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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阿拉伯的春天拜占庭的暮夏（第2页）

正如阿拔斯宫廷的某位学者所称赞的那样，与“精彩绝伦”的希腊智慧相遇，给阿拉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们从自己钦佩的人物那里接受了“哲学”一词（在阿拉伯语中它变成了“falsafa”）。这个词的意思是新柏拉图式和亚里士多德式方法论的混合体，因此不可能总是与神学形成鲜明的界限。然而，经典著作的权威并没有使阿拉伯读者盲从。人们不只是注意到埃拉托斯特尼对地球周长的计算，还对其进行了复核。他们不仅惊叹于托勒密的天文学，还去验证了他的数据，并在许多细节上得出了更精确的结果。阿卜杜勒-拉赫曼·苏菲（Abdar-Rahmanas-Sufi，903—986）极大地改善了《天文学大成》中的星表，将它译成了拉丁文，为数百年来的西方天文学奠定了基础。阿拉伯数学家讨论的问题直到现代依旧有人关注，活跃于开罗的阿布·伊本·海瑟姆（Abuibnal-Haitham，965—1040）的光学发现直到开普勒时代依然是先进的。拉丁人之所以把他称作“阿尔哈曾”（Alhazen），是因为他做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实验。一位叫阿里·伊本·查拉夫·穆拉迪（AliibnChalafal-Muradi）的发明家设计了一种齿轮水表，而比鲁尼绘制了专门的比重数据表格。在他与伊本·西那（IbnSina，约980—1037）的通信中，他还质疑了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的公理。他认为天体的轨道并不一定是圆形的——正如开普勒在17世纪证明的那样——它可能类似于椭圆形。

伊本·西那生于布哈拉，他的拉丁语名为“阿维森纳”（Avia），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博学学者之一。他印满2万页的《医典》对严格系统的医学知识进行了总结，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本书直到1680年之前都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教科书。除他之外，阿拉伯医生的其他成就也非常突出。在眼科、外科手术、药学领域，都涌现出大量专家。他们用牛骨头制作假牙，知道酒精的消毒作用和鸦片的麻醉作用，并将其应用于手术中。医院通常都配备了图书馆，那里不仅是治疗场所，还是研究和教学场所。

伊本·西那提出了一门独立于启示性宗教的科学。在被他认为是自然哲学的占星术和基于数学的天文学之间，他画出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线。他以法拉比的理论为依据，将真主安拉从一个对其造物说话并具有特别特征的人，转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在他看来，上帝是一种存在，其本质与具体实在是同一的，它自己就是必要性本身。偶然性仅在人类世界中才有其位置。

但是，与拉丁欧洲不同，伊本·西那等人提出的理念既没有发展出完全世俗的科学，也没有发展出完全世俗的哲学，尽管优美的文学受到高度赞美，高雅和都市风格都被认为极具社会价值。极其保守的逊尼派法学院的创始人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AhmadibnHanbal，780—855）认为，即便是凯拉姆学（kalam）[43]这种试图用辩证法来建立信仰的基础并捍卫信仰不受其他教义攻击的思辨哲学，也经常遭到不信任和拒斥。那些反对信仰奇迹、伊斯兰教和所有一般宗教，并坚持自己的人类起源论的怀疑论者，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然而，在公元9世纪，一种被反对者们称为“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a）的理性主义潮流发展起来。与基督教学者相似，穆尔太齐赖派主义者——这些“与世隔绝的人”——强调理性的独立，而没有质疑信仰的真实性。然而，在反对者看来，那些似乎限制了安拉的无所不能的观点都是异端，例如：安拉是完完全全的正义，不能将任何正义之士送入地狱；《古兰经》是真主创造的，因此并非永恒。哈里发马蒙和他的两个继任者曾试图用暴力将穆尔太齐赖主义神学提升成为一种国家主义。一些不遵从者被处以极刑，例如坚持《古兰经》传统教义的伊本·罕百勒遭受了酷刑。尽管如此，马蒙时代的伊斯兰国家依然是希腊学术火炬的真正传承者。哈里发身边的人都认为，在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人的庇护下，对三位神的信仰非常荒谬。他们甚至创造出神话般的阿拉伯人祖先卡赫坦（Qahtan），即爱奥尼亚人的祖先郁南（Yunan）的兄弟，从而直接将希腊人变成了阿拉伯人。这样一来，希腊人那璀璨的科学就获得了阿拉伯血统。

