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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马 世界帝国与神话（第2页）

君士坦丁一世的政策是拜占庭帝国兴起和腾飞的基础。然而，用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Mommsen）的话说，这个古老的都城曾被“打入冷宫”，还在“闷闷不乐，絮絮叨叨，低声谩骂”。它的机会被埋葬在两处墓穴里，据传说它们是基督圣徒彼得和保罗残余骸骨的安葬之处。一位代表了核心权力，即教皇权力的授予和解除，另一位则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布道者，继承了教会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已经被遗忘的城市竟凭借几副来路不明的骸骨，就重新崛起成为基督教的大都市，并开启了新篇章！西罗马帝国在当时已没入历史风云阴影，欧洲“觉醒”却由此开启。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许多西部的统治者不再管辖台伯河地区，而是管辖特里尔、米兰和阿尔勒。公元5世纪时，拉文纳成为重要城市。罗马的主教——教皇——与东罗马皇帝相隔两片海域。距离成为宗教与世界、教堂与国家分离的前提，正如拉丁欧洲——也仅仅在这里——所发生的那样。所以当皇帝迁都至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具有重大世界史意义的决定也随之产生。在争端频发的西方，教皇的教堂赢得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机构的空间——这个过程招致了无数反抗，并最终在历经千年的斗争之后，导致其政权诉求被加以急剧遏制。

希腊的基督

基督教义很早便得到了散落各地的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教教徒的回应，这促进了它的传播。它不仅从犹太人或者讲阿拉姆语（耶稣的母语）的教内人士中找到接受者，还通过希腊语传播，罗马世界因此成了其传播的舞台。这场为那些还未受过割礼的人所开展的运动，挣脱了其犹太“母亲”的束缚。基督教成为一种宗教，而不再是某个分裂出来的教派，如“拿撒勒人的异端”——这是它的敌对者最初对基督教团体的评价。新的宗教一旦在古希腊文化空间内形成，便迅速和古希腊的哲学理念及思考方式关联在一起。古希腊元素——它包含着希腊人对一切事物的难以抑制的兴趣，批判和质疑的传统，以及方法论的思维方式——是中世纪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的对话得以发扬壮大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古罗马的国家对于宗教事务向来宽容，克制是维系帝国的一种纽带。臣民们可自由选择将与他们相关的事情寄托给何种神灵。可供选择的对象众多。约公元4世纪中叶时期，演说家特米斯提奥斯（Themistios）甚至都可算作该时期约300种宗教崇拜的对象之一。若神要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去供奉和尊崇自己，那它会评论到口干舌燥。耶稣的信徒在罗马享有一方不被打扰的净土，直到危机四伏的公元3世纪才稍感压力。但迫害没有让基督教福音失声。传教者敢于成为殉道者，以此来树立榜样，从而加强日益增多的教区之间的凝聚力。

在神灵与神话的竞争中，新的宗教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上风。基督教的教义不断为那些偏信一神论的社会所接受，原因或许是君主制的罗马帝国恰恰成了榜样？根据其教义中对博爱的要求，基督教面向所有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君主还是奴隶、税吏还是娼妓，都被视作神的造物，拥有相同的尊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帝国范围内星罗棋布的教会的成员，这些教会将通过它们的“义工”干事们为处在困境的人提供帮助，这一优势极具吸引力。基督教还借助弥撒营造了一种集体狂热。这有别于只允许“醒悟者”（Wissende）加入的东方神秘主义。因此，基督教成了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宗教。但为了管理圣礼，又需要与世俗生活相分离的神职人员。这为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机构——教皇教堂——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这一新的宗教之所以能够存续，还归功于它在罗马帝国没落之时为人们失去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替代品。它创造了一个普世的宗教帝国，营造了一种基于对神学的崇拜而保持团结统一的感受。

然而，这个新的宗教所提供的东西有一定的迷惑性。按照德国历史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vonHarnack）的说法，它是各种信仰的杂糅。它关于博爱的教义，提出了一种易于理解的伦理，传达了一种论述“充满苦难的生活有何意义”的观念。它宣扬救赎与重生，并为此准备了简易的宗教仪式，可使其始终保持新鲜的纯洁感。基督教的神，不仅仅作为抽象的“一体”、干巴巴的“逻各斯”或者稍纵即逝的“光”出现在信仰者面前。它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由于能够进行直接的对话，它能立即知晓其信徒的怀疑、痛苦与死亡。在基督教创设之初就出现的矛盾与统一之中，存在一种双重身份——神与人的同一性。后者是全新的、前所未闻的。充满异教气息的欧洲古老众神是否能在几百年后抵抗伊斯兰教犹未可知，毕竟万能的真主安拉拥有着上千的称谓，其中包括先知。

