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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伟大复兴前夕（第2页）

前面已经提到的佛罗伦萨的大规模破产告诫人们，资本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为了支持战争、宫廷、节日，官僚和作家必须筹集大量资金。相反，公共财政促进了银行和信贷系统的扩展，而没收财产的幽灵也总是潜伏在旁。在当时最先进的经济体——意大利——这种危险并不存在，因为金钱精英与这里的政治权力紧密相连。银行家和商人在城市统治者中占据关键位置，而贷方和债务人通常是同一个人。热那亚政府与圣乔治银行唇齿相依，以至最终银行统治了这座城市并制定其政策。

机械时代的开始

从温暖时期开始的经济繁荣中，欧洲明白了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于是它更加快马加鞭，时间被前所未有地精巧划分到小时和分钟。而此前，它轻柔而安静地往前流逝，其过程从太阳的位置、水滴、燃烧渐尽的蜡烛中，或者是从14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的轻轻滴流的沙子中得以窥见。越来越多努力往前嘀嗒走动的钟确定了它们的节奏。到了13世纪下半叶，水钟已经不再被使用。轮钟的发明具有重大意义，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符合商业的合理性，而是因为它传播了一种颠覆性的原理：机械学，以及由此出现的机器工作。

希腊人、中国人——我们不过是站在钟表科学家苏颂（1020—1101）的肩膀上而已——以及阿拉伯人已经发现了精确计时所必要的摆轮原理。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世宫廷汇编的《天文知识集》展示了一座时钟，使用了比水更加黏稠的水银作为摆轮。阿里·伊本·查拉夫·穆拉迪的《秘密之书》（BuchderGeheimnisse）中包含对时钟原理的描述，也是从阿方索十世的宫廷传到佛罗伦萨的。机轴摆轮据推测是由一个西欧人发明的，并一直沿用到17世纪，直到出现了重大创新。这位匿名的天才使技术发展发生了巨大的飞跃，它的发明基本上可与蒸汽机的发明相媲美。仔细想想这样一种能使手表正常运转的功能：大齿轮和小齿轮的相互作用使剧烈运转的齿状冠轮转动，用其两个金属薄片轻轻触碰主轴，然后不断地迫使它不停摇摆。建立这种机制得需要多么丰富的技术知识、多么精湛的工艺以及何等的耐心啊！两个金属接片必须相互呈直角咬合，齿状冠轮上还需要奇数个点；而且锯齿对面必须留有缝隙，以便指针能够均匀地走动。这一原理一经出现便风靡整个欧洲——用什么途径传播呢？——它是一场改变时间的革命。此外，它开辟了建造更加复杂装置的可能性，尤其是得以让公民处于宇宙背景之中的天文钟的建造。

在欧洲，修道院中可以找到早期轮钟的痕迹，它们在那里召唤僧侣按时段祈祷。大约1325年，英格兰僧人彼得·莱特富特（PeterLightfoot）在威尔斯大教堂安装了天文钟。10年后，米兰市长阿佐·维斯孔蒂（AzzoVisti）在圣戈塔多塔楼的八角形结构中安装了一个机械钟，每个小时它都会报时。人们对此印象深刻，以至将这个屋顶上响彻着时钟声的城区叫作“时辰之地”（trada）。时钟成为权力的象征：它是被城市主人作为时间的立法者而展示的一种仪器。从那时起，欧洲这片充满了冲突的观念、书籍和工厂的大陆，变成了时钟之国。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世界在此时已经何等机械化了——除了摆轮时钟，在几乎同一时期的卢卡还出现了极为复杂的水力驱动的丝绸工厂——哲学则将其视为被上帝抛弃的乱象。

同时，这一享有盛誉的装置已成为理论讨论的话题。南英格兰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沃灵福德的理查德（附图7）完成了《关于天文钟的论文》。据他的说法，装有敲击装置的轮钟是在圣奥尔本斯制造完成的。理查德也是天文计算器“阿尔比恩”（Albion）的发明者，这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为铁匠的儿子，他可能熟悉将铁制成工件的技术。理论已付诸实践：通过在当时的数学高地牛津大学的学习，理查德习得了建构他的“计时器”所需的理论知识。一代人之后，来自帕多瓦的医生乔瓦尼·唐迪（GiovanniDondi，约1330—1388）经过16年的工作，也建造了他自己的极其精致的“天文钟”。唐迪那篇关于这一神奇物件的论文，其来源之一是诺瓦拉的坎帕诺（odaNovara）的著作，其中包含早期著名的摆轮的展示，而后者恰好懂阿拉伯语。与彼特拉克交好的唐迪将好奇心也延伸到了古代遗迹上。他不仅为它们赋诗，还为它们测算。

