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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视野新事物（第1页）

15。新视野，新事物

插图17：工作中的造纸工人，法布里亚诺（Fabriano）的还愿画《卡泰》（Cartai）（局部），1599年，法布里亚诺，卡泰的比萨大学（PiaUàdeiCartai）

个体性与自由

“在中世纪，意识的两个方面——朝向外部世界和朝向个体内在——躺在同一副面纱之下，时而入梦，时而清醒。这副面纱是由信仰、幼稚的偏见和妄想编织而成；透过它向外望去，世界和历史仿佛染上一层奇妙的色彩，而人看待自己时，只看到了种族、民族、政党、团体、家庭或其集体形式。这面纱在意大利最早被揭下；由此，人们才开始对国家乃至世上所有的事物有了客观的观察和商讨；此外，主观的东西也得到大规模跃升；人变为精神上的个体并确认了自身的个体性。”这段话源自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直被反复引用，所描写的这个时期似乎是一个启蒙阶段。这一节选听起来确实很像康德的风格，类似于他对那场运动的著名定义，即“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个体在文艺复兴时期诞生，这一激进的论断至今仍是研究的重点。可以肯定的是，“个体的迹象”自12世纪以来一直越发清晰，比布克哈特所认为的起始要早很多：不仅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把对自我的思虑看作通往上帝的重要路径，一直以来都有这种情况存在；而且世俗文学中对于个体、个体情感和个体破裂的反映也变得越发明显。和《玫瑰传奇》的作者一样，瓦尔特·冯·德·福格尔魏德时不时会以“我”出现在叙述中。古代激发着人们，拉丁语已将言语备好。科维修道院院长维巴尔德（Wibald，1098—1158）是一位文化人，他命人在修道院大门上方刻上了希腊语的“认识你自己”，他明知这是“阿波罗神庙中的异教格言”。阿贝拉尔曾写过一篇同名论文，他的生平和受难历程是中世纪最早的自传书写之一。埃洛伊兹（Helo?se）[123]在信中回忆说，她曾依偎在这位思想大家的臂弯中，品尝过妙不可言的性，这些内容可能泄露了一些私人经历。

对奥古斯丁来说，自由意志笼罩在全能全知的上帝的阴影之下，几乎不可能实现，但现在却有人为它辩护。其中两位辩护人就是托马斯·阿奎那和大阿尔伯特，阿尔伯特认为人凭借个体的才智能够获得认识，因此也具备了让自己成神的能力。罗杰·培根是这场共相争议中的一位斗士，他强调个体尊严（dignitasIndividui）：个体超越世间一切共相。在日常生活中，在获取食物、衣服等一切必需品的过程中，我们终究是在找寻个体，共相最后将失去帮助作用。上帝为个体创造了世界，而非为人类。拥有优先权的是个体，而不是人这个种属。

这种观点带来的后果是，人与具体的世间存在也就是说与此岸的关系更有价值。方济各会的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DunsScotus，约1266—1304）创造了一个新概念：“此性”（haecceitas）[124]。他借此为方济各会在世间的效用提供了神学基础。略比他年长的弗莱堡的迪特里希（DietriFreiberg，约1245—1320）是多明我会修士，也认为人就是实际的世界缔造者。毕竟，是人类的智慧为现实奠基。人解释了世界的合理性，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为世界划分出各种概念，人创造世界。

个体价值得到提升，在此岸之存在也获得全新意义，这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即个体在国家中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即便在面对统治者时也一样。罗马共和国为此提供了支撑。神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vonSalisbury，1115—约1180）受西塞罗启发，也就国家理论撰写了《论政府原理》一书，他认为是否加入某个集体是个体的选择。若统治者破坏法律、公平和集体基本秩序，那么人们可以诛杀暴君。在约翰看来，“当思想发生碰撞时”，人们可以自由地提出质疑和怀疑，也拥有理性思考的自由，这些都是人权。统治者若能容忍他人的意见，给予人们自由，对他本人也有益处。“只有那些像奴隶一样生活的人才会不喜欢自由。”