这个新的宗教具有很强的适应力。从异教的欧洲到基督教的欧洲，过渡阶段非常平稳。基督教创始人及其母亲的画像显然取代了在君主崇拜时代使用的那些肖像，并肩负起保卫国家的使命。正如耶稣神似太阳神和诸神之父宙斯，许多基督教圣徒与异教的神灵也有众多相似之处。基督教迅速扩充的队伍弥补了奥林匹斯神庙的损失，它的许多仪式也接受了异教的习俗。神秘的三位一体圣像可以理解为对多神教的妥协，但无论如何它都使人们想起古罗马的三大神：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

但通过“异教徒”来使基督教的接受变得容易也会造成问题，因为神的身份会变得模糊不清。因此，纯粹基督教义的捍卫者在“多线战争”中是如此看待自己的：反对旧神；反对犹太“母教”；反对摩尼教徒及他们对于光明与黑暗的区分；或反对诺斯底主义[11]倾向——在这些捍卫者看来，该思想融合了摩尼教的教义，以及犹太教、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理念。而那些被诺斯底主义反对者视为“虚假的所谓认知”的东西，经常是一些非常严肃认真的尝试，试图在丰富的哲学和神学内容中，借助理性来获得关于神的知识，从而获得救赎。

除了拒绝献祭外，没有理由就基督教徒的行为将他们归为现有秩序的反叛者。保罗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中，以跨越千年依然掷地有声的文字向这个国家发出望其归顺的要求：“神之外，再无掌权者。”那以后出现的一个相应状况是，通过圣职和禁欲义务，神职人员与民众相区隔，西方教堂因此崛起为“国家中的国家”，与民众间的距离逐渐扩大。主教、执事和长老，这些从一开始就由上帝选定的联系现世与神界的中介人员，大多都出身于罗马的上层和中上阶层。

对于新信仰的延续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与国家政权合作。若不与国家结盟，任何宗教都会分裂，然后继续痛苦而微不足道地存在。摩尼教失败的原因大抵在此。罗马皇帝伽列里乌斯（Galerius）在公元311年将基督教认定为“许可的宗教”（religiolicita）。基督教的最后一个契机，大概是君士坦丁一世在罗马附近的米尔维安桥边战胜他的对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的时候。这个当时已经有300年历史、教众甚多的宗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与国家融合的地步。

几乎还没来得及脱离非法地位，这个正在成形的宗教内部就爆发了矛盾——这发生在神学研究中心的亚历山大港几乎不是偶然。长老阿利乌（Arius）不承认基督的永恒性，认为它也是被创造或建构的，因此将它降级为半神。同许多日耳曼人分支一样，民众们相信，人是神的后裔或者是可以变为神的，这样的神学观点非常吸引人。但在争辩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仅引用了《圣经》进行论证，更多地还要借助哲学。柏拉图的神学观点与阿利乌相左，他认为神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完美无缺的。

即便是一场神学争论——我们称之为事件——人们也使用了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辩证工具。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在其位于尼西亚的宫殿召开宗教会议，并将阿利乌的观点批判为异端邪说。迫于这位对于神学的细枝末节毫无兴致的君主的压力，主教们的神学观点简化为一个简单表述：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同一实体”（homoousios）[12]。尼西亚的声明源自教会史上第一次大公会议（?kumeniszil），为基督教信仰稳固了根基。君士坦丁一世死后同许多其他异教的前任者一样被神化。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上帝如同阿波罗或者索尔的化身，他也经常试着把自己与这些神等同视之。但实际上，他受洗时归属的是阿利乌教派。

从君士坦丁一世开始的皇位斗争，在继任的瓦伦提里安一世统治期间继续，这使得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以及哥特人得以入侵帝国。波斯人也从东部逼近。在公元4世纪后期，罗马帝国边境的压力骤增。匈人一路从东亚行至西方。一些地区向其称臣，一些地区凭一己之力与之对抗，还有一些地区则向处于动**中的罗马帝国寻求庇护。但最终并非由于匈人，而是一股强有力的冲击，使得这个幻象变成了现实：这股威胁来自大草原，那就是荒地与农田之间永恒的矛盾。人们臆造了一些哥特女巫和邪恶魔鬼的后代，它们涌向这个世界，带来了死亡与衰败。中国也以类似的视角恐惧地看着西方，正如西方的民族看待东方一样。中亚变成了阴森可怕之地。

