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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拉丁欧洲世界秩序的瓦解（第2页）

皇帝与教皇之间冲突酝酿已久，授职争议不过是导火索而已，这场冲突经久不息的原因是教皇掌握一个庞大的组织，赋予了他们统领世界的大权。污浊是追求权力的代价。宗教失去了道德权威地位，皇帝的皇冠也黯然失色。大人物争斗不休，诸侯和城邦这些小角色反而从中获利。德意志帝国的选帝制逐渐巩固，尽管从权力政治角度来看这绝对是有百害无一利。尽管“血统”的魔力从未消失，但生物学、幸福女神和运气却未曾眷顾德意志的历任皇帝。王朝一直更迭不断，直到哈布斯堡家族时期局面才稳定下来。1138年，极具传奇色彩的霍亨斯陶芬（Staufer）家族入主萨利安皇宫。他们树敌甚众，最大的隐患是落败的韦尔夫家族，这一支在选帝中未受青睐，此时正集结军队滋扰生事。

十字军东征：西方主义的开端

在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为天国和尘世的两顶皇冠争夺不休时，西部的法国和英格兰趁势崛起，诺曼人自1066年入侵以来一直把持着这两片土地。这些北方人还在意大利开始筹建另一个国家。他们在首领罗伯特·吉斯卡德（Ruiscard，意为“狡猾之人”——某个通晓古籍的同时代人士认为他有此名是因为他的狡猾不逊于奥德修斯和西塞罗）的领导下战胜利奥九世，将南方伦巴第的领地据为己有，一举清剿拜占庭的残余势力，让马格里布统治者拱手交出西西里岛。改革派教皇立刻寻求与胜者结盟，并把他们的利益合法化。西西里岛和诺曼人占据的意大利南部成为教皇的附庸王国。这群征服者将梅佐乔诺建设成一个治理严谨的模范国家，甚至在北非也接连攻城略地。但是根据威尔士编年史学家杰拉尔德（Gerald）的说法，仅巴勒莫一地的创收就超过整个英格兰。南方新主都经历过什么啊！他们在极昼的午夜从森林和峡湾启程，为基辅罗斯公国的创立助过一臂之力，征服了英格兰并占领了法兰西亚的大部分地区；现在，他们又在棕榈成荫的宫殿里安享宝座。

他们能够取得胜利不仅是因为中东权力结构的变迁。拜占庭人被游牧民族驱赶到多瑙河边；巴尔干半岛的克罗地亚人于10世纪中叶开始要求独立——比塞尔维亚人晚了一个世纪左右。1055年，乌古斯部落联盟的一支强大的穆斯林部族塞尔柱突厥征服了巴格达，并监禁了白益王朝的统治者。1071年，塞尔柱苏丹在土耳其东部的曼济刻尔克附近击溃了一支庞大的拜占庭军队。此后10年，这支常胜军一路占领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军区[75]的大部分地区，即今天的安纳托利亚。伟大的塞尔柱王朝统治着从地中海到伊朗的广袤疆域，但很快就分崩离析。

同一时期，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展开了交锋。这场收复失地运动起初是为了夺回失去的基督教领地，最后却演变为一场圣战。吟游诗人马卡布鲁（Marcabru）把西班牙称为“清洗间”，骑士们可以在这里涤清自己的灵魂。基督教一方最初捷报频传，因为当时穆斯林内部敌对势力纷争不止，诺曼人征服意大利南部也是趁此良机。在血腥内乱后，1031年，科尔多瓦的哈里发与倭马亚王朝携手走向覆灭。之后的50年间，“泰法国王”（ReyesdeTaifas）[76]纷纷登场，足有40多个。