底格里斯河上的翻译之火在千年之交渐渐燃尽，可此时的巴格达依旧是一个书之城。伊本·西那讲述了他与法拉比的《形而上学要义》的首次相遇，让我们得以一窥那里的阅读世界。一天下午，他漫步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书商区，一个叫卖者以自己急需钱为由而对此书进行特价处理；叫卖者一直骚扰着这位学者直到他答应买下……这样的景象在千年之交的任何一座欧洲城市都不曾出现过。在穆斯林的世界中，从安达卢西亚到中亚腹地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图书馆，许多当地的统治者也都大力推进科学发展。据说有一位书迷拒绝担任萨曼王朝的大臣，其理由仅仅是因为他需要400头骆驼才能把他的所有藏书运至布哈拉。该王朝的宫廷也提供了赞助：盲人诗人鲁达基（Rudaki，858859—940941）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宫廷诗人。凭借其诗歌以及对《卡里来和笛木乃》的翻译，他成为“波斯诗歌之父”。

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开罗从巴格达手中接过了科学和文学中心的角色。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任何地方在宗教事务上能如此开放。需注意的是，如此的包容度有其明显的经济原因：铁和木材是所有能源都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只能从北方的贸易商（例如意大利商人）那儿采购。公元979—991年，犹太裔的大维齐尔[44]亚古布·伊本·基利斯（YaqubibnKillis），以文艺复兴时期资助者的姿态主持着法蒂玛王朝的国务。他改信伊斯兰教中的伊斯玛仪派之后，在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al-Azhar-Moschee）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学校”（medrese），这是一所开设神学、法学和医学的大学。当开罗的基督徒庆祝主显节或复活节时，穆斯林也会加入其中，欣赏杂耍和皮影戏的表演。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996—1021年在位）在他的宫殿中建造了一座名为“科学宫”的图书馆，与巴格达的“智慧宫”相呼应。据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藏书量已达成千上万册。其中用以计算确定行星位置的《哈基姆星表》，就旨在怀念这位伟大的科学资助者。

但在哈基姆的统治下，开罗的轻松日子结束了。哈里发给他的人民下达了法令，禁止饮酒，谴责烹饪美食，例如广受欢迎的扇贝。女人的脸必须藏在面纱后面。最终，基督徒和犹太人被迫佩戴带有侮辱性的标志——木制十字架和小铃铛。1009年，哈基姆下令拆除了基督教最重要的圣地之一——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1021年，当他在某天夜里外出未归时——据推测他被谋杀了——伊斯兰教再次被“驱逐”。从他的追随者中发展出的信仰团体德鲁兹派（Drusen），至今仍然在黎巴嫩繁荣活跃。