多亏了他这样的建设者，机械时间逐渐取代了按教会时序标准划分工作日的旧方法。时间感知也进行了世俗化。嘀嗒作响的时钟成了生死的主宰，通过前所未有的精确性，计算着手工业者昂贵的工作时长。但丁忧伤地回想着从前平静的日子，那时他还在“老城墙里的佛罗伦萨”过着“和平、有度和知廉耻”的生活，不必遵循时钟的指示。虽稍有延误，但新时代还是到达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它也占领了这片土地。可以肯定的是，时钟那时还如此不准确，以至我们可以相信，乔叟的公鸡尚特克特都能够比修道院里的时钟更可靠地进行计时。

机械钟由于隐藏的重量、齿轮和摆轮装置而具有神秘的生命，其使用寿命比以前制造的设备更长，从那时起及其此后的数百年来，一直深深吸引着人们。它适合作为人、国家、宇宙的隐喻。第一个给出这个比喻的人是奥雷斯姆——在那时的巴黎，按照查理五世的命令，他的时钟必须根据放在斯德岛的王宫里的时钟进行设置。但是，奥雷斯姆的上帝显然不是那种在完成了工作后，就将工作和人们抛下，然后径自离开的造钟人。相反，他无所不在，他保存并移动其造物。在大胆的猜测中，奥雷斯姆将它等同为包围在天堂最外层的无限空间。通往物理学的道路似乎已经开辟出来，它在天堂和地上，在“月下”（sublunaren）范围内适用于相同的规则。凤凰如此便抵达了欧洲，在巴黎和牛津，在阿维尼翁和佛罗伦萨发现了自己的巢穴。

在奥德修斯的千年

同时，一位著名演员出现在欧洲的文学舞台上：“多才多艺”的奥德修斯重新开始了他的旅程。但丁在《神曲·地狱篇》第26首诗歌中让奥德修斯承认：“我无法克服自己心中要去了解世界并历览人类善恶的热情。”对珀涅罗珀[147]的思慕，对儿子或老父亲的爱都无法阻止他——进入未知的世界，驶向无边的海洋。可以将此理解为，即使是奥德修斯，也会跟随他的精神跨过一个又一个边界。在这一点上，但丁处理得相当现代。彼特拉克寻求无拘无束的理想，并尝试过一种知识自由的生活。在一首神秘的十四行诗中，他给自己戴上了奥德修斯的面具：“我的船，完全被遗忘，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午夜时分，在冬季，在斯库拉[148]和卡律布狄斯[149]之间；舵旁坐着的那位先生，是我的仇敌。”泪如雨下，模糊了视野，他写道：“海浪下的死去的是理性和艺术，所以我开始怀疑，是否找得到港口。”但是他在中世纪后期到处流浪的经历意味着，发现与体验是对古代的向往和对新事物的渴望，是那些“勤劳的美德”，敦促他去研究古代纪念碑和古代的文字，驱使马可·波罗驶向世界的边缘，促使传教士里卡多去寻找天堂。

这位诡计多端的人从未被完全遗忘，但是现在呼唤他的声音正在累积，可与之相比拟的人越来越多。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将奥德修斯描述为一个受苦受难的人，他从冒险中幸存下来并从中学到了经验。洛多维科·多尔切（LodovicoDolce）赞美他用自己的美德来抗拒反复无常的命运女神。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Vespucci），这个美洲大陆的命名者，喜欢将自己视为他那个时代的奥德修斯。最终，伟大的收藏家和博物学家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Aldovrandi，1522—1605）将奥德修斯的名字视为一种符号。他问自己——引用维吉尔的话——是谁授予了他这个名字：“谁是奥德修斯？”并立即回答道：“一个思维全面的人，一个游历广阔的人。”因此，他按照这位英雄的生平，将自己的自传风格化了，他同样也游历了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亲身感受冒险旅程中的那些长途漂泊。1580年前后，他在位于博洛尼亚附近的萨维纳的圣安东尼奥（Sant'AntoniodiSavena）的别墅墙壁上画了《奥德赛》的场景。像英雄荷马一样，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尤利西斯在智慧女神和科学守护神雅典娜的保护下认识了自己。人类的劳动依然只是徒劳的，而伊萨卡岛，这座所有古老和现代流浪者的向往之岛，只有在死亡来临时才能到达，他自然也很清楚这一点。