1085年，卡斯蒂利亚及莱昂国王阿方索六世（AlfonsⅥ）征服托莱多，泰法国王们如坐针毡，向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拉比特王朝求援。勇猛好战的柏柏尔人从西非蜂拥而至，不仅抵御了西班牙人，让大多数泰法王国也灰飞烟灭——尽管同为穆斯林，这些泰法王可不够虔诚。安达卢西亚被这个西非王朝收入囊中，海对面的疆域以马拉喀什为中心，从马格里布向西一直延伸到塞内加尔。穆拉比特人迫害基督徒和犹太人，甚至包括他们的一些穆斯林兄弟——如果这些人被怀疑过于开明。后来，阿尔摩哈德王朝终结了穆拉比特人在安达卢西亚的统治。他们对改革持欢迎态度，但却无法阻挡基督教战士的步步紧逼。1212年，双方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Lasolosa）展开激战，基督教联军大获全胜，阿尔摩哈德的命运自此被封印。收复失地运动开启了新的篇章。这场运动成就了西班牙的英雄时代，涌现了像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RoDíazdeVivar，1043—1099）[77]这样的英雄人物：这位既勇敢又残忍的战士后来成为瓦伦西亚的统治者。他的尸身被绑在他的白马上驮运，据传，柏柏尔人见之色变。

向圣地进发的十字军东征始于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Ⅱ）呼吁信众救援陷入困境的拜占庭人，并与占领圣地的“邪恶异教徒”作战。这种精神激励了教会改革，推动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战斗，同样也鼓舞着东征的十字军。他们的目的是要净化这个充满异教组织的世界，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刻，许多人似乎都感到末日逼近。人口激增为军队提供了丰富的战斗力量，对自由和冒险的向往引诱他们出发。欧洲贵族认为这是一次良机，他们可以赢得名望、得到灵魂救赎，何况还有新土地和奴隶——管他是与摩尔人[78]战斗，还是去攻打北部和东部的异教徒老巢和偶像崇拜组织。“异教徒虽十恶不赦，但那里出产上好的肉类、蜂蜜、面粉……只要耕种，就无不大丰收，”授职争议时期的一篇文章直白地描述了那里的情况，种种吸引简直令人无法抗拒，“你们的灵魂将在这里得到救赎。而且如果你们喜欢这里愿意定居，还可以得到最好的土地。”在东征大军还未迈出基督教欧洲时，这项净化工作就已经开始，莱茵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惨遭屠戮。诸如彼得·阿方西（PetrusAlphonsi）之流的神学家播下反犹主义的恶毒种子，一直给大屠杀煽风点火。

仅在欧洲境内，宗教战士们的征服之旅就旷日持久。十字军战士们一路朝巴勒斯坦挺进，“顺道”还去了里斯本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其他几个城市。1099年，他们征服了耶路撒冷，但百年后这里再次沦陷。拜占庭的危机是十字军东征的导火索，后来在1204年却又成为西方基督教兄弟洗劫的对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当骑士们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威尼斯人以渡海到埃及时，他们为威尼斯贵族攻打叛变的扎拉城和拜占庭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些城镇，以此换取渡海船队。十字军东征和收复失地运动的一个特殊成果是骑士团的建立，这是修道院和出征军队融合的产物。骑士团的骑士们认为自己是教皇的大天使，又认为自己是撒玛利亚人，有必要照顾病人和朝圣者。最后，他们也堕入尘世，聚敛财富，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比如波罗的海沿岸的罗得岛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和德意志兄弟骑士团——后者最初是北德商人出资建立的，后并入条顿骑士团（Deuts）。皇帝和教皇授予他们特权并允许他们管辖征服的异教土地。实际上，他们的确引领异教民族皈依天主。圣殿骑士——“可怜的基督战士们”——凭借遍布欧洲的资产发展成为活跃于信贷领域的金融势力。

从战略上讲，由于无法消灭富有的埃及，十字军在与穆斯林的战争中失败了。攻打开罗的军队屡战屡败。在此期间，统治这里和叙利亚的都是马穆鲁克人（Mamluken），他们最初是被阿尤布王朝释放的军事奴隶，后来却将发善心的统治者取而代之。1291年，随着马穆鲁克军队对黎凡特地区的商业中心阿卡发起猛攻，拉丁欧洲在中东的冒险之旅终于结束了。西方人一共七次前往圣地，当然也有统计说不止七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受益者是意大利的沿海城市，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它们为军队运输和补给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船队，稳固了贸易基础，与蓬勃发展的亚洲经济也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不过从长远来看，十字军东征对于贸易发展究竟有多少益处，这一问题还颇有争议。但在如何为殖民行为提供资助以及如何组织行动等问题上，他们获得了许多经验，这些都会在更远的将来产生影响。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贸易并没有受到十字军东征的阻碍。这种交流从古至今一直欣欣向荣，意大利人在给境内的贸易分公司起名时甚至沿用了阿拉伯语中的“funduq”一词，这本是阿拉伯人对意大利人在中东的分公司的称呼。威尼斯的德国商馆“fondaco”也是由此得名。