“自由”，这个有魔力的词在《论政府原理》中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在12世纪的其他著作中。这本书是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vonOckham，约1288—1347）的《对话集》的前奏，如人们所言，《对话集》承载着“自由的**”。其中写道：“如果所有人都成为皇帝的奴隶，那么人类的尊严就会受损。”与之相应的，奥卡姆向教会的胁迫性力量说不。上帝既是神职人员的上帝，也是平信徒的上帝，信仰的真理存在于每个个体的心中。奥卡姆的观点让人类在意志上也获得完全的自由——甚至是那些拒绝上帝的人。

个体性在各地呈现一片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人给自己定下绰号，并更准确地将自己定义为主体。艺术家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还会签上自己的大名。“我的字啊，你告诉他们我是谁！”坎特伯雷的修士埃德温（Eadwine）在1150年前后让自己的作品为自己代言，并展示了工作时的自己。12世纪下半叶，两位复调音乐作曲家莱昂宁（Léonin）和佩罗廷（Pérotin）首次将名字留在乐谱中。雕刻家为现实中的个体创作雕像，例如“无地王”约翰在伍斯特大教堂的棺椁上就有他本人的雕像，或者罗马卡比托利欧博物馆中那尊坐像就是以安茹的查理（KarlvonAnjou）为原型，他是圣路易的兄弟，身着罗马元老长袍，神情肃穆。

霍亨斯陶芬王朝覆灭后的意大利

坚硬的大理石雕像正印证了史料记载，即查理是一个冷酷的统治者。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后两任君主曼弗雷德和康拉丁（Konradin）眼见大势已去却无力回天，查理最终加冕称王。1266年，曼弗雷德在贝内文托成为查理的手下败将，甚至命殒当场；两年后，康拉丁在塔格里亚科佐的激战中溃不成军，并在那不勒斯的集市广场被枭首示众。有教皇乌尔班四世（UrbanⅣ）做后盾，查理占领了这个意大利南部的王国。不过，1282年当地就爆发了起义，后来以“西西里人晚祷”闻名于世。为反抗查理政权，民众迎接西班牙的阿拉贡人登岛，而查理则撤回到大陆上。他曾计划建立一个以西西里岛为中心，甚至包含拜占庭在内的大型地中海帝国，这位“汉尼拔”（Hannibal）也曾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已然落空。拜占庭支持安茹之敌的叛乱，肯定没有作壁上观。西西里王国如今与加泰罗尼亚的港口城市结为同盟，在与普罗旺斯的竞争中更占上风。这次起义发源于巴勒莫和科里昂，这两地曾短暂地享有极大的自由，连中部和北部城邦都羡慕不已。那些“自由”城市与南部这些“受压迫”的城市之间有多大差距，最清晰的对比就是，城市编年史在意大利其他城邦盛行已久，而在梅佐吉奥诺找不到一本。

“两西西里王国”的悠久历史随着“晚祷”拉开序幕。从此，墨西拿海峡让两个同名的贫困王国遥遥相望。只有那不勒斯地区及其宫廷参与了意大利所经历的文化发展；而霍亨斯陶芬的权力基地和财政来源普利亚大区以及其他广袤土地统统落入高等贵族之手。安茹王朝并未丧失对意大利的掌控，还数次夺取王位。意大利南部的梅佐吉奥诺却在历史中遁形，几乎不会再被提及。它成为西班牙的外省，西班牙从这里获取粮食和木材，榨取税收，也招募士兵。这里的城市从前听令于诺曼和霍亨斯陶芬，如今不得不向安茹和阿拉贡俯首称臣。贸易基本上由外族人把持。

在西班牙，收复失地的征途还在延伸。葡萄牙已经抵达阿尔加威海岸。时任国王狄奥尼修斯（Dionysius，1279—1325年在位）以大力发展农业而闻名，人称“农民国王”，他带领葡萄牙进入黄金时代。在此期间，科英布拉大学成立，辛特拉渐渐有了人气，最重要的是舰队的成立。1336年，葡萄牙的船队在加那利群岛登陆。自1309年起，大陆最南端的直布罗陀就归卡斯蒂利亚所有。“智者”阿方索的探险队已经扬帆启程，向北非进军。在曾经的摩尔人之地，唯一幸存的只有格拉纳达的奈斯尔酋长国，它现在是卡斯蒂利亚的附庸国。在地中海以西，阿拉贡征服了比萨所辖的撒丁岛，而热那亚占领了科西嘉岛。这个海洋共和国正迈向权力之巅，回想帝国时代，剩下的唯有比萨。在环绕着大教堂的“奇迹广场”上，白色的大理石建筑熠熠生辉，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累积的贸易利润在大教堂里堆积如山。热那亚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在君士坦丁堡和克里米亚半岛都已经设立了基地。他们在安纳托利亚的海岸边开采明矾，并买卖从蒙古得来的奴隶，他们的船队驶向南安普敦和布鲁日。然而，他们在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遇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在拜占庭帝国、德意志帝国、诺曼王国和教皇之间纵横捭阖，已经获得独立，它现在雄心勃勃，正要继续拓展贸易帝国。