在14世纪，其他一切都不确定，冒险旅途也是。这些旅行者也和弗朗西斯·培根——这个在名字和精神上与伟大的罗杰·培根相近的人——一样，带着自豪感越过赫拉克勒斯之柱看向一个新世界。大胆的创新者、躁动不安的知识分子仍然只是一小群人，彼特拉克知道他们的精神世界受到了各方的威胁。和14世纪初一样，人们害怕地在天空寻找线索。宗教动**到处弥漫，对纯洁的呼声越来越高。1399年夏天，身穿白色服装的信徒团体“比安奇”（Biachi）在阿尔卑斯山和拉齐奥地区周围活动。在接下来的1400年，他们都在希望和平与虔诚的时代到来。在英格兰，威克利夫的教义是由罗拉德派（lollards）[150]继承，他们最初只是指各种“背叛者”。他们拒绝礼仪、朝圣和传统的圣礼教义等外在活动，并为追求使徒式的贫穷而奋斗。国家对他们施以迫害和压迫。对于“伟大改革”的序幕来说，他们仍然无足轻重。在荷兰，盖尔特·格罗特（GeertGroote，约1340—1384）发起了“现代虔诚运动”，这也是一个平信徒参与的运动。在南部，它扩散到了巴塞尔和因特拉肯。他们的宗教信仰通过当时最广为人知的书籍之一的《遵主圣范》得以表达，即鼓励人们像救赎者一样生活，并虔诚地阅读《圣经》。对上帝的找寻也可能导致对伊斯兰教的皈依，例如在突尼斯生活直到去世的加泰罗尼亚方济各会的安塞慕·图迈德（Aurmeda，1355—1423），然而这类皈依仍属于极少的例外情况。

在法国，从1394年起，实行了圣路易曾经下达的命令，即驱逐犹太人。许多幸存者都更愿意受洗。随后命令蔓延到了斯特拉斯堡、布拉格和施派尔等城市。从那时开始，乡村地区的犹太教占据了主导，许多被驱逐者不得不在城墙外尝试找寻新的起点。英格兰的犹太人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被驱逐。冲突只能来自接触，因此英伦岛上也缺少现代反犹太主义的“温床”。14世纪最后的十年，在西班牙，从塞维利亚开始，发生了迫害和谋杀，数万人选择改变宗教信仰。

彼时，作为国家和教会喉咙的大学，在知识的革新方面一时失去了其重要意义。在讲堂之外，人文研究在宫廷和城市中蓬勃发展起来。远离那些关于普遍性的辩论、逻辑学家的狭隘见解以及对于神学微妙的讨论，人本主义者用以叙述和解释的方式接近了真理。他们寻找生命间的关联，努力追求语言之美，并继续挖掘古老的遗产。标准发生了变化。来自阿雷佐的多梅尼科·班迪尼（Domenii，1335—1418）在博洛尼亚大学担任修辞学和语法讲师，在生涯即将结束时，他着手编写了一本百科全书，乍一看就像中世纪知识的汇编。班迪尼非常重视其中与人相关的内容。他在书中讲述了大约4000则著名男女的传记，并根据事实来源进行了评论。因此，他的方法展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色彩。

来自帕尔马的医学教授比亚焦·佩拉卡尼（BiagioPelai，约1347—1416）也提出了一些闻所未闻的观点。西方人视这位奥卡姆的威廉的追随者为他们的拉齐：一个在各个方面都与传统背道而驰的人，并因此赢得了人们口中“魔鬼医生”（doctordiabolicus）的称号。在所有获取认知的方法中，如后来的笛卡儿一样，比亚焦最为推崇数学。他认为，可以肯定有一个连上帝也无法做任何更改的事实：人的独立存在。他教授过一些骇人听闻的知识，例如灵魂可以由物质构成，并束缚在人身体上，因此它是会消失的；以及宗教之间的差异是源于不同的气候条件和行星星座。上帝依然只是扮演着机械师的角色，就像时钟发条一样，将曾经被创造的世界抛在了身后。比亚焦的思想指示了方向，但它们直到17世纪才完全开放呈现出来。