当宫殿阙宇中的人们正在为宝座剑拔弩张时，寻常百姓家里的人们却可能正享受着和平。在一些城市中，多元文化社会似乎已经初具雏形，例如沙特尔的富尔彻（FulChartres）就认为在这些社会中西方人正在变成东方人，他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曾是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uinvonBoulogne）的随行教士。总的来说，进入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并不是共生的开始，而是异化的开始。穆斯林世界第一次遭遇了“西方”——这个崇尚暴力、毫不宽容又文化落后的地区。阿拉伯编年史提到法兰克人时颇有鄙薄之意，说他们法律制度非常原始、信奉神祇的审判旨意，而且医学落后、习俗粗鄙。这些被视作英勇战士的入侵者传递了西方主义最初的生硬形象——这些偏见影响深远，将“西方”刻画成一种帝国主义的荒蛮文化，充斥着斤斤计较的商人习气与毫无灵魂的粗野习性。而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未曾听闻基督教，也不了解那些在他们看来“无信仰的人”日常如何生活。

十字军东征在西方已经是史诗、香颂和之后民族感情的讴歌对象，但在阿拉伯人眼里它没有任何意义，历史学家对此几乎不屑一提。反之，来到东方的十字军对伟大的穆斯林文化也了解甚少。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尊者”彼得（PeterderEhrwürdige，10921094—1156）翻译了《古兰经》和其他阿拉伯语文献，这些都成为抗击穆罕默德这个“最负盛名的反基督者先驱”和“魔鬼的门徒”的精神武器。安达卢西亚与意大利南部之间的交流成功传播了对于拉丁欧洲未来极为关键的知识。十字军东征不是欧洲知识增长的助推力，当时正值温暖期气候变迁，东征更应该被看作应对气候异常的各种反应中的一个丑恶变体。另一方面，失败的现实告诉我们，上帝显然还不希望世界被强行改变——至少当前如此。对十字军东征的批判常常变成对罗马教皇的批评，使教皇的公信力进一步下降。这样一来，十字军东征恰恰违背了其发起者的意图，反而朝着世俗化迈进。净化论者的时代和圣伯纳德（HeiligerBernhard，1090—1153）——十字军东征最积极的鼓吹者——的时代都开始衰落。

年轻的欧洲

在拉丁世界，发展的落差正在逐渐弥合。如今，塔西佗所称的“野蛮的欧洲”几乎已经没有野蛮人了。北方和东方的外来民族建立了新的统治，本土民族要么已经融入，要么已经灭亡。“西方”并没有被入侵摧毁，反而通过入侵重新塑造自我，且赢得了新的思想和强大的武器。欧洲用来开垦、耕种和畜牧的土地不断扩大，森林和草原的深处也开始有人类涉足。拉丁语成为通用语言，思想通过腓尼基字母传播。在阿拉伯人的帮助下，西方在算术、医学、农业和天文学领域大有进展。西方也早就学会了如何用“钱”这种神奇的东西来进行贸易。