这座城市被环礁湖包围，牢不可破、战无不胜，外有水墙环绕，上有福音传教士圣马可庇佑。传说中，人们用妙法将他的遗体从穆斯林的亚历山大港护送到这座城市。[125]这个奇迹验证了威尼斯作为主教教区的神圣使命，也预示着共和国尚未完成的宏伟之举。圣马可主教座堂是一座与拜占庭之间文化交流的丰碑，是为圣人遗体建造的最华丽的神龛，让入内之人陷入沉思。对于信徒来说，最珍贵的据称是由圣路加本人所画的《带来胜利的圣母》[126]。这幅画是1203年在一个拜占庭将军的战车上缴获的战利品，几十年后才到达威尼斯。它和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圣母》都被视为可以显灵的画作，能够抵抗所有的苦难，而收藏它们的城市和国家也因此被赋予了某种身份。

一开始，神之庇佑在抗击热那亚人时大有帮助。大规模厮杀、小规模海战和停战轮番上演。很长时间以来，威尼斯人的商船航行已经缩减为每年两次，而且要在护航舰队即所谓的“mude”的守护下进行，以此来抵挡热那亚人和海盗的侵袭。乘客中除了商人和战士，还有朝圣者。这个海洋大国打造的避难所是兵工厂。在《神曲》中，但丁描述炽热的炼狱如何折磨可怜的罪人时就用了“威尼斯的兵工厂”（arzanàde'Viniziani）[127]，恐怖的炼狱就如同这个中世纪最大的工业体一样人声鼎沸、忙碌不堪。威尼斯对大陆的管辖方式较为温和：通过外交手段和合约确保其商业利益。虽然很多城邦对威尼斯共和国恨得咬牙切齿，却不得不屈服于它的经济强权，满足威尼斯的一切要求；不过他们也借此保留了自己的统治权。唯一的例外是战略重地费拉拉，它位于波河的入海口。1240年，腓特烈二世与教皇不睦，威尼斯趁此良机将费拉拉纳入直接管辖之下。25年后，古老的埃斯特家族入主此地。

意大利的编年史是一部部血淋淋的史书。它们讲述着城市间的战争和敌对的贵族家族之间的争斗，这些家族掠夺城邦就像在采摘成熟的苹果。城邦的行政长官只要有机可乘，都会施行专制统治，比如费拉拉的裁判官。大多数情况下，帮助强人掌权的正是城市里的民众。事实证明，大多数城邦没有能力建立高效的国家政体，在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时，他们无法提供最起码的正义与和平，也就无法保持平衡。解决这种混乱的办法就是领主制：最高统治者是领主，在意大利语中称“signore”，自13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城邦推行这一制度。那些由古老的高等贵族把控的地区最早改制，比如萨伏依或者蒙菲拉托。封建领主从城堡中匍匐而出，渐渐侵占城镇：哥特人建立的古老城市拉韦纳被波伦塔家族囊括手中，曼弗雷迪家族拿下了以陶瓷著称的法恩莎城。腓特烈二世的女婿埃泽利诺·达·罗马诺（EzzelinodaRomano）——某部编年史称其为“犯罪大师”（magisterscelerum）——将帕多瓦、维琴察、维罗纳和其他城市纳入他的恐怖统治之下，而古列尔莫·博卡内格拉（GuglielmoBoegra）成为热那亚之主。一些家族开始崛起，它们后来成为文艺复兴舞台上的主角，例如费拉拉的埃斯特、乌尔比诺的蒙特费尔特罗、米兰的维斯孔蒂等等。伦巴第曾经是自由的堡垒，如今却被视作暴政的“臭坑”。