坟墓雕塑（transi）将死者展现为眼窝空空，有时还会呈现被蛆、蛇和蟾蜍爬行的尸体。这种恐惧提醒人们，生命是短暂的，最美丽的身体未来也不过是蠕虫的食物而已。人们被瘟疫缠身的经历也反映了在那时越来越普遍的死亡之舞。它们把死亡描绘成一个伟大的一视同仁者，一个咧着嘴笑的骷髅，领着教皇和皇帝、老太婆和漂亮的姑娘、学者和修女一起跳舞。自从于瘟疫中康复的诗人让·勒弗尔（JeanleFèvre）在1376年写下了《骇人之舞》（TanzdesMacabré）之后，“骇人”说的就是这类可怕的事物。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艺术展示出了文化交流的巨大凝聚力，人们甚至认为可以称之为“国际哥特式风格”。涌现的大量的“美丽的圣母”像是那么相似，以至人们都想要将其作为同一位大师的作品。风格的形成是通过交流实现的。它们的代理机构是修会和教廷，是宫廷和拥有贸易网络的城市以及大学；媒介则是绘画、信件、书籍和画家的眼睛。新的信息传递系统缩小了欧洲的空间。大约在1380年，显然最早是从米兰公国开始，掀起了一场“复兴接力”。新的邮政服务开始兴起，邮件不再仅由单个信使传送，而是沿着一系列站点，通过有规律的交通往来进行运送。法国紧随其后，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开始效仿。

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更为友好的先驱，不仅仅萌芽于反对罗马的过程中。《法国大编年史》向它的宫廷听众讲述了他们的帝国传记，其插图精美的手稿根据较早的编年史、国王的传记和其他文献编制而成。撰写者的工作地点位于圣丹尼斯王家修道院，几步之遥便是统治者和王后的居所，他们的事迹如今化为墨迹与声名。百年战争的英勇将领伯特兰·迪·盖斯克林（BertrandduGues）也被记录了下来。国王的陵墓在其他方面彰显着自己的身份：对于丹麦人来说就是罗斯基勒主教教堂，葡萄牙人就是里斯本的耶罗尼莫斯修道院，英国人则是乔叟的安息之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城市共和国中，圣徒还必须与越来越多的世俗的半神分享教堂。圣十字教堂变成了佛罗伦萨的万神殿，而威尼斯则为它的许多总督和海上英雄在圣乔瓦尼及保罗大教堂和弗拉里教堂里准备了足够的墓穴，与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士一同长眠。

欧洲的多样性和信仰的界限

在此期间，人们在东方的撒马尔罕发现了一个著名的陵墓。陵墓的圆顶覆盖着蓝色陶瓷，保护着帖木儿·伦克及其继任者的最后安息之所，内部装饰精美的缎带显示了征服者尊贵的血统及其创下的丰功伟绩。他成了传奇，他短暂的帝国成了帝国伟业的先兆。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Darwin）说，帖木儿的去世标志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因为他，阻止欧亚大陆被西方国家、伊斯兰中亚和远东国家三方分割的最后一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从那以后，由于帖木儿对中亚的袭击所造成的破坏，以及该地区部落间关系依然保有的重要意义，原本的力量平衡向更有利于远东和远西的方向倾斜。

彼时，遥远的欧洲不再处于皇冠的统治之下。法学家巴尔杜斯·德·乌巴尔迪斯（BaldusdeUbaldis，1327—1400）总结道：“国王只是他自己王国中的皇帝。”（Rexinregimperatnisui。）罗马皇帝是末日之前最后一个帝国的主人，也是世上最高的君主，这一观点继续通过许多皇帝身边的作家所创作的小册子传扬了数百年之久，在外交上皇帝的使臣要求获得优先权。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兴国家为自己创造了新的记忆，一大群伟大的逝者与1308年被谋杀的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一起安息于帝国的施派尔大教堂。这一世界帝国已形同虚设，永远不会有一个德意志国王的国家大教堂了。

欧洲国家不能——这是关键所在——在一个帝国的领导下保持稳定的存在。这块大陆仍然是激烈竞争的舞台，这里不仅有剑和大炮，还有羽毛、图像和建筑物。雄心勃勃又无比虔诚造就了一片充满恩惠的土地，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发明家和学者定居于此。教会分裂有利于教育和科学。例如，教皇和敌对教皇通过各自授予新大学特权而互相竞争，确保各自获得的支持。