初次接触

西方修道院图书馆里通常只有几册手抄本，而东方的书籍帝国凭借其有时可达数十万册的藏书远超西方。仅中国的皇宫就拥有近乎如此大规模的知识储备。巴格达在公元9世纪时据说有100多家图书制造商。同时代的伊本·阿拉比（Ibnal-Arabi）以老师和咨询官的身份赞誉书籍：“如果你说它们是死的，那你不必为撒谎而负罪；如果你说它们是活的，那也没说错。”在阿拔斯王朝，一切都比欧洲更庞大、更宏伟、更强大，甚至连思想也变得更加敏锐，肆意翱翔。通过与希腊和印度的对话，穆斯林学者发展出高级的数学知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它已经超越了亚历山大港的学院的演算能力。在伟大的数学家中，阿布·穆萨·花拉子密（AbuMusaal-Chwarizmi）无疑是最伟大的。他的名字就是“算术”的代名词，他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就是来自“代数”一词。在他共计约820本著作中，《印度数字算术》是讨论印度人数字系统最古老的文本，后来阿拉伯人对它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多亏了他，十个数字光荣地成为“阿拉伯”数字。十进制以最初只有九个数字的规模，在黑暗的时代开启了其世界性的伟业。许多文化——中国、埃及和希腊——都知道如何实现十进制。毕竟，十根手指是人类常用的数数道具。但是还需要精巧的换算人来帮助这个系统发挥其全部潜力。在东方，这个角色就由印度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598—665）肩负起来，他是数字“0”的发明者。这一发明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既是代表虚无的符号，同时又隐含着无限！

当阿拉伯的科学行至顶峰之时，拉丁欧洲的古代又身在何处？在这里，传统的潮流变得涓细，虽未完全枯竭。经典作品更多是作为教科书，而不是作为学术论证的激励素材。当女牧师赫罗斯维塔（Hrotsvith）在她的甘德斯海姆修道院内用泰伦提乌斯的喜剧风格创作阅读书斋剧（Lesedramen）[45]时，却并不是出于对这位诗人的文学艺术的热爱——对这位诗人来说，人身上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而是出于对其剧作里松懈的道德所感到的切实沮丧。在诗人维克多·冯·舍费尔（ViScheffel，1826—1886）那里，人们至少描绘出一个修道院的故事场景，好比圣加仑僧侣埃克哈德（Ekkehard）与美丽的施瓦本公爵夫人海德薇（Hadwig）一起在霍亨特维尔研读维吉尔的作品，而此刻的黑高（Hegau）则和博登湖一起陷于雾霾中的晚霞。

维罗纳的柳特普兰德（LiutprandvonVerona）与众不同，他会说希腊语，通晓拉丁语经典作品，作为奥托二世（OttoⅡ，973—983年在位）的大使，他住在拜占庭，其关于拜占庭的报告却满是讽刺的描述，已经偏离了文档记载的范畴。然而，拜占庭与拉丁欧洲之间的关系仍然密切。帝国城市的文化闪耀了数百年，覆盖到大陆边缘。紫色的丝绸、象牙雕刻、书籍插图、风俗礼仪、雕像以及教堂建筑都在提醒它的存在。教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职责由一个常驻教皇使节（apocrisiar）。

在奥托王朝的统治下，人们所知道的关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知识少之又少，几乎不足以支撑称之为“奥托尼亚文艺复兴”。但一个叫作冈佐（Gunzo）的意大利执事的努力被记录了下来。从撒路斯提乌斯、维吉尔、贺拉斯到尤维纳利斯，再到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他似乎为奥托一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经典书目图书馆。即使是声名远播的奥托尼亚式书籍插图，也只对古希腊罗马时期浅尝辄止。然而在奥托尼亚帝国的北部却可以看到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形式的反映。主教希尔德斯海姆的伯恩沃德（BernwardvonHildesheim，约960—1022）非常了解罗马，他下令建造一个青铜柱，这不禁令人怀想起古代的胜利柱——虽仅限于形式上的相似。它上面的雕塑描绘了耶稣生平的场景。甚至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皇帝奥托三世的老师和顾问欧里亚克的热贝尔，都不足以被视作奥托尼亚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见证。他所了解的古代不过是加洛林王朝的宫廷文化。他学习和教授的东西仍然仅限于自由七艺的课程。尽管如此，他依然作为知识的传承者而颇具意义。

