。而普罗米修斯是其中最为伟大的一个。希腊人同时认识到进步也是基于思考与人类劳动。色诺芬尼曾写道：“神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向人类敞开一切……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寻觅中找到了更好的答案。”

没有普罗米修斯当然是不行的，人们无法“解释”清楚柏拉图或者修昔底德。然而，人们对古希腊的奇迹并非完全没有头绪。从古希腊的情况看出——它并非世界史上的唯一案例——那些政治上分散的小地区和开放的社会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激进的思想家自然大有机会在某处寻得避难所。古希腊文化**得以形成的另外一个前提条件是，在希腊世界的城邦中，手工业者、贸易者和知识分子组建了一个在政治上有足够影响力的阶层，是我们称作“市民阶层”的前身：他们是在文化、创新、经济上都有保障的一群人。他们创作、建造、表达；演说激起反驳，于是越来越多的讨论者在竞技场上登场。古希腊时期，至少有1100位知名的作者，而悲剧与喜剧作品的数量至少也数以千计。

庆祝进步的传统也源自古希腊，而这在佛教和其他的远东文化中似乎都是没有的。罗马人在此期间也学会了这一点。塞涅卡（Seneca）曾大胆预言：“总有一天，今日所埋藏的自然奥秘会被解开，那时的人们会惊讶于我们的愚蠢，今天那些仅仅被有限的民族所了解的知识会普遍传播。”他甚至还预言了在神秘莫测的大西洋的极北之地图勒之外，会有新的大陆被发现。

而另外，正如《亚历山大传奇》（Alexanderromans）中的某个章节所讲述的那样，泛滥的好奇心与发明精神可能被宣判为罪恶。在书中，亚历山大为了能漫游天际，手抓住两个把手，将之拴在一辆马车上，将一块马的肝脏固定到长杆上，并把它置于怪兽嘴前方，以此引诱它飞奔向前。在最高空，一只长着人脸的鸟遇上了这位飞行者，它劝他说：“亚历山大啊，你连地上的东西都不认识，你还要到天上来找东西研究吗？”这席话促使了这位国王折返。在中世纪，这个故事有了更多基督教意义上的解读内涵。是神自己指出了亚历山大勇气的边界所在。代达罗斯和普罗米修斯这样的理想捍卫者并不容易，这条从“神话通向逻各斯”的道路在希腊世界里绝非大道通途，然而在前行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拥有可与之相比拟的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