除了宗教纠纷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科学家，他取代了神职人员，成为中世纪经典的自然哲学家。他的研究重点不是针对教条、道德和伦理，也不是对隐藏秘密的探寻，而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辨明“真”或“假”。因此，学术的实际利益更加凸显。一位学者放弃了“入世”的积极生活，那么也将失去他自己理想的地位。现在这个双头教会可能会努力规避国家的分散：它可以提起法律谴责异端邪说，烧书，有时甚至烧人——但是神职人员的力量在四分五裂的欧洲受到了极大制约。在1400年前后，罗马对救赎告解的垄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并且偶尔的社会动**也能发现其中神学提供的侧翼保护。埃克哈特大师说，并不是血统和财产造就了贵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贵族。如果按他用德语讲授的观点，人类是被上帝——他的天父——“以灵魂的最高境界”生出的，那么外部的尊严又算什么呢？但丁在他的《宴会》的第四书中也提出了“基于美德的真正贵族”这一概念，而那种旧有的世袭贵族由此便毫无意义。

强大的女性

欧洲妇女被丈夫束缚，很少有人能接受高等教育。但到中世纪晚期，这里的妇女仍比拉丁欧洲地区之外的妇女同胞享有更多自由。在许多国家，甚至在现代的伊斯兰世界中，年轻女孩和妇女并没有令人羡慕的处境，其源头深深植根于过去。

乔叟笔下的“巴斯夫人”可能是欧洲人觉醒的象征。这个结过五次婚的女人的故事，关涉了婚姻的苦难和僧侣仇视女性的话题，此外也是一幅关于宫廷罗曼故事的讽刺画。长长的序言描绘了文学史上第一位自信的中产阶级女人的肖像。她是困难时期勇敢的母亲，她想充分享受上帝赋予她的性，从而支配自己的男人，有可能还是一位富有而年长的绅士。人们很难在其他文化的文学中找到其姐妹篇，如果我们不把《天方夜谭》中聪明的苏丹新娘谢赫沙拉德算在内的话。

一些真正自由和强大的女性在欧洲中世纪涌现出来：她们中不仅有修女和圣人，还有诸如号称“游吟诗人的女王”的阿基坦的埃莉诺（EleonorevonAquitanien），或丹麦的玛格丽特，那不勒斯的胡安娜或波兰的雅德维加这样的女性统治者。然而，法国的《萨利克继承法》排除了女性继承王座的机会；伊丽莎白一世坐在百合花宝座上的画面是无法想象的。在市民阶层中，妇女通常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开展事业，偶尔会出现一些可以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做生意的女商人。科隆、苏黎世和巴黎组建了妇女行会，例如，丝绸女织工联合会。

妇女的自由甚至在意想不到的领域里找到了支持。锡耶纳的圣贝纳迪诺（BernhardinvonSiena，1380—1444），实际上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他却在一次讲道中捍卫了男人和女人的平等：“上帝是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而不是他的脚骨，不是为了让他践踏女人。”显然，此时他忘记了阿奎纳的教导，阿奎纳基于一些荒谬的医学思索而认为妇女是“不合格的男人”。

一位定居巴黎的意大利裔女性克里斯蒂娜·德·皮桑（edePizan，1365—1430）成为女权主义的“神圣资助者”。她是第一个依靠高级贵族的资助，以写作为生的普通女性。她的《妇女城》强调，凭上帝的智慧，是断不会让女人像《玫瑰传奇》中的某些段落那样不完美和邪恶的。在15世纪的头几年，这种批评引发了欧洲的第一场文学论战。反对他们的是法国最早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德·蒙特勒伊（Jeareuil，1354—1418）。“玫瑰之友”为其所推崇的作品极力辩护，又不乏幽默。克里斯蒂娜勇敢地做出回应。她批评了小说中渲染的男性气概，对自由性行为的赞颂，以及以奥维德的理念为依据的爱情理论。正如她所认为的那样，文学应该尊重道德边界，特别是女性的尊严。在她看来，他们心中的理想形象绝不是女性解放的先锋战士，而仅仅是敏感的宫廷侍女，只会对粗俗的男性话语感到气愤。与之相符的这样一位能干的、具有生活智慧的女人，在逆境中依然强大淡定的女性，不正是如克里斯蒂娜在《淑女的美德》一书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一样吗？这其中可能暗藏了作者的自我形象。

当然，反过来，我们将不得不讲述一千多年前的男人也如今天一样给妻子或爱人带来爱。作为男性的代表——男性中也并非只有暴君、压迫者和杀妻者——我们让冰岛的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Sturluson，1179—1212）来谈谈吧，他深爱着美丽的古德伦·赫林斯多蒂尔（Gudruir）。“我走进了这个最美好的女人所在的房子里，”他继续回忆说，“她正梳着她卷曲的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