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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康斯坦茨到君士坦丁堡（第2页）

百年战争的转折与结束

1399年的英国，在面对由金雀花王朝改为兰开斯特王朝的王朝更替时，横向机制已显示出其实力：国王亨利四世是议会恩赐的君主。仅凭议会的裁决就罢黜了理查二世，并使继任者——其血管里流的贵族血液略为稀少——合法化。尽管如此，兰开斯特家族的前两位国王却被证明是颇有能力的政治家。亨利是一位受过教育且具有语言素养的书籍爱好者，常常与乔叟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相谈甚欢，他知道如何恢复王室的财政状况。在其儿子的协助下，他镇压了叛乱并扼杀了罗拉德派运动，避免了该运动像欧洲大陆上的胡斯运动那样发展出政治势头。

亨利的战争经验丰富，十几岁的时候，在一场战斗中差点被箭射死。他推行一种平衡政策，将理查二世的遗骨转移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为和解的标志。他是英国第一位使用英语撰写官方信函的国王。然而，他的野心不是建立一个国家，而是继承前人的遗志重新征服大陆帝国。当亨利的一支远征军到达诺曼的哈弗勒附近时，“无畏者”约翰并没有插手干预。1415年10月25日，亨利的弓箭手在阿金库尔摧毁了数量上占优的法军。诺曼底向英国敞开了。年轻的奥尔良的查理被俘，直到25年后才被释放。他在这段时间内成长为法国的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一本以“一位巴黎市民的记录”而闻名的日记以独特的民众视角描写了百年战争中那些糟糕的日子，其作者写道：“人们可以看到士兵涌入，却不知为何。”他讲述了“像撒拉逊人[159]那样”生活的雇佣军，描述了处决、流行病和物价疯涨等事，还讲述了一些高官的奇闻异事——他们也插手一些混乱的勾当。与匿名者描绘的恐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讲述查理六世的妻子，来自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IsabellavonBayern，约1370—1435）的“宫廷爱情”故事。人们相识于诗歌比赛，比赛由女士和“处女”担任裁判。骑士求爱堂（Minnehof）[160]也有民众参加，这里原本是出于惩戒武士精英的目的而建，伊莎贝拉从中做媒。

1418年5月底，勃艮第人重新占领了巴黎。阿马尼亚克的伯纳德失败了，但王太子得以逃脱。彼时，他驻守在布尔日和普瓦捷的宫廷，而他的巴伐利亚母亲则与仇敌勃艮第联手，潜伏在特鲁瓦。1419年，在“无畏者”约翰和王太子于巴黎附近举行会晤时，这位勃艮第人——可能是王太子的授意——被杀掉了。这是对1407年谋杀案的报复，暗杀事件巩固了勃艮第-英国同盟，使其成为法国致命的威胁。

来自法国南部的法学家让·德·泰尔-维梅叶（Jeaerre-Vermeille，约1370—1430）在为王太子服务期间从事罗马法工作，他对这场混乱做出了回应。他的《论文》，即三篇论文，起草了一套精确的继承规则，赋予了王太子作为联合国王的权力。饱经风霜的法国使其成了“神秘文集”，并因此不朽。他制定的那些永恒不变的基本法，甚至对国王也有约束力。继承不是根据私法，而是要符合惯例。国王是一位管理者，并不是王冠的所有者或受益人。就像许多试图寻求国家强盛或至少构建无懈可击的抽象概念的理论一样，泰尔维梅叶的纲领诞生于例外状况之下。

奥尔良解放后，法国军队在这位“少女”的带领下，为百合花旗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为查理七世在兰斯大教堂加冕和涂抹圣膏扫清了道路。然而故事的悲惨结局终结了这个神话。在1431年初对抗贡比涅的敌人时，贞德落入勃艮第人的手中，勃艮第人将她交给了贝德福德公爵以换取一大笔钱。宗教法庭以异端和巫术罪判处这位“英国祸害”以死刑。在鲁昂的市场上，她如同胡斯和其他异教徒那样被烧死，连骨灰都被处理得一干二净。当时，那些当权者非常害怕这些圣洁的男女，因为这些人能够将宗教狂热变成战争般的能量，即使他们已经死去。重新赢回奥尔良和查理的加冕意味着伟大战争的转机。决定性的因素出现在1435年，《阿拉斯和约》打破了勃艮第与英国的联盟，并逐步将英国人驱逐出境，首先是从法兰西岛和巴黎，然后是诺曼底。他们的最后一次进攻是在1453年，但也以失败告终。在法国大陆上，他们只剩下加来这块地方了。“法国母亲”赢得了领土国家的轮廓，国家的权力主张超出了王室领地的范围，其统一在国王身上也得到体现。直至200年后，法国政治家黎塞留枢机主教在一份外交简报中将“陛下”（SaMajesté）一词删去，并用“法兰西”（LaFrance）代替。