在十字军东征那个躁动的时代，格伯特（Gerbert）被看作浮士德博士那样的人——一个据说拥有金属脑袋，只懂得用“是”和“否”来回答问题的巫师。还有人说，他曾在异乡居留，去过科尔多瓦、塞维利亚，甚至一路行至摩洛哥，以掌握巫术。据说圣彼得宝座就是他在女妖的帮助下完成的，而根据另一种传说，是通过与魔鬼玩骰子游戏获胜赢来的。实际上，他对占星术很感兴趣。因此，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占星术》（Deastrologia）的手抄本，这是以马库斯·马尼留斯（Marilius）的名义所写的一首古老的教育诗。格伯特到异乡旅行的传言背后，据说是巴塞罗那公爵伯瑞尔二世（BorrellⅡ）的推动，使他得以在深受阿拉伯和拜占庭文化影响的加泰罗尼亚学习。很可能就是在那里，他了解到自古代以来就几乎被人遗忘的“算盘”技艺。他也提及了阿拉伯数字，尽管只有九个。在兰斯的主教座堂学校里，他展示了一个木制的宇宙模型，是一个大约按照阿拉伯样式建造的浑天仪。

安达卢西亚在当时是欧洲的文化心脏，而安达卢西亚的心脏是科尔多瓦。即使到了今天，这座曾经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大城市还保留着东方神韵的风貌。粉刷得雪白的房屋，许多都带有爬满天竺葵的阴凉露台，可抵御夏季高温。在纵横交错的小巷之中，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的上方，耸立着被棕榈树和橘子树覆盖的梅斯基塔大教堂建筑群。它的建造跨越了千年。在其下方和内部是罗马神庙和西哥特教堂的遗迹，这两个重要文化层的遗迹构成了安达卢西亚更为深远的根基。在格伯特所处的时代，这个用马赛克、刻字和浮雕装饰成的，以及一个光线和色彩交相呼应的广场组成的建筑奇迹即将竣工。在内部的微光下人们会穿过一片石柱森林——应该有856根——再穿过马蹄形的拱门，直到一座明亮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毫无预料地在眼前敞开，它是后来卡斯蒂利亚战胜穆斯林的象征。

当伯瑞尔公爵谈判代表团这样的外来游客参观科尔多瓦郊外的宫殿城麦地那扎赫拉时，这个“光芒万丈之地”一定会令他们目不暇接。在三个露台的上方延伸出去的是行政大楼、池塘、浴场和灌满水银的水槽。哈里发宫殿以玉柱支撑，柱头还镀着金。黑色和白色的乌木和象牙装饰内部。该住所是倭马亚政权的丰碑，也是远方的巴格达抵抗阿拔斯竞争的文化堡垒。巨大的图书馆保存着智慧、学识和教育。历史学家马卡里（al-Maqqari）曾写道：“科尔多瓦有四样东西超越了世界之都。”“它们是河流之上的桥梁和清真寺。这是前两个；第三个是麦地那扎赫拉；但最伟大的那个是第四种东西——知识。”

欧里亚克的热贝尔是第一位熟悉阿拉伯科学的重要的欧洲学者。我们无从知道他是否曾到过科尔多瓦，甚至是否曾在阿拉伯人那里驻留。但他很有可能是通过来自安达卢西亚的文字记载，才涉猎了那些在“西方人”看来是邪恶事物的作品的知识。而关于印度阿拉伯的数字书籍却早已被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提到过。据一消息来源称，《天文学之书》是格伯特从巴塞罗那的一个叫卢比托斯（Lupitus）的人那里求得的，可能是《天文学大成》的拉丁文版，由数学家和炼金术士马斯拉玛·马杰里提（Maslamaal-Majriti）在科尔多瓦撰写完成。

无论阿拉伯科学通往拉丁欧洲的道路如何，它都需要一些先决条件才能使这种对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的联系变为可能。必须有公正无偏见的中间人，如皮革工人和翻译人员，还要有修建图书馆和学校的赞助人，此外还需要沟通的渠道。格伯特的赞助人柏瑞尔在面对军事上无法对付的穆斯林邻居时，采取了一项招安政策。以这种方式发展而来的和平关系显然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最后，就是时代的召唤了。