基督教的上帝为“年轻的欧洲”〔耶日·科洛佐夫斯基（JerzyK?oczowski）语〕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一些共性。主教大教堂、小教堂和修道院共同描绘了一幅形而上的欧洲地图。朝圣者的足迹像电网一样遍布全国。“圣雅各之路”（odeSantiago）成为天主教国家西班牙最重要的动脉。十字架碑、圣像柱和祈祷室都是“神圣的凝聚”之所，人们在这里可以躲避阴魂不散的魔鬼和恶魔，获得片刻的安宁。它们是想象中最为安全的地方，这里有神奇的能量普照。伟大的圣人中有些是曾经的国王，他们都庇护过欧洲的国家，在天堂中支持他们的子民，并在尘世间为他们守护疆界。在圣人遗物周围会幻化出一片“恩典之地”（territnade）。圣人遗物能将圣人的力量注入生活中并能驱赶邪恶。一支由圣人遗骨组成的军团直到今天依然沉睡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圣雅各的遗骨守护着遥远的西方边境，他曾让摩尔人闻风丧胆；北边，特隆赫姆的尼德罗斯大教堂安葬着圣奥拉夫（St。Olaf）的遗骸；东部则由圣阿尔达贝特（HeiligerAdalbert）的头骨守卫——他最初被葬在格涅兹诺，后在布拉格找到安息之所。在国家与民族起源的漫长历史中，圣人将身份认同赠予它们：圣史蒂芬（St。Stephan）为匈牙利人开创新时代；圣帕特里克（St。Patrick）凝聚了爱尔兰人，他的《忏悔录》引人入胜；圣文策尔（HeiligerWenzel）让波西米亚人不再迷茫；斯坦尼斯瓦夫（Stanislaw）引领了波兰人。欧洲的东部边界是基督教世界的终点。这里生活着“异教徒”，例如伏尔加河中游的马里人和莫尔多瓦人，以及黑海北部的钦察人（也叫波洛伏齐人）——他们属于突厥部族，信仰伊斯兰教，领土远及中亚。

如果我们审视欧洲的边界，会发现那里的宗教混杂现象。公元944年，拜占庭和基辅达成贸易协议，它们宣誓的对象既包括基督教的上帝，还有降下雷电的异教神佩伦（Perun）。古老欧洲的梦幻时代在英雄史诗中留存下来，如用古英语写成的《贝奥武夫》，该史诗同时受到了基督教和斯堪的纳维亚传统的影响，谈到了忠诚、勇气、王室待客之仪和送礼之道等主题。此外，梦幻时代还印刻在北方的一些传说和民谣中。匈牙利的传说记录了神鹿、图鲁尔鸟、莱海尔（Lehel）的号角和博通德（Botond）的战斧的故事。异教神存续最久之处是在欧洲东北角，在普鲁士和芬兰森林之间——那里的古普鲁士人、立陶宛人和东芬兰的沃茨人直到16世纪依然被认为是“顽固的异教徒”。萨满、魔法师和聪慧的女性主动在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进行调和。据说护身符有助于受孕并能抵御恶魔，比如彩绘的基辅蛋，这也是复活节蛋的前身。直到现代，人们依然用它们来化解生活中的困扰。

统治的实现首先要通过人际关系以及福利与物资的给予或收回。12世纪，基辅罗斯公国因为“兄终弟及制”分崩离析，毕竟接受分封的子孙并不想承认最长者的优先继承权。斯摩棱斯克、拥有主教的波洛茨克和其他公国获得了独立，这期间自然总是纷争不断。公元1185年前后的《伊戈尔远征记》（Liedvors）就描述了诺夫哥罗德公爵与钦察人之间的战斗，控诉了民族不和：“没有肩膀对于头来说实属不易，但没有头对于身体来说实属不妙。”那时，基辅在罗斯的领导地位已成为过去。1169年，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AndrejBogoljubskij）攻下基辅。这位胜利者将基辅大公的头衔一并带回弗拉基米尔，并参照基辅对这座政治中心进行了扩建。

多亏了斯蒂芬一世设立的伯国制[79]以及皇室的富足，匈牙利免遭瓦解的厄运。波兰则因为波列斯瓦夫一世生前的失策，数十年来已经沦为德意志帝国的附庸。摩拉维亚成为镶嵌在波西米亚王冠上的明珠。皮亚斯特王朝治国无力，波兰境内纷争四起。皮亚斯特王朝重新启用古老的酷刑，剜敌人双目，将敌人阉割。贵族逐渐掌控权力并形成自己的阶层。波兰，这片拉丁语中称为“波兰尼亚”（Polonia）的地区还要等待近200年的时间，才能再次迎来一统全境的王，此时它只能在瓦尔塔河和维斯瓦河流域徘徊不定。