自霍亨斯陶芬王朝末以来，那些相互交战的派系在文献中得到两个固定的称谓，多被称为“归尔甫派”（Guelfen，也称“教皇派”）和“吉伯林派”（Ghibellinen，也称“皇帝党”）。前者可能源自与教皇结盟的韦尔夫家族，后者则是从霍亨斯陶芬的城市瓦布林根演变而来，当时还叫维布林根（Wiblingen）。这两个称谓最早出现在佛罗伦萨，当时有两个庞大家族之间发生了冲突，这次事件与效忠韦尔夫还是霍亨斯陶芬完全无关。但从此以后，不管起因是什么，人们总是用这两个字眼来区分敌对派系。慢慢就形成了这种情况，一个城镇或氏族会给自己贴上一方的标签，这样它的对手就被归于另一方。

1260年，“归尔甫派”的佛罗伦萨和“吉伯林派”的锡耶纳之间的冲突在蒙塔佩尔蒂战役中达到**，这是一次史诗般的决战。锡耶纳的胜利让佛罗伦萨几乎覆灭。吉伯林派此前刚被对手流放，现在忽然成了获胜方，他们计划将佛罗伦萨夷为平地。然而，他们的领导人法里纳塔·德利·乌贝蒂（Farii）却高抬贵手：他虽是吉伯林派，但却是佛罗伦萨人，而且现在也很有归属感。许多故事虽然失实，但是起码内容精彩，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意大利各城市充斥着氏族斗争，爱国主义反而从中生发——那种自发的想要美化自己城市的情感后来也启迪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流亡的佛罗伦萨归尔甫派人在贝内文托一役后选择与安茹的查理并肩作战，有安茹利剑在侧，他们开始统领佛罗伦萨。但是，这座城市仍然动**不安。行会组织不能一直平息局势，《正义法规》（Ordiidigiustizia）也收效甚微。1293年，为上层和中层代言的贵族吉亚诺·德拉·贝拉（GianodellaBella）颁布这一法案，将大领主拦在权力门外。想要担任公职，必须先加入这个行会。不过，那些“大人物”并没有因此权力尽失，因为他们紧紧抱团，而且他们的军事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后来，吉亚诺惨遭流放。各党派也重组：一直纷争不断的归尔甫派内部分裂为“黑”“白”两党，聚集在两个氏族周围——黑党人士听命于新贵切尔奇，白党人士依附于旧贵族之首的多纳蒂家族。黑党很快又分崩离析，他们一直与圣座有财务往来，获益颇丰，由此与教会关系紧密，而在此地盘踞已久的旧贵族则拼命想要摆脱束缚。战斗和宪政实验从未停止过，由此生出的怨声也在编年史中经久回**。但丁受西塞罗启发，将他的城市比作一位病人，他在**辗转反侧，不停腾挪以求减轻痛苦，这个比喻后来常常被人引用。

这片土地曾让德意志的历任国王向往不已，如今似乎被他们抛诸脑后。腓特烈二世去世后，这里25年间没有皇帝驾临。1257年，两位国王之间的角逐重新开始：一边是“无地王”约翰的儿子康沃尔的理查德（Riwall），另一边是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世。而这两位都不可能成功。

帝国和它的邻居

尽管哈布斯堡家族费尽心机，却无法把持皇冠。鲁道夫的继任者是拿骚的阿道夫（AdolfvonNassau），他空有伯爵头衔，因为强硬粗暴的政治野心树敌甚多，后来被废黜。废帝之令出自选举他的选帝侯之手，而非出自教皇之口，这在历史上实属首次。在这个时期，皇位也经历了一个戏剧化的祛魅过程。1298年，阿道夫死于皇冠之争。战胜他的奥地利公爵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I）来自哈布斯堡家族，在位仅10年就被暗杀。卢森堡王朝的亨利七世（HenryⅦ，1308—1313年在位）成为继任者。