这表现出使欧洲觉醒的一根强有力的支柱：“持续时间长”。例如，浑天仪在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就已经有了。它的发明者是昔兰尼的埃拉托斯特尼，他同时是第一个实现较为精确计算地球周长的人。几乎是同一时间，它也在中国被发明出来。400多年后的托勒密在他的第五本书，也就是那本《天文学大成》中，绘制了天体模型，据推测格伯特特别想拥有它。借由巴格达的翻译人员，这个工具又在500多年后传到了科尔多瓦，大概就是从这里成功传到了兰斯。在该装置成为研究和美术馆的装饰之前，这个国家已经历数百年的变迁。至关重要的是，书籍印刷使这一想法得以广泛应用。剩下的则都成了手工艺品。

阿拉伯的渊博学识逐渐以医疗著作和天文学的形式渗透到了拉丁欧洲。这有可能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产生了对于它们的接受有利的条件。因此，对于拉丁欧洲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对于这场伟大对话的所需条件没有像在其他文化中那样被打破。那些丢失或正在没落的记忆可能会在这新的机遇中找到更有利的条件。整个十进制和算盘并没有因为格伯特的著述而盛行起来，而直到贸易不断扩大、相应货币经济不断普及的12世纪之后才得以流行。实际上，格伯特不是普罗米修斯，能仅凭一己之力就为拉丁欧洲带来数学之光。但他的努力仍然表明，在这里发展出一种数学思维也是一个硕果累累的过程。

例如在已经提到的关于迪奥斯科里德斯《药物论》的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样，知识的道路蜿蜒曲折。卡西多罗斯就曾推荐说，在19世纪人们还会需要它。大约公元1世纪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一本《草药书》，它包含了上千种可以从植物、动物或石头中获取的药方。早在公元6世纪初就在君士坦丁堡出现了一个副本，它是一份依照公元3世纪或4世纪的莎草纸卷为原版的手抄本（附图2）。这份手稿措辞华丽地阐明了其目的是作为给一位希腊公主的礼物。僧侣、法国十字军骑士、奥斯曼帝国苏丹和犹太医生都曾是它的持有者，直到1560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官为维也纳图书馆买下了它。这本名为《维也纳的迪奥斯科里德斯》〔又名《安妮西亚抄本》（AniciaCodex）〕的抄本还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典籍之一。

《草药书》流传的线路移至巴格达和布哈拉，一条线移至意大利，另一条则移向科尔多瓦，这里自公元8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的第一个植物园。作为拜占庭皇帝罗曼诺斯二世（RomanosⅡ，959—963年在位）的礼物，一份插图来自《安妮西亚抄本》的手稿来到了哈里发手中。因为在瓜达尔基维尔河地区没有人懂希腊语，需要由一名从拜占庭法院送来的僧侣帮助翻译。一个完整的团队埋首于这部作品的翻译：西班牙的医生们，还有一名来自西西里岛的懂希腊语的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完成的这部作品的阿拉伯语译本的确大有用处。直到10世纪末，都还有当地医生伊本·舒尔茨（IbnDschuldschul）撰写了一份评述。此后，这份科尔多贝斯河的手稿沉没了几个世纪。迪奥斯科里德斯在修道院的图书馆和拜占庭等地继续生活，也包括萨莱诺（Salerno）。在这里，一家由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建立的医院，大约在1080年之后就发展成了一所医学院，它从意大利南部的阿拉伯传统中吸取养分。一个半世纪后，出生于马拉加省的阿布·穆罕默德·伊本·拜塔尔（AbuMuhammadibnal-Baitar）迈出了下一步：这位“阿拉伯的迪奥斯科里德斯”——他曾任职开罗的哈里发，死于大马士革——进一步扩充了《草药书》，又补充了400多份新增药方。