与此同时，西欧的政治版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英格兰一直是斯堪的纳维亚北海帝国的一员，被诺曼人征服后逐渐参与中欧地区的事务。通过联姻和继承，一个从比利牛斯山脉延伸到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伟大帝国诞生了，甚至苏格兰也听命于这个安茹王朝。由于一位先祖曾用金雀花树枝装饰帽子，他们被冠上了“金雀花王朝”的别称。尽管法国卡佩王朝的国王仅统治着巴黎和奥尔良周围的盈尺之地，这个封臣的实力却不容小觑。战争一触即发。

金雀花王朝的首位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HeinrichⅡ，1154—1189年在位）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国家建设者。他统一了“普通法”（onlaw）并致力于让国王的司法权得到认可。他曾试图收回教会的司法权，却遭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Becket）的阻挠。贝克特于1170年在大教堂里被谋杀，或许这并非亨利授意，与他的怒火也没有关系。在三年后，贝克特被追封为圣徒，亨利不得不公开道歉。教士们继续享有向罗马教廷通风报信的权力。

1190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巴巴罗萨在流经小亚细亚奇里乞亚的萨列法河里不幸溺亡。他的儿子亨利六世（HeinrichⅥ，1190—1197年在位）作为欧特维尔的康斯坦策（KonstanzesvonHauteville）的丈夫，统治着富有的西西里岛。巧合的是，新任英格兰国君“狮心王”理查（RichardL?wenherz）在十字军东征的返程路上被他俘获。亨利索要了数以吨计的银子作为赎金，凭借这些资金成功主导了西西里的继承权争夺战。这是现金第一次赢得一个帝国，是货币经济获胜的最好例子。绑架“狮心王”的是奥地利的统治者巴本堡的利奥波德（LeopoldvonBabenberg），据说他曾在阿卡城被理查羞辱。他用这次绑架分得的好处修建了一堵高墙，将维也纳围固其中。

亨利企图把德意志和西西里的冠冕变作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遗产，不料他英年早逝，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有学者认为，这是欧洲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如果亨利活得更久，德意志或许会踏上西欧君主制的道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罗杰（FriedrichRoger）不满三岁就成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继承人，即后来的腓特烈二世。一时间，军事统领、朝臣和教皇使节、西西里岛领主以及这位“来自普利亚的男孩”的监护人用尽阴谋诡计，为争夺皇位兴风作浪。

欧洲大国混战最重要的成果是巩固了国家和城邦，冲突迫使国家和城邦凝聚起来。战争即使不是万物之父，也创造了许多事物。它之所以被视为凝聚国家的教父，是因为它催生了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又可以制约野蛮战士的统治。权力——不是战斗者迅速夺来又很快失去的权力，而是在长治久安中获得的权力——是由羊皮纸和印章构成的。中国古人早已通晓一个道理：可以在马背上打江山，但是绝不能在马背上治理江山。

“没有国家政体”的帝国逐渐成为历史。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完善让成本持续增加，但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定。没有这种安定的局势，科学、技术和艺术就无法蓬勃发展。此外，为了从贵族、城市居民和教士那里筹募军费，阶层代表大会和议会逐渐成形。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谁的官僚机构更有能力筹到金钱、粮草和武器，谁就能获胜。所以，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战争的身份其实决定于文书间、金库和会议里，而不是战场上。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布汶战役。1214年7月27日，在这个星期日，英格兰国王“无地王”约翰与奥托四世（OttoⅣ）的盟军在当时还属于佛兰德斯的布汶与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pⅡ，1198—1223年在位）的部队短兵相接。这场战争的前情可以追溯到亨利六世去世后的那个时期。1198年举行了两次选举：为了对抗来自霍亨斯陶芬皇室的施瓦本公爵菲利普，韦尔夫家族推举“雄狮”亨利的儿子奥托为王。菲利普于1208年被暗杀，这次纷争似乎以韦尔夫的胜利而告终。奥托由英诺森三世（InnozenzⅢ，1198—1216年在位）在罗马加冕为帝。此后，奥托攻打西西里岛，不仅铩羽而归，还因此激怒了教皇。英诺森自此与奥托为敌，他惧怕被霍亨斯陶芬家族控制，也不想被韦尔夫家族把控。这样，皇帝奥托只能北上迎击法兰西，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双方在布汶兵戎相见。奥托一直以来都依附于金雀花王朝，是“狮心王”理查的外甥，在他流亡期间，还被封为普瓦图伯爵和阿基坦公爵。