入侵者以越来越强大的部队越过罗马帝国的边境，融合已不可能，土地锐减。那些试图通过武力击溃敌军的尝试失败了：公元378年，一支罗马军队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el，曾为奥斯曼帝国首都，现为土耳其城市埃迪尔内）那里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惨败。迫于无奈，中央政权与入侵者签署了联盟条约，认可其为同盟，并使得这些君主在帝国的土地上拥有如国王般的统治权。那些现在还能频繁看见的十字架，早已不是作为胜利保证的标志。然而基督教的胜利是不可逆转的。一神论和君主制结为稳固的联盟。狄奥多西（379—395年在位），整个帝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一次宗教会议上修订了一份文稿，其中所表述的基督教信仰到今天依然有效。它为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宣示赋予了圣灵神性的宣示。

公元4世纪后期出现了一封有利于罗马主教的伪造信，在信中，罗马的克雷芒（s）——曾经的罗马教会领导者——宣称彼得将自己确定为其后继者。这是一封喜闻乐见的罗马优先权的书面确认，待到这份特权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自然是还有几百年时间要走。与此并行发生的还有皇帝地位的转变。从神一般的恺撒及未来的神，变为了宇宙万物统治者，即基督教“宇宙主宰者”的臣民，他在教堂后殿的画像神情严肃又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信徒们。

基督教此时已成为国教。对旧神进行祭奠被视作叛国罪。数学家和哲学家希帕提娅（Hypatia，约370—415）是第一位在亚历山大港公开讲授柏拉图学说的女性，结果成为异教的殉道者。乌合之众将她拖进一座名为“西赛隆”（）的教堂然后杀害，据说是受到主教西里尔（Kyrillo）的教唆煽动。当时的雅典依然风平浪静，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柏拉图学园院长普罗克洛斯（Proklos，约410—485）仍然能在公元5世纪发表他对于欧几里得的第一本著作《元素》的书评，书写希腊几何学的历史，以及综述喜帕恰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的天文学系统。

异教徒的复辟虽然偶尔死灰复燃，却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只有在对古代胜利女神的崇拜被镇压时，时任罗马市政官兼元老院长老的异教徒叙马库斯（Symmachus）对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Ⅱ）所说的话稍微起了点作用：“将所有人尊崇的对象视为同一个是非常可笑的，我们仰望同样的星光，分享同一片天空，同一个宇宙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为何每个人用哪种教义去找寻真理会显得那么重要呢？人们不能只用一种方法去找到至高无上的秘密。”这与文艺复兴的伟大主题已经有几分相似了，即深信在宗教的多样性中藏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真理。

叙马库斯遭到了米兰主教、教父圣安波罗修（St。Ambrosius）的反对，后者同时是反对阿利乌教派的纯粹基督教义的捍卫者。当狄奥多西一世主导的一场对塞萨洛尼基市民进行的大屠杀发生后，圣安波罗修毫无畏惧地要求皇帝在公众前忏悔，开创了对于一个世界统治者来说非常危险的先例。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宗教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异教徒”一直在抵抗。和墓地一样被封锁关闭的还有罗马的图书馆，因为已没有访客，或许是出于怕人们误入了异教的寺庙。犹太人虽然被允许举行宗教活动，但会遭到过去拥有同样信仰的同伴的骚扰，他们体会到被排斥的感觉。官方对他们大门紧闭；改信雅威，或者基督教女信徒与犹太教男信徒结婚都被明令禁止；割包皮同割礼一样，都会被处以死刑。对于犹太教徒来说最为危险的是，传统的反犹主义此时借由一个神学体系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这片滋生犹太敌对团体并最终发展为反犹主义的土壤，早在基督教诞生之初就已存在了。

新的分裂也因为复杂的三位一体问题而愈演愈烈。例如，主教君士坦丁堡的聂斯托利（orios，386—约451）认为，玛利亚生的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普通人。基督拥有神-人两种属性。而基督一性论者认为：他们坚持基督“单一”的作为神的属性。公元451年，在迦克墩举行的大公会议将两种观点折中为一种表述：基督既是真神，同时也是真正的人。这标志着拜占庭正教与“古老东方”——亚美尼亚、科普特、埃塞俄比亚或叙利亚——教会之间的决裂。