现如今，神圣帝国真正的统治根基是“家族权力”，它可以是继承来的、从别人手中购得的或者通过征服攫取的。皇帝的能力取决于他掌握多少土地和权力，拥有多少矿山、纳税区和富有城市。甚至犹太人群体也从中获利，他们自12世纪以来一直受到皇帝庇护，也要向皇帝纳贡。帝国本身并没有税收管理机制，也没有秩序井然的法律体系，没有军队、没有中心。一些城市趁着皇权松散，想要继续逃避当地主教或侯爵的管辖，甚至完全脱离束缚。时不时就有战争爆发，比如在斯特拉斯堡和科隆。哈布斯堡王朝向市民们提供庇佑，连城市贵族也伸出援手。这场角力持续了很久；市民阶层的自由之路并非总是畅通无阻。例如，主教一方在特里尔大获全胜，在法兰克的维尔茨堡也未落败，此地的主教权杖掌握在贵族手中。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上仍然谈判不断、纷争不止。也正是在这里，一任任皇帝或德意志国王轮番登场，举办帝国议会或加冕典礼。但我们只能从徽章、礼仪、游行和习俗中隐隐看到一个帝国的轮廓，或者在羊皮纸记载的权利中，而其中大多数权利从未得到实现。

然而，这个神圣帝国绝非一具巨尸。许多机构在之后几百年中渐渐成形，包括国会和两个最高法院。密集的权力网和法律网为国家政体奠定了基础。这股安静的力量若想征服别人，尚属孱弱，时不时还被邻国入侵和抢掠，但它又足够强大，在500年间屹立不倒。最起码，选举皇帝的程序更加稳固。“帝国的大人物”中有七位“选帝侯”——三个教会选帝侯和四个世俗选帝侯——拥有选举权，他们分别是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三地的大主教，还有波西米亚国王、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藩侯。在霍亨斯陶芬王朝覆灭后，群龙无首的局面让他们势力大增。

在波西米亚，令人反感的外族统治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各阶层蓄势待发，欲以武力推举奥托卡的儿子文策尔上台，而文策尔同样在为重登波兰王座而战。有那么几年，他似乎恢复了普舍美斯的昔日荣光，毕竟他的父亲趁阿尔帕德王朝[128]绝嗣之机，将匈牙利的王冠连同12世纪初被匈牙利征服的克罗地亚都交予他手。但是，文策尔在1306年死于谋杀。他的家族曾经坐拥从布拉格到波代诺内的广阔疆土，现在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在阿尔帕德曾经的土地上，安茹的查理·罗伯特（KarlRobert，1309—1343年在位）荣登王座。在安茹长达80年的统治下，匈牙利与西方和南方文化世界的关系日趋巩固。波兰的皮亚斯特王朝曾被条顿骑士团滋扰，刚刚经历了一段稳定期，现在又摇摇欲坠。

条顿骑士团在古普鲁士人和其他异教徒聚居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国家，接受教皇的直接管辖，他们把总部设在马尔堡，疆域从但泽延伸至雷瓦尔。1237年，条顿收编了盛行于利沃尼亚的宝剑骑士团。德意志移民和古普鲁士人在条顿骑士团动刀动枪之前及时皈依天主，成为这里的上流阶层，后来演化为普鲁士贵族。贸易和货币经济集中在城市，城市里有自治管理机构，也拥有司法裁决权和制币权。

不过，这一时期的霸主是卡佩王朝统治下的法兰西。原本的附庸国英格兰[129]频频来袭，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ippⅣ，1285—1314年在位）不得不全力迎战。他选拔了一群谋臣，问计纳策，巩固国家政权，在选任时重视能力、不问出身。市民阶层出身的法学家也位列其中。在他的推动下，王权统治的领域显著扩展。他迎娶纳瓦拉的胡安娜一世（JohannaⅠvonNavarra），得到了富庶的香槟地区，分享胡安娜的遗产，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头衔。自1033年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勃艮第王国也成为卡佩的附庸。不过，佛兰德斯人尤其是工匠和农民组成的武装力量成功与他抗衡。1302年，在科特赖克附近的“金马刺战役”中，他们竟歼灭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法国骑兵。腓力很快就得以复仇，但佛兰德斯的城市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这位国王对神职人员征税，驱逐犹太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以此攫取战争经费。另外，他还把圣殿骑士团的财富据为己有，从中获得利润。圣殿骑士团在法兰西渐渐有坐大之势，最终被教皇解散。骑士团团长和许多兄弟都被当成异教徒和魔鬼的信徒，先被审判、后被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