马其顿的文艺复兴？

当时的拉丁欧洲没有任何地方能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都市媲美。这个亚洲和欧洲经济体之间的中介，比西方任何一个拥有琳琅满目手工艺品和繁忙贸易的城市都还要富有。圣髑吸引了哥得兰岛的朝圣者。穆斯林保有他们的清真寺。与古时一样，由高架渠供水的浴池继续供应着机智的奢华。奇珍异兽在动物园中游**，宁静的花园为避暑提供了场所。查士丁尼的骑马雕像使人想起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当时最大的基督教教堂曾是皇帝的庇护所和殿堂，这些皇帝都曾是祭祀国王，并都想成为世界的统治者。那些接近宫殿里的巴塞勒斯的信使，必须行“朝拜礼”，即在宝座前俯卧三下，直到额头触地。两只机械制动的、时不时会张口咆哮的青铜狮子立于宝座两侧，“第十三使徒”默默地坐于其上，在这一刻他们高高凌驾于众人之上。

在以经济繁荣和短期内政治权力高涨为特征的马其顿王朝（867—1056年）的统治期间，帝国沉浸于灿烂的科学和艺术之中。一开始就是罗马法制传统的复兴。巴西尔一世（BasileiosⅠ）提出了“净化旧法律”政策。以《巴西尔法》为名，开展了一次由希腊人主导的对查士丁尼文献资料的修订和重整，皇帝“智者”利奥（KaiserLeoderWeise）命人重新收集整理了中世纪最为卷帙浩繁的法律合集。出生于紫袍帝王家的君士坦丁七世本人就是关于拜占庭的人口和地理的著作的作者，他在马格纳拉宫建立了一所学院，专门致力于研究人文学科。哈吉奥里特的尤蒂梅奥斯（EuthymiosHagioreites）的充满宗教色彩的小说《贝尔拉姆与约瑟伐特》[46]，将来自远方的文化潮流结合在一起，主要是讲述一位印度王子的皈依。他可能是基于在格鲁吉亚流传的佛祖传说的阿拉伯语版本而来。

所谓“马其顿文艺复兴”的观点是建立在神话、文学和古代史学者的努力基础之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的作品，以及科洛封的尼坎德（NikandervonKolophon）关于有毒动物叮咬的书都在此间有副本出现。主教佛提乌（Photios）[47]的《群书摘要》是基督教和异教书籍的指南。由于他的收藏，我们得以知晓许多作品。米海尔·普塞洛斯（MichaelPsellos，1017—1078），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对主教所尊崇的神秘主义提出了理性的经验。他的矛盾可能源自一位泰伦提乌斯：“我是一个由血肉组成的尘世生物，所以我的病在我看来就是疾病，挨打就是挨打，而喜悦就是喜悦。”这位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通过其致力于综合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是古代诺斯底派后代和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Fio）的先驱。他的主要作品是《计时表》——这是一部讲述公元976—1077年皇帝逸事的书。此书——极其不寻常地——将历史视为人类的杰作，而不受上帝的旨意操控。与普塞洛斯同时代的犹太人西梅翁·塞斯（Symeoh）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研究天文学、占星术和自然科学，描述了食物，还包括毒品和诸如大麻、麝香等香料。他还把一部推测是从印度传来的贵族行为规范从阿拉伯语翻译成了希腊语。拜占庭对于古代具有浓厚的兴趣，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苏达辞典》，里面囊括了3。1万多篇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文章，是古代知识的货真价实的“堡垒”。皇帝的女儿安娜·科姆妮娜（AnnaKomnena，1083—约1154）的历史著作并未被收录其中，仅仅因为它是由一位妇女撰写的。以经典的希腊历史书写为导向，里面还有对她父亲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Ⅰ）政府的尊崇。同时还出现了一部同样别具一格的匿名讽刺作品《蒂玛里翁》（Timarion），该作品效仿琉善将英雄们送上了冥界之旅。他还在途中遇到了此前不久时期的统治者和哲学家，其中就包括“诡辩家”普塞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