在法国，主张为国王争取权力垄断的意愿变得越发坚定，这也是现代国家的核心。内战结束后，雇佣军在阿拉斯被清剿，他们在这个国家里四处逃窜，最后合并为一支常备军，其余的在其帮助下逃至各地。邻近国家也遭受其苦。比如，在苏黎世与联邦其他地区发生冲突时，王太子路易领导下的一支阿马尼亚克大军在巴塞尔地区以掠夺方式攻打进来。在比尔斯河上，他们遭遇到了一支有1500个瑞士民兵的队伍。经过英勇的战斗，这支瑞士人组成的队伍最终被围困在一家医务室的花园中，被比他们的人数多20倍的军队打到几乎只剩最后一个人。路易不想再把他昂贵的雇佣军献给这样的对手，因此中断了此次进军。比尔斯河上的圣雅各布[164]对于瑞士人来说，就像温泉关[165]之于希腊人，阿拉莫[166]之于美国人一样，昔日这些牺牲的人甚至给予了人们勇气以“精神防御”去对抗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战争的最大利益是由“无畏者”约翰的儿子“好人”腓力三世（PhilippderGute，1419—1467年在位）攫取的。古老的洛塔林吉亚王国似乎已获重生。在腓力三世统治期间，直到1467年，他的统治权力通过继承、联姻以及购买财产，从荷兰北部勃艮第延伸到林堡、卢森堡、布拉班特和佛兰德斯，直至皮卡第，还拥有一块在卢瓦尔河和日内瓦湖之间的勃艮第的古老土地。腓力三世从《阿拉斯和约》签订起，就摆脱了对法国国王效忠的义务，靠自己和上帝的恩典而统治。只是还缺少一顶王室的王冠，以及北部和南部地区之间的联系。

勃艮第仲夏：现实主义的游戏

勃艮第是一个年轻的大国，寻求形式和包装，不惜一切代价在各种荣耀中展现自己。腓力三世的图书管理员、书法家和微缩画家大卫·奥伯特（DavidAubert）认为，他的统治者所收藏的丰富的古代经典书籍是这世界上最精美的。对于约翰·赫伊津哈而言，五光十色的勃艮第文化为他提供灵感来描述这一时期，布克哈特在其中则看见了现代性的曙光，他视之为秋天最后的成熟时节，正在郁郁葱葱的辉煌中逝去。的确，来自半个欧洲的各类影响与新旧事物走到了一起。勃艮第位于欧洲最重要的道路交会处，用加斯顿·鲁普内尔（GastonRoupnel）的话来说，它在吞入吐出方面非常出色。蓬勃的经济为此提供了各种条件。大约在1450年，勃艮第公爵统治了欧洲一些最富有的城市，其中包括根特和安特卫普，它们即将超过布鲁日。

鲁普内尔所说的可以用作曲家纪尧姆·杜法的例子来说明，他晚年是康布雷主教堂的教士会成员。他一生都在宫廷和各种事件中度过，在那里，他是复调音乐的大师，他与人建立关系，并获得订单，赚得不少，最重要的是他不断地学习。马拉泰斯塔家族、埃斯特家族[167]和萨伏依家族在博洛尼亚和罗马的宫廷，在康斯坦茨、佛罗伦萨和巴塞尔的宗教会议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的音乐更加欧洲化，融合了佛兰德斯、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影响，并成为后来作曲家的典范。除了吉尔·班舒瓦（GillesBinchois）之外，他和英国人约翰·邓斯特布尔（JohnDunstable）也都是“好人”腓力三世宫廷管弦乐的成员，后者是法国-佛兰德斯音乐的重要作曲家之一，其音乐伴随着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皮耶罗·德·美第奇（Pierode'Medici）称赞“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珠宝”。

公爵加冕典礼和乔迁、宴会和节日、婚礼或葬礼游行，这些仪式彰显着勃艮第国家及其秩序，表明它是一个“政治团体”。统治者身穿价值不菲的黑色外衣，其与朝臣同普通人的穿着相区别，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尊卑。文字、符号和音乐所带来的奇妙神圣气息时刻提醒我们，统治权和国家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单独建立起来的。勃艮第的仪式很快就覆盖了欧洲一半的宫廷，反过来这也反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风情。在仪式原则的最深层面，公爵个人所残存的神性余晖闪耀出来。违抗可能会消耗统治者的仁慈——尽管不是生命，就像那些敢于直视东南亚大城府统治者的人一样。