当神学家们正在为将三位即为一体而日夜操劳时，帝国却在此时分崩离析了。帝国的覆灭为血淋淋的历史提供了素材。它见证的是一场真正的文化断裂，而非仅仅是一次转型。帝国的税收能力与靠它滋养的帝国军队一起消亡。帝国权力随之被削弱。格拉提安（Gratian）和瓦伦提尼安二世早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将自己的儿子提拔为皇帝，然而这不过是几十公斤重的血肉组成的一种继承合法性而已，是无力回天的军事抵押品。那时，谁都知道真正掌权者实际是主教。权力最终握在执政官或者军队指挥官手中。公元410年，当拉文纳还在进行权力争斗之时，哥特人将罗马洗劫一空。八个世纪以来，还没有其他征服者踏上过这片土地。

公元5世纪的上半段，高卢和不列颠地区从帝国中脱离出来，北非的汪达尔和阿兰人自立门户。不久后，许多打着罗马名号的新统治者在帝国横尸遍野的土地上崛起，他们追逐的目标不仅仅是破坏。比如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Alarich）就将一支高卢军队首领的头衔与国王的尊崇相提并论，但他所有的美好愿景最终都随他埋进了位于布森托河地区的神秘墓穴之中。汪达尔的国王盖萨里克（Geiserich，428—477年在位）就幸运很多，他建立了一个以迦太基为中心的强大帝国，凭借强大舰队，挺进了西西里岛、撒丁岛和巴利阿里群岛。

各行省对于发生在拉文纳或者罗马的事知之甚少，对于君士坦丁堡的情况更是只字不提。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弗拉维斯·埃提乌斯（FlaviusA?tius）领导了一支罗马帝国后期最强的军队，他们奋起对抗野蛮的匈人，试图摧毁其对于勃艮第人在今天的沃姆斯地区的统治。他的大部队从公元436年起在萨伏依和博登湖之间的一个区域定居下来，并由此建立了自己的“王国”（regnum）。这些故事在中世纪著名的叙事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也留下了线索。公元451年，埃提乌斯向更为强劲的匈人发起了沙隆战役，但结果并不是“西方国家”战胜“野蛮的亚洲人”，因为埃提乌斯的出征军队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罗马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这不是一个民族团体，而是在西方进行抵抗的追随者——他们并肩作战对抗匈人。随着匈人国王阿提拉（Attila）的去世，匈人也在两年之后从欧洲历史的舞台谢幕，但是侵略的时代还在继续。

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Ⅲ）在公元454年亲手将埃提乌斯杀死，但这是一个错误。作为狄奥多西的后人，他自己也于一年后离世了。随他消散的还有帝国的最后一道风影。新的政权很快建立，盖萨里克抓住这一机遇，进军罗马，并于公元455年再次将它掠夺一空。汪达尔人不落下风，并在世间留下了“摧毁者”的名声。前线的界限早就模糊难辨。早没有帝国的势力在此对抗蛮夷的入侵。相反，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主要是站在“罗马帝国”军团的一方继续战斗。一个接一个的皇帝宣布登基，却没有哪个能够每天都安枕无忧。拯救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在公元468年被压垮——一支规模浩大的舰队在抗击盖萨里克时败下阵来。

罗马帝国因其辽阔的疆域而覆灭，事实证明它过分扩张。有两个数据可以表明这一点：帝国的边界线曾绵延至足足1。6万千米长，为了守护它，当时的戴克里先统领着一支大约有50万人的军队。这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可与之对抗的对手，甚至远超中世纪和近现代帝王们所拥有的资源。但是要想战胜所有的敌人，这又远远不够。其衰亡的机制运行得无比残酷：面对日益增多的对手，它必须不断做出新的让步，每一次让步又意味着一部分权力的丧失，而且是一去不复返。

无可否认，罗马实际上能征善战。它的军事优势建立于其扩张初期所设置的众多城市据点，那里的军事要塞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同时也建立在那些忠诚的民兵之上，然而后者却早早就消失了。皇帝发现他们被迫频繁地招收雇佣兵或者强拉盟友。补助金支出与“持有金”在公元3世纪时就已经与军队的花销相持平。供养军队的花销超出了经济实力，税收让民众不堪重负。官僚主义滋生，腐败问题无法控制。信奉基督教的古罗马帝国早就将传统的约束力抛到九霄云外。帝国各地区间的疏离也不断加剧。

或许崩溃是无法避免的：出现某个更好的继任者并“及时”处决完全无能的君王，比如像霍诺留（Honorius）那样的，或许可以延缓这个过程。同时代撰写了最后一部关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历史著作的作者阿米阿努斯·马尔塞林努斯（AmmianusMarus）深信，在坎尼战役后幸存下来的“永恒的罗马帝国”（Romaaeterna）将存续下去，永不覆灭。即使亲历了那个时代的灾难——大概是想到了阿德里安堡的崩溃——他也依然在著述中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但他终究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