1199年，“狮心王”去世，西欧的权力结构又一次改变。新国王“无地王”约翰竭尽全力才弹压住那些蠢蠢欲动的男爵。此外，他还卷入了与教皇的纠纷。此事关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这一职位在英格兰政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相反，君主制在法兰西正风生水起。腓力二世成功铲除了怀有异心的伯爵，扩充了王室资产。也是趁此东风，他在军事上转为攻势，并在战场上杀伐决断。一次小小的巧合可能是布汶一役的转机：一支箭正中奥托的坐骑的眼睛。在迅速换马后，奥托不得不仓皇撤离，腓力二世完胜。皇帝的金鹰在他眼前被折断双翼。据传，腓力曾补缀过御旗并将它交予当时的西西里国王、年轻的腓特烈二世。他无须御驾亲征，便可将整个帝国纳入麾下。

在“第一次男爵战争”[81]中，约翰想要撤销《大宪章》的企图失败了，他收复欧洲大陆的愿望也落空了。最后，约翰的封地只剩下加斯科涅地区，还是法国王室的资产。腓力二世因布汶大捷被冠以“奥古斯都”之名，王室资产也翻了一番。法国君主制的进一步巩固还得益于生物学：法兰西的王朝更替较为缓慢，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很快衰微。腓力二世当然也遭到贵族的强烈抵抗，经过漫长的争斗才平息局面。他的灵柩最终停放在圣丹尼斯修道院，这里后来成为历任国王的安息之所，守护着“皇家信仰”。

那边德意志因王位之争混战不休，这边英诺森三世——这位学识渊博的律师、精明的政客和忏悔名录及人类学著作《论对世界的轻蔑》（又称《论人的贫苦条件》）的作者——让教皇权势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顶峰，他还为罗马教廷聚敛了巨额资产。教廷内部的贪欲由来已久。他们认为，教皇以“圣彼得之地”的名义不仅拥有零散的权力和财富，而且有资格统治一片土地。他的国家像一道屏障横亘在意大利中部，从一侧海岸到另一侧。

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召开，欧洲的国王、诸侯和城邦代表济济一堂。最终人们发现，这次会议其实是高阶教士的一次精彩示威。与会者们商讨异教徒之战和十字军东征并决定进行改革。这次会议规定，人们每周必须忏悔，要去教堂聆听布道，而教士被禁止参与世俗行为，确切来说就是禁酒和禁止擎苍围猎。此外，有教士见证的婚姻才具有效力，四服以内的近亲不得通婚，但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豁免。与异教徒斗争的勇士可享有与十字军同等的特权，包括完全免于原罪的惩罚。就是从此时起，犹太人和穆斯林必须穿戴与基督徒不同的服饰。

我们回顾13世纪时，免不了会发现一些决定了拉丁欧洲横向结构的特殊情况，甚至是“巧合”。布汶之战中射中奥托坐骑的那支箭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当时《大宪章》和后来的强大议会已经存在，“无地王”约翰是否会获胜呢？英格兰及欧陆其他国家的横向社会结构已经具备雏形，但这并非必然的发展之路。当时的人们认为还有别的实现方案，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帝国治理方针已经证明了这一论断，从巴巴罗萨到腓特烈二世都曾尝试过。然而，统治者的权力为什么总是不完整？如果要探究更深层的原因，那么采邑制度将是最重要的一个。不过，在残存的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随着各个民族的身份认同也越来越清晰，建立的新国家必定伴随着分裂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