娱乐活动繁多，诸如比赛，颇具异国情调的辉煌庆祝，还要相互决斗以期得到看台上美丽的姑娘的喜欢和青睐。他们让古老的骑士战争演变为欢乐上演的运动项目。那个时代的战斗表明骑士战争已经失落：未来属于弓弩、火炮和雇佣军。骑士文化也在“金羊毛骑士团”等骑士修道会中幸存。它是由“好人”腓力三世创立的，其目的不是游戏和娱乐，而是出于对上帝的赞美和展现“美好的荣耀和崇高的声誉”。骑士团胸链一跃成为欧洲最负盛名的奖章，它是羊毛形状的徽章——可能是伊阿宋的羊毛，或者更可能是《圣经》中的基甸（Gideon）的羊毛——成为贵族的标志。勃艮第公爵先是被任命为骑士团的领主，后来领主权转移给皇帝和国王。

勃艮第王朝的纪念碑及其崇高的传统，一方面是丰富的史学，另一方面则是公爵们的墓地。“大胆的”菲利普（1363—1404年在位）下令，要求加尔都西会修士在第戎外的一块名为“尚穆尔”（Champmol）的土地上建造一座修道院。这个修会以最严格的纪律闻名，僧侣们保证尽职尽责地为创始人的灵魂救赎祈祷。菲利普任命克劳斯·斯劳特（ClausSluter）作为他的雕塑家，其作品兼具纪念意义和现实意义。斯劳特为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创作了一出石质的神秘剧。它的主人公是注定要去髑髅山[168]的先知，他们都是现世的人，他们露出起皱的面孔，带着严肃的表情或平静的怀疑。这些“送葬者”的表达力——“哭泣着”的忧伤的僧侣们，它们是斯劳特以及其他几位大师为“大胆的”菲利普和“无畏者”约翰的陵墓打造的——打破了所有常规，还从未有过以如此现实的方式雕刻出丰富的感情。在某些人物中，痛苦的表达是含蓄的，他们掩住了脸。

在绘画方面，15世纪30年代也出现了与雕塑类似的现实主义。书籍上色也尝试了新的样式。此外——那时候文化潮流从南流向北——锡耶纳人的艺术提供了灵感。阿维尼翁，这个西蒙尼·马蒂尼曾经的创作地点，成为这股潮流中的重要角色。最终的结果令人惊叹：绘画中掀起了类似于斯劳特在雕塑领域中带来的颠覆的革命。曾经常被用来呈现圣徒的金色背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中的风景：山峦和宽阔的平原，蜿蜒曲折的道路纵横交错，以及远处的城堡和大海。比如，罗伯特·康平（Robert，约1375—1444）就带领我们走进中世纪城镇的街道，邀请我们参观中产阶级的客厅和作坊。在近代艺术史上的第一批人物肖像画中，有两幅几乎完全相同的作品就出自康平之手——它们如今藏于柏林画廊和马德里的提森-博内米萨国立博物馆。画中呈现了一个肥胖而高贵的绅士，不具有任何神圣的背景，只是在展示这个人。像斯劳特一样，扬·凡·艾克（JanvanEyck，约1390—1441）也是推动艺术领域话语革命取得突破的人之一。对于“临摹自然”这一绘画任务，他完成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位来自马斯特里赫特附近的马塞克市的人，在画板上创作出了这世上的一切：例如，根特祭坛上画的大幅亚当和夏娃裸像，穿着金织锦缎一起合奏的天使、圣人、圣父，以及这片土地上的风景。卢卡商人乔瓦尼·阿尔诺菲尼（GiovanniArnolfini）的订婚照使人可以看到15世纪的房间样貌。后墙上的涂鸦既是画家的签名，又是画家亲眼见证这一切的体现——“扬·凡·艾克在这里1434年”（Johahic1434）。画家按原样描绘事物，甚至让不真实的事物也变得真实起来。就像康平的肖像一样，这幅著名的画作是最早一批呈现世俗主题的画作之一，代表着一种对世界的征服。此前通过薄伽丘或乔叟的诗歌，以及后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来展示的现实，绘画也能描绘得出来。

凡·艾克的作品甚至也令同时代的人着迷。在公共假日开放根特祭坛时，好奇的人们整天都在这个充满奇观的小教堂里摩肩接踵地观览。皇帝、国王和艺术同行，例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Dürer，1471—1528）都对此叹为观止。产生如此效果的原因是，扬没有按当时的惯例用蛋黄作为涂料的黏合剂，而是用油。这样的方式可以延长处理时间，并使颜色鲜亮，还可以处理微妙的过渡和用精细的笔刷轻添上几处高光。凡·艾克擅用这项技术，但他不是它的发明者，尽管爱国主义艺术作家希望如此。这项技术其实早已有之。

从他所处的时代来看，扬·凡·艾克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而是一位工匠，正如他本人在自己的一幅画作上所写的那样，他“竭尽自己所能”工作，精益求精。与杜法这样的音乐家不同，画家不被视作博雅艺术的大师。相反，他们练习“机械的技艺”（arsmeicala）或“机械手工艺”（meicalship），连薪水都比作曲家低。“好人”腓力三世明白，像凡·艾克这样的杰出艺术家，“在艺术和学识上都是出类拔萃的”，早已经摆脱了行会对成员施加的各种束缚。凡·艾克还担任外交官，从而为统治者服务。公爵资助了凡·艾克的孩子，但碍于尊严不肯去他的工作室拜访这位大师。最重要的是，宫廷使得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能够自由发展。如果没有赞助人，那时及以后都几乎不会有重要的艺术和同样罕见的优秀科学出现。

自从1422年以来，北方地区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是尼古拉斯·罗林（NicolasRolin，1376—1462），“好人”腓力三世的宰相大臣。他来自勃艮第省的欧坦，最初是在巴黎和第戎当律师。通过巧妙的婚姻，他成了大富翁；宫廷的职务令他获得了骑士头衔。他提供了晋升的典范：一名雄心勃勃、果断而坚定的改革家。冷酷无情的他将圣女贞德交由司法审判。直到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的影响力才消失。他总有充分的理由来平衡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并且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罗林在博纳修建了自己的“王宫医院”，罗吉尔·凡·德·韦登（RogiervanderWeyden，13991400—1464）为该医院创作了大型的“最后的审判”。此前，罗林曾委托扬·凡·艾克为欧坦的一座教堂画圣母像，而他是这里的主保圣人。可以推断，他之所以聘请凡·艾克这样一位在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师，是想要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但不应忽视的是，即使是那个时代最美丽的艺术品——包括根据对表象细致入微的观察而创作的凡·艾克的《大臣罗林的圣母》——都主要是献祭作品，即好的作品。创办医院时，在尘世中一直积极追名逐利的罗林在资助事迹中写道，这是为了他的救赎，希望通过幸福的交易用尘世之物换取天堂的物品。

因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通过交流过程和成千上万赞助人的资助才得以实现的。艺术家总是循着商人的道路而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阿尔诺菲尼和波尔蒂纳里，其中一些商人也作为客户出现。此外，看看这些画作就可以勾勒出赞助人的景观，科技和自然科学也在类似的景观中取得突破。

意大利的“王车易位”[170]

1455年前后，一位画家画了一幅表情严肃的自画像，完成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各种艺术流派的综合——他就是让·富盖，《法国大编年史》的插画家。他为查理七世的财务大臣艾蒂安·谢瓦利埃（étienneChevalier）绘制的祭坛画，在以意大利透视视角描绘的建筑背景前向这位客户呈现了在北方习得的现实主义风格。实际上，富盖在意大利待了好几年。在罗马，他为密涅瓦圣母堂制作了栩栩如生的尤金四世画像，可惜未保存下来。

1443年，教皇返回他的城市。枢机主教维戴莱斯奇已经在入口铺就了血迹斑斑的地面。这座西方教会的首都并不算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在太宽的围墙内点缀着布满藤蔓的田野和丘陵。大约有3万人居住在这座曾经的大城市。根据一位编年史家的说法，由于教皇的缺席，罗马已成为放牧的场所：“绵羊和奶牛在今天商人的餐桌所在处吃草。”尤金在受朋友奥尔西尼的家族统治下的梵蒂冈宫定居。如遇凶险，他可以从这里到达一个有顶棚的走廊（passetto），直达已经装备好大炮的圣安杰洛城堡中。从现在开始，梵蒂冈将自己确立为彼得继任者的总部，就在彼得的墓地附近，那是他们统治的基础。这座城市及其圣髑的神话保留了神奇的力量。不可否认，罗马现在被认为是教廷的合法处所。巴塞尔反对派的最后一个分支选举萨伏依公爵阿梅迪奥八世（AmadeusⅧ）为敌对教皇，即教皇费利克斯五世（FelixV），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可。他于1449年退位。

在北部地区，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不得不重新相互制衡。在威尼斯，一个主张建立自己的大陆国家的政党占据上风。基奥贾战争表明，像热那亚这样的强大对手与内陆领主联合反对威尼斯共和国时，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同样，应该防止米兰重新获得优势。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死后，他的国家陷入权力斗争，几乎丧失了国力长达10年，这给大陆上的势力带来了渔翁得利的机会。威尼斯共和国开始征战各领地，包括维琴察和维罗纳，而帕多瓦的卡拉拉氏族被连根拔起。百姓对处决毫不在意地评论道：“一个死人就不会发动战争了。”大约在1430年，威尼斯的领土扩展到罗韦雷托和贝加莫。此外，包括格拉多的宗主教区的弗留利和曾经输给匈牙利的达尔马提亚城市，都归于圣马可的旗帜下。仅有杜布罗夫尼克市共和国还能够通过外交头衔维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无论是面对威尼斯共和国还是苏丹。

在米兰，曾经辉煌的维斯孔蒂家族的统治在15世纪上半叶终结。让我们来详细说一下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FilippoMariaVisti，1402—1447）吧！他是吉安·加莱亚佐的儿子。雇佣军首领法西诺·卡讷（Fae）死后，他与卡讷的遗孀比阿特丽斯·迪·腾达（Beatrida）结婚，与此同时，卡讷遗留下来的雇佣军和40万杜卡特金币则充当了嫁妆。菲利波的兄长和对手在同一天成为暗杀的受害者这一事实更是锦上添花，尽管这绝非偶然。然而，比阿特丽斯的幸福婚姻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1418年，所谓的通奸罪为菲利波提供了杀死比他大20多岁的妻子的借口，嫁妆却留了下来。后来菲利波娶了一个肥胖、暴力、神经质的女人，她是萨伏依公爵阿梅迪奥八世（未来的敌对教皇费利克斯五世）的女儿。与卡讷遗孀的婚姻一样，孩子缺席了这场政治婚姻。为了**，或许也有爱情，一个情妇倒是给公爵的家族生下了后代，生下了具有继承权的女儿比安卡·玛丽亚（BiancaMaria）。

早期现代国家的诞生历史，就是由那些像罗马法、公务员这类无聊的事情所组成，但正如读者会注意到的那样，它们有时会成为一出舞台剧。不幸的比阿特丽斯，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这位可怜的妻子，她的命运激发了文森佐·贝利尼（VinzoBellini）创作歌剧的灵感，而不幸的布索内成了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Manzoni，1785—1873）笔下悲剧的主角。通过文艺复兴时期自相残杀的战争，其向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的意大利人展示了他们之所以落入外国统治处境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布索内之类的雇佣军是早期现代国家的建设者。他们帮助各统治者获得权力，划定界限，解决争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梦想着建立自己的国家，获得公爵的头衔，甚至是王冠。一些成功的军团——比如霍克伍德和斯福尔扎，以及后来的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Federioro，1422—1482）——面前都站着一支失败者大军。福特布拉奇（Fortebracci）仍然是其中最著名的人之一，而许多其他名字几乎都不像这个名字那样知名。许多人的生平将为小说提供素材：例如卡斯特拉卡尼或战士恩古兰·德·库西（EnguerranddeCoucy），他曾在三大洲奋战却在安纳托利亚布尔萨的骑士监狱里丧生。

人们大可以热火朝天地去构建未来——过去即使对于最厉害的人来说，也还是会过去，除非他付钱给历史学家去改变它，甚至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纹章也是一个大胆的谎言。它在帝国之鹰旁边展示了维斯孔蒂家族的毒蛇，而实际上，他和他的家人与这蛇毫无关联。弗朗切斯科还利用科学和艺术来忘记他应得的背叛。帕维亚的维斯孔蒂图书馆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得到了他的进一步支持。对米兰大教堂和帕维亚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他也继续加以扩建。就像勃艮第大臣罗林一样，他通过让宫廷建筑师菲拉雷特建造医院来积累功德。米兰人很快将这座纪念性建筑物称为“福利医院”（Ca'granda）。即使在今天，城市中心阴暗的斯福尔扎城堡仍让人想起这位白手起家的公爵。城墙那钻石般的砌面，巨大的圆形塔楼和菲拉雷特设计的塔楼代表着纯粹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这座建筑想要用共和国的可笑念头来教导米兰市民学会服从。